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有了三门峡大坝，黄河始安澜。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大型水利工程的“长子”，倾注了国家领导人的心血，创造了数不清的共和国第一，它是新中国水电建设的摇篮，也是世界多泥沙河流治理的中国方案，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水电建设的“奇迹”，记录了成千上万水电人激情燃烧的岁月。

系列采访活动总策划为河南省作协会员、三门峡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君笑文园》名誉主编、作家董建华女士。

勿忘江河，江河有我

—— 一个三代水电人的独白

文 史盛森

趁着还没有老年痴呆，说点三代人从事水利水电水务的故事。

因为不想牵扯过多的原因，只讲自己的家门。

父亲史印普，是第一代水电人,他一生有着执着和辛劳的秉性。建国初期，小小年纪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施工挖地基，用瘦弱的身体把壕沟里的泥土一锹一锹抛扬到地面，咬着牙地干,单薄的身子骨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作业。

陆浑、狮子滩等地也都留下过他努力工作的足迹。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工，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记得小时候，总能听到他给我们几个孩子讲述十八拐（通往工地现场道路）、火车、坝头点点滴滴的故事，尽管我们听来像是天书。

我们家住在开源路。只记得他经常不回家，有时回来得很晚，直到第二天我们孩子们醒了，才发现爸爸回来了。休息一两天，又去上班了。

由于习惯了爸爸在工地很忙，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都很听话。我清晰的记得有一天夜里，家里来了小偷，手都从门外伸进来拨弄插销。妈妈大声喊道；“老史、老史，快起来……”（其实爸爸根本不在家），那小偷听到声音后，立即逃跑了。这件事让我十分敬佩妈妈的机智。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好人好马进四川。爸爸服从分配带领家人来到大渡河畔安家，先后在龚嘴、铜街子水电站一干又是三十余年。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忍受病痛，退休数年便撒手人寰。正如单位领导和同事们评价道：老史谁都对得起，唯独对不起自己。

在我的心目中，爸爸慈心仁厚，在单位和同事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记得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刘书田（曾任职三门峡工程局局长）到四川参加《江河文学》笔会，专门向我打听他的消息，直说：是个好人啊，只知道埋头工作。

父亲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党员，车祸和工伤，都没影响和耽误过工作。有一次在山区道路上，我正巧路遇车祸现场，父亲痛苦地坐在副驾上，车上货物抛洒一地，驾驶员一筹莫展。他却瞒着家人，安慰驾驶员，联系救援。退休父亲失去了补报工伤的机会，他也没有说过二话。

父亲生前照片

父亲刚强的性格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为了怀念父亲和愧疚自己的不孝，我写作了“爸爸，听我朗读……”的文章，荣获全球华人“和文化”文学艺术大展赛暨第十五届中国作家新创作论坛优秀奖。

说说我吧。

许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我也是十六七岁就参加了工作。在五一五工程龚嘴水电站（水电七局前身）安装处当铆工，那时的目标就是要当个好工人（八级工）。因为善于自学，热情工作，当年就被评为“抓革命抢发电”积极分子。学徒期都没满，就被调到机关，当时接受调令时铆焊连支部书记卜照儒都流了泪。

在机关政工组工作，我很勤快也很适应，打字、广播、收发、工地宣传、保卫值班…… 甚至到帮厨。

一个叫王秀玉的女领导，为了让我好掌握时间，把她的瓦斯针手表借我了一段时间，直到父亲攒票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寒冬腊月，军代表赵述亮在仓库兼寝室看到我薄盖低枕时说：小史，你咋不当兵呢？我回答：血压高，给刷下来了。他只说：可惜可惜，当兵最需要你这样的。

不到千人的单位，我基本都能叫出所有人名字，那时的人际关系很和谐。尽管荣智健、莫如松等人因那段特殊历史原因被歧视，我还是尽量帮助解决生活困难。那时每天从右岸跨过大桥走到左岸金汤石火车站取报纸和包裹邮件，风雨无阻，全靠两条腿。来回十几里山路崎岖，晴天汗流浃背，雨天就是个落汤鸡，但所有的报章杂志和邮件都没有任何受损现象。那时年轻根本也没有感觉过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机关人员定期下基层锻炼，几次下来，拓宽了我掌握电焊、自动焊、探伤、房建等方面的业务知识。

龚嘴电站发电后，我来到了地处石棉的南丫河分局。筹建砂石厂时间紧迫，我申请到电工班工作直至投产运行，后被调到团委、政工组（政治处）从事党群工作。

那时冬季燃煤紧张。科室人员少年纪大，行政科长赵升找到我，寻找煤源组织车辆。记得到了雅安斑鸠井煤矿时，风雨交加严寒袭人，路面基本无法下脚，我还是硬挺着完成了任务。要知道，石棉距煤矿有两百多公里，公交车根本不定点。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点佩服自己。

抢发电时期，发挥了电子专长做采购。林椿局长指示不出国，尽快完成电站二次弱电的采购任务。我那时依仗年轻耐力强，工作起来丝毫不含糊。从贵阳到昆明都没时间吃个饭，从南京银盆岭到苏州电子所，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回来时人都瘦了一圈。

在上海办事处，苏绍华处长见我很能干，想留我下来，还商定了休假和享受飞机待遇的事宜。分局设备材料科也想调我过去，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想起来可笑的是，出差期间被领导转干了，八级工梦想破灭了，还和当时的孙玉声书记吵了一架。

南丫河三级水电站完建。我被调到一工区，负责人员队伍、设备材料向大渡河铜街子水电站转移。每天都是处理杂乱无章的事务，然而我把组织、装运、出境工作开展的井然有序，不分白天黑夜，尽管我的孩子才两三岁，路遇家门都不回；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任务，我们一家才断后乘车前往新的工地。

由于工作表现好，我调到水电七局七处政治处，先后任职于宣传干事、组织干事、党委秘书、副主任、主任等职。并兼职负责文明办、计生办等部门的工作。

1984年，我挂职钢铁一队书记，带领同志们大战基坑开挖，风里来雨里去一直战斗在第一线。那时施工三班作业有进尺考核，可是使用宣化产的60高风压单臂钻经常出故障，不是卡钻就是风压故障，我和大家一样三班倒或连班地干，及时抢修一刻不停，直到听见马达嘶鸣标准成孔才放下心来。

一次卸车，我被大杉杆砸中腿部，肿成象腿模样，心里紧张了好几天，怕变成残疾。坚持几天有消肿迹象，才放下心来。从出事到恢复一天都没休息过，师傅和同事都劝我，不要太卖命地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三门峡升为地市级，我收到了三门峡组织部的调令，前往市统战部任职，但被单位卡了下来，只得望“调”兴叹。

随着改革开放，外包工程逐渐增多。我一段时间留守本部工作，虽然比外包的收入少了很多，但工作起来劲头不减，也从未在乎待遇和收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承揽的外包工程剧增。我被派到了南盘江一级水电站项目部工作，任党工委委员、党总支书记兼党群办主任等职，在党代会上被选为党委委员。其实也还是一个忙碌的办事员。地方政府部门、业主、友邻单位等应接不暇，内部两办事务、工程例会、现场施工、工地宣传、食堂、医务所等，事无巨细。

党委班子换届，我改任保卫科科长、物业公司经理等职。期间因谢绝新领导托人（朱成州）留任，待岗数月。

两千年初，非典猖獗。我受命到新疆喀什河一水电站建设项目，任总局纪委特派员、党支部书记兼办公室主任。

都是习惯性的劳作和重复，所以就不再赘述了。用时任水电七局副局长、项目经理杨忠的话讲：“老史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杨总在得知我回到分局后，还关心我的工作安排。

我参与地方政府和业主单位洽谈商投事宜。有幸在业主民族饭店，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坐在一起午餐。他没官腔，平易近人。说了很多，都是普通人的心里话。一句在我耳边至今振聋发聩的话，永远记得：退休后，有人记得，有人请你，知足了。这句箴言让我受用一生。

我从新疆回来，一直等待出发新的工程，无奈又被原单位拴在了后勤部门工作，一晃又是几年过去啦。

到了退休年龄，还是不得清闲，受聘自贡水务集团一水库工程专家组，亲力亲为的工作精神，受到了业主和同事们的好评，还被评为优秀党员。辛苦而快乐着又干了四五年。

回想四十余年与水结缘的事业生涯，感慨万千。用青春和芳华换来了各种的荣誉：优秀党员、科技能手、多项先进个人、一等奖至特等功…… 青年团、文明办、科协、职工教育等工作都屡获殊荣，退休后还积极参加社团和地方联合会工作；更有一次在泵池救出黄瑜，一次解救罗安富陷入仙人跳等等，成功救人解难的成就感，至今还是有点沾沾自喜。所有阅历过的挫折和失败也都随风而散了。

1999年，儿子大学毕业享受最后一批统分统派政策，也来到了水电七局，继续绿色环保的水电事业。

先在机关科室工作，后派遣到外包工程。工作环境还是在深山野外，锻炼出了坚强毅力和工作能力。直到现在仍然坚持在山区的水电站工地。

虽然儿子离家很远，个把月才能回来一趟，但还是比过去年代好了许多。从交通工具到办公设施，从工作效率和生活条件毕竟有了质的改变。

儿子很能干，业务能力很强，在基层第一线不仅工作质量高而且在员工中享有很好的声誉，这也是我们父母最骄傲的宽慰。

水电人就是这样摸爬滚打在事业的每一天，虽平凡更伟大。

啰嗦这么多，汇成一句话：无悔人生，水电有我、江河作证。

况且我们六兄妹，全是水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