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那可是古代最公平的制度！寒门子弟寒窗苦读，一朝中举就能鲤鱼跃龙门，现代高考能比？” 历史老师老陈涨红着脸，手中的折扇拍得讲台 “啪啪” 作响。年轻班主任小林推了推眼镜，毫不示弱：“高考才是真正的公平！全国统一试卷、电子阅卷，杜绝人情关系，科举里舞弊案一抓一大把，哪来的公平？”

这场在教师办公室爆发的争论，瞬间点燃了关于人才选拔制度的千年争议。从隋炀帝设立进士科开创科举，到 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两种跨越时空的选拔方式，始终承载着无数人对改变命运的渴望。科举打破门第限制，以文章取士；高考秉持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社会输送人才。它们究竟谁更能担起 “公平” 二字？

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历经唐宋完善，在明清达到鼎盛。北宋时期，范仲淹出身贫寒，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后在醴泉寺寒窗苦读。每日仅以稀粥充饥，将粥划成四块，早晚各食两块。他凭借顽强毅力通过科举，官至参知政事，推行 “庆历新政”。科举的 “糊名法”（将考生姓名密封）在宋代全面实施，如同现代高考的匿名阅卷，有效防止考官徇私。《宋史》记载，宋太宗年间某次科举，主考官李昉因偏袒同乡被弹劾，皇帝当即重考，确保选拔公正。这些举措让无数寒门子弟看到希望，正如《神童诗》所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科举的公平也存在局限性。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禁锢思想，考生只能在四书五经范围内答题，格式僵化。舞弊现象屡禁不止，清代著名的 “科场案” 震惊朝野：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考官受贿，录取名单多为权贵子弟。事发后，顺治帝亲自复试考生，考官斩首，数十人被流放。此外，科举考试费用不菲，赶考路途遥远，许多贫困学子难以承担。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有考生因路费不足，不得不将祖传玉佩典当，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寒门子弟因经济原因被挡在科举门外。

反观高考，自 1977 年恢复以来，成为无数人命运的转折点。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严宏昌，在生产队劳作之余坚持学习，通过高考走出农村，后来成为 “大包干” 带头人。高考以统一考试、统一录取为原则，无论城市乡村，考生都以分数论英雄。2000 年起推行的网上阅卷，通过图像扫描和多人评分，最大限度减少人为误差。近年来，为保障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公平，国家实施 “专项计划”，如 “国家专项计划” 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每年为此投放数千名额。

然而，高考公平也面临现实挑战。城乡教育资源差异显著，城市学生拥有优质的课外辅导资源，而农村学校师资短缺、设备落后。2020 年云南某贫困县高考状元坦言，全县仅有一名英语外教，而他在模拟面试中因发音不标准错失清北机会。此外，加分政策曾引发争议，部分地区的 “特长加分” 成为权贵钻空子的渠道，2018 年起国家大幅缩减加分项目，以维护公平。

科举与高考，本质都是特定时代下的公平探索。科举打破魏晋南北朝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门阀垄断，用 “一张试卷” 给予平民上升通道；高考则在新中国成立后，以科学规范的选拔机制，为国家建设输送大量人才。二者都在不断完善公平机制：科举从 “公卷制”（考生可提交平时作品）到 “糊名誊录”，高考从纸质阅卷到智能评分、从统一命题到 “新高考” 选科，都在向更公平的方向迈进。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科举与高考的对比，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科举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制度设计需兼顾防弊与创新；高考的实践证明，技术手段与政策倾斜能有效弥补天然差距。未来的人才选拔，或许应取科举 “唯才是举” 的内核，扬高考 “科学规范” 的优势，构建更包容、更公平的评价体系。毕竟，真正的公平，不仅是规则的平等，更是让每个奋斗者都能触摸到梦想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