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
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
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二）
为加强我国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学科基础建设和方法创新，促进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进而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2024年10月21日，“2024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开幕。
本次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承办。研讨会共94 个学术报告，41 个海报展示。
学术报告会（共5节，21场）
第一节
第一节主持人：靳桂云（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PART1
报告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罗运兵作了题为《红山文化农业发展水平的再评估》的报告。系列的考古成果充分揭示了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也较好展示了西辽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高度。不过，关于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构成，多以为是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农业种植仅占补充地位。这种主要依赖渔猎采集的生业形态能够支撑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高度发展让人疑惑，很明显，红山文化的农业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重新评估。早期农业一般分为家畜饲养与作物种植两个方面，二者密切相关，但它们在先民食物贡献中（对应肉食和植食）却相对独立，可以分开讨论。首先可以排除的是，红山文化并不是一个以肉食为主的社会。相反，氮稳定同位素的检测数据显示，红山人群整体上以植食性食物为主，其食物构成与一般农业人群接近。动物考古数据表明红山文化存在的家畜种类仅有狗和猪两种。红山文化白音长汗、牛河梁、魏家窝铺、哈民忙哈（与红山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暂一并讨论）等遗址所出猪骨均被鉴定为野猪，主要依据是测量尺寸普遍偏大，接近野猪尺寸。红山文化中猪骨的尺寸偏大应与该地区猪的品种性状有关，根据贝格曼定律，纬度、气候差异也会影响同种动物的形体大小。实际上，兴隆洼文化时期家猪饲养即已出现，从红山文化的遗址分布密度、文明程度及其与兴隆洼文化的传承关系来看，红山文化存在家猪饲养应是可以肯定的。同时可以确定的是，红山文化家猪饲养规模仍然很小——在哺乳动物群中猪的相对比例在 20% 左右，略低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应属于野猪，其肉食来源主要依靠狩猎，这应与当地较为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有关。这种状况直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才有明显改观。植物考古材料主要来自牛河梁、魏家窝铺、哈民忙哈等遗址，除魏家窝铺遗址外，作物种子的比例远低于野生植物种子，似表明其作物生产水平低下。但从稳定同位素的检测数据来看，红山文化的种植业似较发达，已是先民主食的主要来源。而且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 C4 类植物——主要应是粟类作物就在先民的食物构成中占了重要地位，红山文化时期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明显发展。这与植物浮选所获大种子遗存统计数据存在明显的系统偏差，这也正是开展再评估与理论解释的意义所在——这种系统偏差的出现应与这一地区史前作物种子的保存过程与环境有关：植物遗存能幸存下来首先必须要有合适的炭化过程；同时还要有良好的后期保存环境——但是红山文化时期文化层堆积普遍较薄，动植物遗存保存状况不好，数量普遍偏少。另外，这种野生植物炭化种子高频率出现甚至比例远超作物种子的一种理论解释或与当时作物生产可能采用了火耕方式有关，这种大面积的烧荒处理可能会保存下更多的野生植物炭化种子。很可能当时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扩大耕种面积来扩大产量。由于动物遗存无需炭化保存，现有数据应相对客观地反映了红山文化时期家畜饲养大致情况——家畜饲养不发达，肉食来源主要依赖渔猎开发。稳定同位素数据显示种植业普遍存在，粮食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采集经济只是补充。
PART2
报告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咏晴作了题为《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猪群死亡年龄结构与管理策略演变》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了仰韶时期至东周时期中原地区31处遗址的家猪年龄结构，梳理出猪群年龄结构的历时性变化，探讨背后反映的家猪管理策略转变及原因，同时考察了不同规模、等级与性质的遗址在家猪屠宰模式上呈现出的差异，揭示背后反映的聚落差异、城乡供应等问题。报告指出，先秦时期猪群的年龄结构共发生过三次转变，进入二里头时期后，不同等级与性质的遗址利用方式呈现出三种模式。这一研究丰富了对于先秦猪群管理策略的认识。
PART3
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裴晓晨作了题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牛族动物资源利用研究》的报告。该报告以普通牛（Bostaurus）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进入中原地区为基准，梳理、讨论了中原地区在普通牛出现之前及出现之后不同牛族动物（原始牛、普通牛、水牛）资源利用策略的区别、联系与变化，并尝试从主位视角去理解古人对不同牛族动物的分类和利用，为讨论黄牛的迅速被接纳及本土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PART4
报告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邬如碧作了题为《稻田管理的杂草功能生态学研究：日本西久保湿地案例分析》的报告。长江下游是栽培稻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植物考古学研究认为，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的稻虽然都是水稻，生长的干湿程度存在差异。近年浙江余姚施岙稻田遗址的发现也表明，长江下游区域内部在相近时段可能共存有多种稻田规模和形制。因此有必要对该区域遗址的水稻生长条件进行逐个分析，从而更精细化地理解稻作农耕形成和水稻驯化过程。杂草功能生态学在欧亚大陆西部的现代和考古研究中已被证明是识别作物生长条件的有效方法，可以指示农田劳动力集约程度、水肥条件、耕地除草、轮作等多种与农田管理直接相关的信息。该报告将杂草功能生态学方法首次应用于东亚和水稻，对日本西久保湿地以传统方式耕种20余年的实验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稻田可以被成功识别为集约管理的农田，也能与欧洲旱田区别开来。该报告还首次将该方法应用于稻作遗存，对茅山遗址（良渚文化晚期）稻田杂草的分析支持了其属于水田的结论。本研究表明，杂草功能生态学具有揭示长江下游稻田遗址集约程度和水分条件的潜力。
第二节
第二节主持人：蔡大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PART5
报告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张飞作了题为《中原地区先秦时期水稻种植格局的考古学观察》的报告。对于水稻种植格局历时性的观察表明，伴随着社会复杂化与等级化的发展，中原地区水稻的强化种植与利用虽持续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但社会权力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原地区水稻种植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本地区种植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在洛阳盆地及其附近表现得尤为明显。
PART6
报告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陈嘉鑫作了题为《粟黍叶片尖形植硅体研究及其考古学意义》的报告。粟（Setariaitalica）和黍（Panicummiliaceum）的鉴别对植物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粟黍植硅体的分析主要依赖于颖壳所产生的植硅体形态，而对其他植物部分的研究则较少。该报告旨在调查一种粟黍叶片中常见且数量丰富的尖形植硅体（硅化表皮毛细胞），探究其形态差异是否能起到区分粟黍的作用。我们对取自辽宁大连、辽宁朝阳、陕西榆林、内蒙古敖汉四个地方的现代粟黍叶片的尖形植硅体进行了形态测量与数据分析，得出可以用于区分粟黍的形态数据差异，包括突起数量、长度、突起长度、宽度范围等。此外，研究团队尝试将现代粟黍叶片尖形植硅体的区分标准应用在考古样品研究中，选取河南郑州地区出土的带有明显粟黍印痕的仰韶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红烧土遗存，对其中包含的尖形植硅体进行了形态测量，发现红烧土中黍尖形植硅体的比重高于粟，这可能和先民对粟黍叶片的不同利用方式有关。这项研究确定了根据尖形植硅体的尺寸和形状区分粟黍叶片的可行性，对这些区分特征进行了量化，并强调了在考古环境中利用形态计量学区分粟黍叶片尖形植硅体的潜力。
PART7
报告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黎海明作了题为《植物考古浮选法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应用探索》的报告。浮选法是植物考古研究中提取植物遗存的一种重要方法，其原理在于炭化的植物遗存比重一般较土壤颗粒轻，但略小于水。自1960年浮选法被发明出来后，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浮选设备进行了改进，以获得更多的植物遗存。然而，受制于我国南方地区土壤酸性强、黏度高等原因，致使浮选法获取炭化植物遗存的概率较低。有学者曾提出小苏打（碳酸氢钠）可以有效的中和我国南方地区土壤的酸性、缓解黏性，因而常被学者用于我国南方植物考古研究的土样浮选。但是，浮选土样与小苏打的添加比例不清楚。基于此，该报告对江苏常州和苏州两个遗址采集的浮选土样进行了实验组研究，从而期望能够改进我国南方地区的浮选法，推进我国南方地区的植物考古研究。通过对江苏苏州大上方村遗址和苏州登高路遗址各10份浮选土样的4组实验（A、B、C、D）研究，发现在土样晾干的前提下，小苏打量/浮选土样量>1/2时，浸水10-15分钟即可实现较为有效的浮选（土样完全化开、炭化物质漂浮较多）。与之相比，若土样晾干的前提下，不加小苏打，浸水需至少30分钟以上才能完成有效浮选，乃至有些份土样60分钟后仍不能完成有效浮选。此外，小苏打量/土样量在1/2比例时即可完成有效浮选，若大于该比例，小苏打量添加即已超标。该报告是为我国南方地区植物考古研究方法——浮选法改进提供了范例。
PART8
报告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姝作了《史前先民勇闯东海--舟山嵊泗黄家台沙丘遗址动物遗存的研究与思考》的报告。黄家台遗址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菜园镇基湖村基湖沙堤隆起的西侧，其东距基湖沙滩约300米。2020-2021年，经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片和石器。该遗址是浙江境内发掘的第一处沙丘遗址，距今约5000～4500年。本次研究利用全面手选和抽样浮选两种方式获取了1251件良渚文化晚期的动物遗存，可鉴定标本数量为902件，可鉴定动物包括牡蛎、马蹄螺、单齿螺、泥东风螺、青蚶、黄口荔枝螺、蝾螺、背小节贝、藤壶、蛤蜊、笋螺、梅花鹿、水牛、家猪、鲷等22个种类。动物遗存中以种类丰富的软体动物壳体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皆为浅海潮间带物种；哺乳类数量次之，以鹿科动物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为主，家猪数量较少；鸟类和鱼类遗存数量极少。在动物资源利用方面，该遗址呈现出了与其他内陆地区良渚文化晚期遗址极为不同的面貌。此时，在浙江大部分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已经出现了普遍饲养家猪，并将其作为主要肉食资源的现象。黄家台遗址所在地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利用方式上表现出海洋与陆地动物资源兼备的特点，种类多样，并有所侧重。捕捞和狩猎是当时海岛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途径，家畜则作为一种补充手段。希望通过对古环境、动物资源利用、生计方式、屠宰模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为探索泗礁岛的人类定居史、海岛开发史提供更多可靠信息。
第三节
第三节主持人：戴玲玲（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
PART9
报告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孙郡营作了题为《北京牛街遗址J6出土羊头骨研究》的报告。牛街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是一处从汉代延续至明清时期的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经初步整理，目前鉴定出的动物种属包括绵羊、山羊、黄牛、水牛、骆驼、马、驴、家猪、野猪、狗、猫科、背瘤丽蚌等。J6位于遗址东区T0804，根据其开口层位，为辽金时期水井。根据与动物骨骼共同出土的器物形制以及碳-14测年结果可判断出骨骼集中出土的层位年代为金代中晚期，并在井周围发现房址及道路遗迹，因此推测J6与当时居民生活有较大关联。J6共出土动物骨骼300余件，种属丰富，包含上述的绝大部分种类。其中，有80余件较为完整的羊头骨集中出土，这一现象令人瞩目。
本文对牛街遗址J6出土的羊头骨进行单独研究，从表面痕迹等方面进行研究，结合相关文献管窥当时居民对羊头的食用方式，并尝试根据头骨骨缝的愈合情况对其死亡年龄进行推测。进而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羊头骨集中埋藏”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进行思考与研究。
PART10
报告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吴祎作了题为《汉代路县居民肉食资源消费初探—以路县故城2020年出土动物骨骼为例》的报告。路县故城是汉代北方边境一座重要的县级城市。对路县故城城郊遗址2020年发掘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显示，黄牛、马、家猪、羊、狗等家养动物在遗址动物群中占据绝对地位，蚌、兔、梅花鹿、野猪等野生动物数量极少。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统计结果表明黄牛是遗址最主要的家养动物，其次是马和家猪。主要家养动物的死亡年龄结构与骨骼表面砍、划痕迹的分析以及骨骼部位发现率、肉量贡献的统计显示黄牛是遗址先民最主要的肉食资源。这与宛城医圣祠遗址、邾国故城、南阳遗址以家猪为主要肉食来源的特征不同。通过对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分析，揭示了汉代北方县城城郊区域活动人群的肉食资源消费情况，为北京地区古代生业经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为认识汉代北方地区基层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
PART11
报告
中国国家博物馆邱振威作了题为《植物考古视角下的时空关系——以康保兴隆遗址一组房址为例》的报告。通过采用地层学、类型学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方法，研究团队对兴隆遗址一组具有叠压、打破或共时性关系的房址做时空关系的推演分析。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植物考古学的视角，深入分析这些房址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关联。具体而言，利用大植物遗存浮选分析获取了木炭与植物种子，同时结合微体植物遗存分析，如植硅体与硅藻的提取与鉴定，着重探讨了这些房址在不同使用阶段的活动面及灶址中植物遗存的出土状况与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兴隆先民对植物资源的选择与利用策略与房址的演变历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协同作用，这可能是文化变迁、人群迁徙、环境适应相互叠加的结果。进一步地，结合对遗址资料的初步整理、相关文化因素的细致梳理，以及对遗址周边地貌、水文条件的深入调查与气候变化背景的综合分析，有望全面揭示出兴隆遗址历时性的变迁历程及其动力机制。这一过程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适应能力的理解，也为探索古代社会结构与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料。
PART12
报告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彭华胜作了题为《本草考古：药物遗存产区溯源研究》的报告。锶同位素（87Sr/86Sr）溯源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动物遗存与现代食品产区溯源研究。对于植物遗存的产区溯源面临2个问题：（1）根茎叶果实等不同器官锶同位素（87Sr/86Sr）与环境的对应关系尚需明确；（2）我国尚缺少小尺度的Sr比值地图绘制。通过对多年生草本、木本、菌类等多种类型植物中不同深度根系、土壤深度及不同高度植物样品之间的锶比值差异分析，揭示植物与土壤中生物可利用锶的对应关系，探究构建锶比值基线地图用于植物遗存产区溯源的最佳样品类型，为使用锶稳定性同位素产区溯源提供了可靠依据。以清代宫廷茯苓药材文物为例，运用锶同位素溯源技术，以优化后样品类型为档案，运用普通克里金法构建小尺度、高精度的大别山区锶比值基线地图，溯源清代茯苓产区，为古代药物遗存研究建立可借鉴的研究模式。
第四节
第四节主持人：杨晓燕（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PART13
报告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尹旻臻作了题为《本草考古：清宫道地药材种质溯源研究》的报告。植物考古学中，果实、种子类遗存鉴定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根与茎类植物遗存鉴定尚未突破。我们建立了古DNA实验室和有机残留物分析技术平台，建立了庞大的现生样品库，并对商代、汉代以来的植物遗存中成果获取内源性古DNA，实现了其基原鉴定。该报告以清代海桐皮、巴戟藤为例，通过古DNA和有机残留物分析技术，共同推断其科属，进一步采取相关现生类群，运用特征片段，准确鉴定物种，建立了植物遗存“科属-种”逐层鉴定的研究模式，为实现古代药物遗存种质溯源研究提供借鉴。
PART14
报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葛勇作了题为《新疆吐鲁番哈密胜金店墓地殉马的最后一餐》的报告。胜金店墓地的殉马保留了较为完整的腹部有机质遗存，主要为尚未消化的饲料、已经消化的饲料和粪便。利用这些材料，通过多种分析手段，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该殉马在被用于殉葬前被饲喂了不同于以往的包含大量种子的饲料。这可能反映了当地先民较为复杂的葬俗和仪式。
PART15
报告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邓陈作了题为《新石器时代（9000-5000BP）中原地区的粟作农业和社会复杂化:尚岗杨遗址人群饮食的同位素重建》的报告。此次报告基于中原地区仰韶中晚期尚岗杨遗址的人骨同位素证据，揭示尚岗杨人群主要摄入粟黍类食物并发展粟作农业。其次，整合分析新石器时代已公开发表的21处考古遗址的506个人骨同位素数据，首次从同位素视角直接性揭示中原地区人群饮食的阶段性特征——从前仰韶时期时期在整体性缓慢偏向于C4粟黍类食物，且也呈现出由仰韶早期部分人群消费C4粟黍类食物到仰韶中晚期整体人群普遍消费C4粟黍类食物的转变。再者，结合新石器时代的植物浮选和动物考古研究成果，以全面把握人群生业模式历时性演变轨迹，发现粟作农业发展存在阶段性特征，从前仰韶时期持续发展至仰韶早期，并且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繁荣和成熟，成为人群主导的生业经济。最后，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粟作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具有相似的阶段性特征，粟作农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与仰韶中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基本同步。因此，以粟作农业为核心的生业经济不仅在整体上加速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中原核心区早期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PART16
报告
西北大学黄泽贤作了题为《动物死后分娩现象研究：以姚河塬遗址出土马匹为例》的报告。死后分娩（postmortem delivery），也称棺内分娩（coffin birth），是指当母体死后，胎儿因受腹腔内腐败气体压迫而被压出尸体外的非自然分娩现象。目前已发表了一些考古遗址中人类死后分娩现象的研究，但除古代人类外，考古遗址中其他胎生动物死后分娩的现象则鲜有报道。该报告对姚河塬遗址二号车马坑中一匹中老年母马和一具马胎儿的性别、年龄、出土位置、头向和埋葬季节进行细致分析，认为马胎儿的妊娠期不少于9个月，是母马在较为温暖的春末夏初时“死后分娩”，此次研究成果是西北大学李悦副教授带领的动物考古团队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是首次发表的考古遗址中动物“死后分娩”现象。这个案例的发现得益于动物考古学者参与田野发掘和葬马提取工作，在发掘现场及时记录和保存相关资料，为了解西周时期姚河塬遗址马匹的利用管理策略和随葬制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对未来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和动物考古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PART17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彦峰作了题为《郑韩故城遗址制骨作坊出土骨料研究》的报告。此次报告对郑韩故城制骨作坊出土的58460件动物骨骼遗存进行了系统分析，采用动物考古学、同位素分析、微痕观察、实验考古、统计学分析等方法。结果表明，作坊原料以马、牛骨为主，多数马匹非本地出生，且老年和病变骨骼多见。制骨过程包括原料分类、坯料制作、半成品加工和成品制作，展现出高度一致性和标准化。成品类型多样，以骨角珠、骨角贝为主，体现了专业化生产。制骨工艺多样，工具包括青铜和骨质工具，作坊间存在密切协作。产品可能作为随葬品使用，作坊规模宏大，可能为官营，展现了标准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制骨手工业流程。研究成果丰富了东周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认识，为古代手工业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五节
第五节主持人：莫林恒（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PART18
报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曈作了题为《从清涧寨沟遗址出土动物看文化交流和互动》的报告。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地区，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被评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寨沟遗址的动物种类主要为墓道内发现的完整马骨、狗骨和遗址区发现较多的牛肩胛骨制成的卜骨。另在墓室和遗址区还鉴定出隶属于6个属种的动物遗存，除艾纳螺科属本地外，泥蚶、货贝、扬子鳄骨板、象牙、花龟均为外来物种，这6个属种动物遗存在陕北商代遗址均属首次发现。其中货贝、扬子鳄骨板、象牙饰品都是高等级墓葬的象征。蚶、货贝、扬子鳄骨板、象牙饰品在石峁遗址和同时期的安阳殷墟遗址都有出土，花龟制成的卜甲在同时期的安阳殷墟大量出土，推测当时已有远程贸易交流网络系统。交流是互相往来的，殷墟的马及马车、货贝可能来自陕北清涧寨沟，清涧寨沟的象牙制品、鳄鱼皮可能来自殷墟。
PART19
报告
湖南博物院刘琦作了题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鸟羽制品科技分析》的报告。该研究通过分析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鸟类遗骨、羽毛制品及相关图像资料，揭示了汉代南方社会中鸟类资源的多样化应用及其重要性。首先，汉墓出土的帛画和漆棺上的鸟类图像，展示了鸟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部分写实的图像甚至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分类，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反映出鸟类资源的广泛应用。其次，墓中发现的多种鸟类遗骨主要作为食材使用，显示出汉代南方丰富的鸟类资源与饮食文化。另外，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是早期鸟羽装饰的重要实物证据，结合简牍文献，表明湖南地区存在繁荣的鸟羽收集和贸易市场，东南亚贵重鸟羽可能通过贸易渠道扩散至北方。科学分析表明，墓中出土了丰富的鸟类遗骨和羽毛制品，其中使用了与现代翠鸟不同的蓝紫色羽毛、某种雉类羽毛以及可能来自孔雀的羽毛。这些证据为研究古代资源的利用和远距离贸易提供了新的线索。同时，科学技术分析不仅揭示了羽毛制品的多样性，丰富了对古代社会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模式的理解，还为古生物学、埋藏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关于羽毛结构色保存、化石化过程等关键证据。
PART20
报告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唐丽雅作了题为《湖北云梦郑家湖秦墓棺椁用材研究》的报告。湖北云梦郑家湖秦墓均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秦文化中小型墓葬，墓主可能和白起拔郢后占领安陆的秦人及其后裔有关，墓主身份均为中小贵族及平民。我们共鉴定 19 座墓，117 个单位样品，对各个种属中保存良好的样品做了永久光学封片。以往的棺椁用材研究材料多来源于高等贵族墓葬，对其他文化及身份较低的下士及平民棺椁研究存在较大空白。鉴定结果显示，这些墓葬的棺椁木材来源于多个树种，有针叶树材如松属硬木松类、杉木属，阔叶树材如榆属、栎属（包括麻栎和槲栎）、梓属、桢楠属和柳属。所有树种均为江汉平原本土资源。根据以上鉴定结果，本文对郑家湖秦墓的棺椁用材进行讨论，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总结了郑家湖秦墓的棺椁用材种类，然后按照防腐耐湿度、获取及加工难度、生长和分布情况三个角度，将涉及的木材种类分为优劣三个等级。其中松木、梓木、楠木性能最优秀，最适合制作棺椁；其次是杉木；最差的选择是榆木、栎木和柳木。其次，本文讨论了江汉平原自然环境。木材鉴定结果显示，当时的自然环境与现在相比差别不大，可能更为温暖。同时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林木资源产生破坏，导致梓木和楠木逐渐消失。再次，鉴定结果中出现了两类用材特殊情况。第一类是杂乱型，墓主身份较高，但棺椁用材种类非常杂，有“拼凑”之感；第二类是统一型，墓主身份较低，但其棺椁用材统一为高级木材。杂乱型的成因讨论以西汉初年的 M276为例，其棺椁用材的杂，可能与匠人主观选择有关，但由于缺乏更多简牍等出土材料，所以暂时无法深入探讨其原因。统一型的成因以战国晚期的 M274 为例，本文认为在战国晚期，棺椁用材种类尚未与墓主身份地位挂钩，当时的棺椁用材均为就地取材，所以 M274 使用江汉平原盛产的梓木为棺椁。最后，本文梳理了全国范围内棺椁木材的研究，但中低阶层的棺椁用材研究太少，因此我们按照西汉以前、西汉与东汉、东汉以后三个时期，讨论高级贵族棺椁用材的演变，总结其规律，并形成以下认识。一、西汉以前，棺椁用材均为就地取材，西汉以后，一些高等级贵族会使用其他地方生产的高级木料如楠木。这反映出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古人可以从远处运输木材，供地位较高的贵族使用。二、棺椁用材的种类逐渐趋于统一。西汉开始，棺椁制作时，人们不再使用耐腐性差的栎木；东汉以后，棺椁用材绝大多数为耐腐性强的楠木和松木。这反映出随着实践的深入，古人对木材特性的了解更深入，更注意选择耐腐性强的木材用作棺椁。三、南北地区有各自独特的用材习惯。从春秋战国开始，关中等地就习惯用松柏等木材作为棺椁，直到东汉以后，高级贵族的棺椁用材不再受产地限制，关中地区仍然偏爱松木棺椁。
PART21
报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程至杰作了题为《湖北赤壁大湖咀遗址（2022-2023年度）炭化植物遗存初步分析》的报告。湖北赤壁大湖咀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之际，浮选出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稻、粟、黍、小麦等农作物和禾本科、豆科、藜属、苋属、马齿苋科等杂草以及芡实、猕猴桃属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遗址的周代农业生产为稻旱兼作模式，各种农作物在不同时期农业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生产模式自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之际大致经历了以稻作为主到稻旱持平，乃至旱作居上的演变过程。大湖咀遗址的发现为深入研究江汉平原东部先秦时期社会经济提供了新材料。
审核|刘海旺
摄影|蒋友鑫 翟 超
设计|牛 维
出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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