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就得在实践中摸索！杜威‘从做中学’才是王道，让学生动手操作，知识才能真正内化！” 在教育论坛的辩论环节，年轻的王老师握紧话筒，情绪激昂，“光靠死读书能有什么用？”

“休得胡言！” 白发苍苍的李教授 “嚯” 地站起身，手中的《朱子语类》重重拍在桌上，“朱熹‘熟读精思’传承千年，唯有反复研读、深入思考，才能领悟知识真谛，实践不过是空中楼阁！”

台下听众瞬间沸腾，支持两种观点的人针锋相对。杜威 “从做中学” 强调在行动中获取知识，朱熹 “熟读精思” 侧重对经典文本的深度钻研。这两种跨越时空的学习理念，究竟谁更利于学习？让我们结合实例，一探究竟。

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 “从做中学” 理念，颠覆了传统以教师和书本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他认为，知识源于实践，只有让学生亲身参与各种实际活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主动探索，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在芝加哥实验学校，杜威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在一堂 “社区改造” 主题课上，学生们组成调研小组，深入周边社区，实地考察环境问题。他们发现社区公园设施陈旧、绿化不足，便自主设计改造方案：有的学生负责测量场地尺寸，运用数学知识规划布局；有的学生查阅资料，结合生物知识选择合适的植物品种；还有学生与社区居民沟通，收集改造意见。在施工阶段，学生们亲手搬运材料、种植花草、绘制墙绘。整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到了数学、生物、沟通技巧等多学科知识，更培养了团队协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改造后的公园焕然一新，孩子们真切体会到知识的力量，学习的主动性也被彻底激发。

反观南宋理学家朱熹倡导的 “熟读精思”，则聚焦于对经典文本的深度学习。朱熹认为，读书需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他主张对经典著作反复诵读，直至烂熟于心，同时结合思考、质疑与感悟，领会其中的深刻内涵。古代书院教育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学生们每日清晨便开始诵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在熟读的基础上，教师会引导学生思考文本背后的义理。例如，学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时，学生不仅要理解字面意思，更要思考 “习” 的内涵究竟是复习还是实践，学习的快乐从何而来。通过长时间的诵读与思考，学生们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并在书院的论辩会上与同窗、师长交流探讨。这种学习方式，让学生深入理解经典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规范，构建起扎实的文化根基。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幼时便在家庭的严格要求下熟读经史子集，正是这种 “熟读精思” 的积累，为他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奠定了深厚基础。

从学习目标来看，杜威 “从做中学”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社会责任感，让学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具备动手实践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成为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朱熹 “熟读精思” 则重在传承文化经典，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与道德修养，塑造其精神品格。通过研读经典，学生能够汲取古人的智慧，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精神层面获得滋养。

在学习方法上，“从做中学” 强调主动探索与体验，学习过程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学生需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设、验证结论，教师则扮演引导者和协助者的角色。例如在科学实验课上，教师给出研究课题后，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步骤、观察现象、分析数据，教师仅在关键节点给予指导。“熟读精思” 则以文本研读为核心，注重循序渐进与反复琢磨。学习过程相对系统、稳定，学生通过诵读、笔记、思考、讨论等方式，逐步深入理解知识。教师在其中起到讲解、答疑和引导思考的作用。

然而，单一采用 “从做中学” 或 “熟读精思”，都存在局限性。若片面强调 “从做中学”，忽视基础知识的积累，学生的实践可能因缺乏理论支撑而流于表面。比如在设计桥梁模型时，若学生不了解力学原理，仅凭经验操作，模型往往难以承受压力。反之，过度依赖 “熟读精思”，可能导致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无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例如有些学生对经典倒背如流，却不知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现代教育实践中，我们应将二者有机结合。在基础教育阶段，对于自然科学等学科，可以增加实践课程比重，让学生通过实验、项目探究等方式 “从做中学”。如在物理课上，学生通过组装电路、测量重力加速度等实验，理解抽象的物理概念。同时，对于语文、历史等学科，借鉴 “熟读精思” 的方法，引导学生深入研读经典文本。例如学习古诗词时，通过反复诵读感受韵律之美，结合背景资料思考诗人的情感与时代意义。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学生既要通过项目实践提升专业技能，又需深入研读专业经典著作和前沿文献，做到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

杜威 “从做中学” 与朱熹 “熟读精思” 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前者赋予学习实践的活力，后者奠定知识的深厚根基。唯有取长补短、融会贯通，让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才能构建更高效的学习模式，培养出既有扎实学识，又具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真正满足时代对教育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