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历史的三场大辩论：历史的回响与启示

原创叶润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有三场意义深远的辩论，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帝国发展的道路，其影响穿越千年，直至今日仍在我们的思考中回响。

一、周制 VS 秦制：帝国的体制之争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面前：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复杂、发展不均衡的帝国，该如何进行管理，又该采用什么样的国体呢？

丞相王绾作为周制分封派的代表，认为秦虽军事上灭六国，但政治未完全统一，偏远地区如燕、楚等地政治真空，需分封皇子以防乱。而廷尉李斯作为秦制郡县派代表则反驳，指出周朝分封同姓子弟随着血缘越来越远，最终相互攻伐，连天子都要仰人鼻息，郡县制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与长治久安。最终历经宫廷政争的嬴政倾向秦制，认为几百年来的连年征战，让天下痛苦不已，重新分封诸侯国，是在为未来的内战埋下隐患，确立了依靠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

但这场辩论还有后续。8 年后，淳于越向秦始皇进言，现在天下一统而皇子宗亲均无实权，如果权臣想重演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夺位往事，谁来解救皇室。李斯怒叱其是腐儒不懂时代变化，并劝秦始皇加强专制，焚烧史书，此为焚书坑儒事件导火索。而王绾预言的地方官无法填补新领土的政治空缺和淳于越预言的权臣终将架空皇权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均成为现实，关东遥远的新战区没有宗室坐镇，派遣的官员成为当地旧势力的附庸，最终六国纷纷复辟，而朝廷内部赵高李斯这样的权臣架空了皇权，两者结合，秦国盛极而衰，二世而亡。

周朝王纲不振却享国八百载，秦朝横扫天下，却二世而亡。这样的历史教训让郡县制和分封制在之后的历史里成了某种制度循环，时而分封占据上风，时而郡县占据上风。相关辩论同样延续千年，被看成了集权与分权之争，公天下与私天下之争。直到柳宗元的《封建论》中，才对这场辩论做出了历史性评判。周制“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制在于仁政王道但制度不利于国家统一，应该存政废制；秦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制利于国家统一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应废政存治。从现代眼光看，这背后是每个帝国都面临的治理难题，也就是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没有一统体制，帝国就会瓦解；没有有效治理，帝国就无法维持。基于集权的一统体制要求权力，资源向上聚敛；有效治理则要充分考虑地方性差异，要有更多向现实妥协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这两者又受到效率的制约。历史上的大帝国波斯、罗马、蒙古、奥斯曼、西班牙、俄罗斯等等都曾在稳定、灵活、效率构成的 “不可能三角” 中挣扎，最终难逃崩溃宿命。

如今，在信息化时代的新条件下，幅员辽阔、文化复杂、发展不均衡等帝国特有的问题只会变得更复杂，也是每个现存大国和崛起大国都逃不脱的底层治理难题。

二、桑弘羊之问：帝国的存亡之争

桑弘羊之问可以说是这三场辩论中最经典的。公元前 87 年，一代雄主汉武大帝即将结束他辉煌而传奇的一生。然而汉武帝在位期间的连年征战让大汉帝国的国库空虚，田园荒芜，农事荒废，民不聊生。因此临终前安排霍光辅政、桑弘羊掌财政，辅佐汉昭帝，期望延续自己晚年休养生息的政策。然而，霍光对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一直颇有异议，在武帝逝世后，霍光对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有看法，在其秘密推动下，朝野之间围绕盐铁行业是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展开了一场长达半年的辩论，辩论的双方是桑弘羊和霍光支持的儒生代表，双方的辩论过程也被记录下来流传至今，是为《盐铁论》。

儒生代表指出三个问题，朝廷对盐铁的国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质量低劣、强买强卖，存在重大弊端；强行收购粮食、建立储备，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只会与民争利；对经济的全面管控，形成了大批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权贵贪腐势力。然而桑弘羊认为，这些人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抛出三个关键问题：国家运转需要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政府专营制度，帝国如何得以维持？一旦遇到战争、天灾等急需的额外开支，国库空空如也，势必激发民变。不与民争利，钱从哪里来？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资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这就是著名的桑弘羊之问，不但让盐铁会议上的儒生哑口无言，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历代驳斥桑弘羊的人杨雄、司马光、刘世培等等，都无法实质性的回答这一问题。

事实上，桑弘羊之问归结就是强国和富民不可兼得。比起什么百姓的生活，什么施仁政行仁义，这才是历代治国者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问题。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历代的君主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我们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此后的2000余年，几乎每一个皇朝，他们的命运正是取决于君王对这一两难问题的回答。汉武帝走强国路线，朝廷强大，举全国之力，战无不胜。但是民间百业萧条，上至官绅，下至百姓都被层层盘剥掠夺，百姓饱受贫困之苦，朝廷最终亡于民变。盛唐走富民路线，废除管制，权力下放地方，因此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藏富于民，但朝廷弱干强支，财政紧张，商人骄横，将士膨胀，最终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转衰，各地藩镇割据，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朝廷最终亡于军阀。国强则民变，民强则国乱，这正是桑弘羊之问的死循环。纵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无法逃脱盛世的轰然倒塌与惨烈的亡国之祸。在帝国的体制下，君主的励精图治或者昏庸无道，休养生息或者好大喜功，尽管过程不同，但导向的都是相同的结局。正如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许这才是桑弘羊之问的最终答案。

三、王安石 VS 司马光：帝国的出路之争

财政危机引发的帝国危机，是任何帝国都挣不脱的枷锁。对秦汉以来的历代帝国来说，外戚、宦官、藩政党争其实只是手足之患，贫富悬殊与土地兼并才是心腹之忧。因为前者是技术性问题，吸取历史教训就能规避，后者是结构性问题，是无论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也必然到来的。贫富悬殊危及稳定，让支出增加，土地兼并危及税收，让收入减少，这就是财政危机引发的帝国危机。

公元 1068 年，在大宋首都汴京的延和殿上，北宋面临财政危机，王安石与司马光发生了著名的延和殿廷辩。

第一个主题是解决财政危机引发的帝国危机。王安石主张开源，认为只需找善于理财之人，发展经济，就可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而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创造的财富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因此提倡节流，应压缩财政支出，王安石所谓理财不过是变相的压榨百姓。

第二个主题是财富在国与民之间应该如何配置，才能富国富民，走出王朝兴衰的魔咒。王安石认为富国优于富民，国家富强了百姓才能富有，哪怕短期损伤百姓利益，只要国家富强了，长期来看也是值得的。而司马光则认为富民优于富国，百姓都富足有余，那国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辩论虽戛然而止，但王安石那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打动了神宗，几个月王安石总揽朝政开展熙宁变法，推出了十余种法令。而黯然下台的司马光则预言“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

变法虽取得阶段性财政增收成效，但最终果然如司马光所预言的失败了，甚至汴京沦陷，二帝被俘，大宋风华刹那间化为砖石瓦砾。

这三场大辩论，分别是李斯与王绾的帝国体制之争，是集权与分权之争，是关于一个帝国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才能有效治理的争论；桑弘羊与儒生的帝国存亡之争，是富国与富民之争，是关于在现有的体制下如何维持一个帝国的争论；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帝国出路之争，是在争论一个帝国无法维持时，究竟应该如何做才可以走出历史的死循环，是在承认问题存在的前提下，如何解决贫富悬殊与土地兼并带来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如何寻求制度突破的争论。

熙宁变法如此惨烈的结局证明了一个道理，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政治不平等，实力以外获取的东西随时可以被剥夺，在帝国的体制下，无论是王莽的全面复古，还是王安石的全面革新，在大规模的改制变法，不但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会加剧问题的爆发，这也让所有的后来王朝放弃了突破帝国体制的奢望，变法的人完不成制度突破，再好的善政，不出一代人就退化为恶政，反对变法的人又提不出建设性的方案。帝国变得越来越精致保守，改革越来越谨小慎微，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以前读《阿房宫赋》，感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看完三场大辩论才对帝制产生了生生的无力感，财政危机是结构性问题，无论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也必然到来的，哪怕你带着丰富的历史阅历穿越回古代，仍然无法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

--作者介绍：

我是叶润之，一个试图逃离职场的银行打工人。

2024年9月24日正式接触自媒体，向着只工作不上班而努力。

从零开始接触写作，欢迎关注我，在这里见证我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