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创作始终在“荒诞”与“真实”的夹缝中寻找叙事支点。《一日三秋》以延津民间传说为引，将神话、梦境与现实熔铸成一部寓言体小说，这种“超现实”的叙事策略，实则是对人性困境的深刻隐喻。小说中“花二娘”的索笑惩罚，既是对人性虚伪的讽刺，亦是对“笑”这一生命本能的救赎性呼唤。这种叙事策略与《一句顶一万句》中“喊丧人罗长礼”的意象形成互文——在死亡的仪式中寻找生的意义，在荒诞的表象下挖掘真实的生存哲学。

刘震云的幽默始终带有冷峻的底色。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网络暴力与官场丑闻被以荒诞喜剧的方式呈现，读者在笑声中感受到的却是彻骨的寒意。这种“以喜写悲”的手法，既延续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又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精神。其作品中的“孤独”不仅是情感状态，更是一种存在困境：当现代人被切割成无数孤立的原子，如何通过“说得上话”重建精神联结？刘震云给出的答案，既非乌托邦式的救赎，亦非虚无主义的妥协，而是一种在荒诞中坚持寻找的韧性——正如杨百顺最终以“罗长礼”之名活下去，这种命名本身即是对存在意义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