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历来是一个在学术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一种看法认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过是一个“伪问题”，社会科学最终追求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中外无二。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是摆脱西方社会科学话语霸权的唯一出路，本土化意味着面向本国的现实问题，建立本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学术史不断证明：哪里有学术话语霸权，哪里就有这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
周晓虹教授的新书《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下简称《文化自觉》）似乎不打算在这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方站队，而是主要基于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实践改变提问的方式：过往的社会科学中国化到底来源于何种吁求？又为何在当下不见消减而日渐高涨？提问方式的转换把本体论的问题转化为了认识论的问题，而且这个认识论问题既是一个发生学的问题，又是一个历史取向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这个既具有时间维度又具有空间维度的问题，体现出作者的学术格局与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表面上看，《文化自觉》一书并没有用特别严谨的逻辑推理结构去回答这个问题，但看似随性安排的语篇，却又无不紧密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体现了精巧的构思和老辣的文笔。
《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周晓虹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从时间维度来看，《文化自觉》紧紧围绕两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展开学术史的思考，形成了该书逻辑结构的重要线索：一是以费孝通和孙本文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如何拉开了中国社会学百年研究的序幕；二是以改革开放和重建社会学为时间起点，分析第二代中国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问题意识和学术实践。
20世纪上半叶，在外敌入侵和内战频仍的中国，费孝通和孙本文分别代表着在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社会学“中国学派”和强调文化与心理因素对社会之影响的“综合学派”，尽管他们对如何开展社会学的中国化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意识到改造西方社会科学使之成为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在《文化自觉》看来，民族性（国家命运）、实践性（服务社会）和思考性（改造社会）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是费孝通晚年所说的文化自觉，是导致费孝通先生和孙本文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上具有强烈冲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也正因此，1979年3月费孝通先生受命重建中国社会学时，他转而扮演起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本文先生所扮演的角色，为中国式的社会学学科建设谋篇布局。在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历程中，费孝通先生并不孤独，一大批“知青”逐渐成长为中国社会学的中坚力量。通过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40位中国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作者发现这一批经历和见证过上山下乡的社会学家们不仅同样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且他们此后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与各种异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他们独有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所以，不管这些学者在修辞上赞成社会学本土化还是反对社会学本土化，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社会学的本土化。在全书的跋中，作者用自己的个人生命史，描写了自己如何思考在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中赋予中国社会学以新的品质。事实上，与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一样，中国的第二代社会学家同样在用他们的生命史书写着“社会学中国化”。
从空间的维度来看，《文化自觉》试图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背景，向我们展现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科学中国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由文化自觉带来的学术自觉是着眼于研究主体的因素，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便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环境因素。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构成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双重动因。
《文化自觉》从序言开始就从西方社会学史的角度，向读者展现了社会学乃至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果。围绕着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型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科学从无到有，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细。而中国式现代化显得尤其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升级的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缠绕在一起，不仅加速中国社会转型，使社会变迁不断提速，也让中国在面向不同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不断地建构和更新着自我与他者的经验和体验。一方面，正如曼海姆所说，社会变迁越是剧烈，知识增长和更新的速度越快，这为社会科学中国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另一方面，这也加剧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感。
《文化自觉》一书通过揭示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双重动因，说明了社会科学中国化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可为。所以，争执社会科学需要不需要中国化没有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不过，《文化自觉》并没有因此就觉得社会科学中国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相反，该书认为很多不成功的本土化成果甚至为否定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学者提供了靶子。
吴文藻曾经为社会学中国化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步是“试用”西方理论；第二步是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验证”理论；第三步是“理论与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早熟的中国社会学在《江村经济》的时代就已经接近了这个目标。然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反而与这个目标有点渐行渐远，因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遍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考虑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新理论。而且，这些现象在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比较普遍。由此可见，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道路还很长。
说到底，这可能还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火候”没到，所以很多作品经不住时间的检验。也许这背后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值得学术界共勉：“初访江村是我这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历程界标……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中国学者还需要进一步扎根祖国大地，将自身的学术人生与这块土地的命运紧相关联，才能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