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宁 李向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前进方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助力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是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村农业高效发展的有效举措。因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村地区人口共同富裕的加速器。

“第二个飞跃”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在农业问题上，邓小平致力于探索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其“两个飞跃”理论并非一蹴而就的空想，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两个飞跃”的核心都在于依靠集体经济发展，满足人民幸福生活追求。面对新中国成立后低水平的财政经济状况与种种困难，坚持将农业生产放在关键位置，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了搞好农业，不断从实践中汲取智慧，邓小平提出要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核心来恢复农业生产；在如何调动的问题上，认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而应当采取的生产方式，则既要能有效恢复生产，又能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在实践中，观察到一些地方存在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占比较高的新情况，认为这是群众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首次提出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设想。1980年，邓小平结合包产到户逐渐推行后所取得的积极成果，阐释了包产到户与集体经济发展的递进关系，他指出“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认为包产到户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为集体化的推进创造条件。1990年初，邓小平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坚定以经济适度发展来保持稳定的方针，正式提出了指导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发展的“两个飞跃”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两个飞跃”理论从纵向上阐释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业要怎么走、重点在哪里的问题，从内容来看，“两个飞跃”是现实举措与未来发展的有效结合，核心都在于依靠集体经济发展振兴我国农村农业改革发展道路。从两者关系上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处于较初级阶段集体经济的低水平模式，是高水平集约化集体经济的先声。从长远发展来衡量，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年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使中国农业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基础上缓解了贫困；但是随着农业改革发展的一步步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低水平集体经济模式对很多经济发展迅速的农村来说，所带来的提升效果已然快接近极点。也就是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飞跃”需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顺应时势的将接力棒交接给高水平的集约化集体经济这“第二个飞跃”。因为高水平的集约化集体经济既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适应我国以城带乡格局、以工促农方针的应时之策。

“两个飞跃”统一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兼具创新性与变革性的理论，“两个飞跃”理论在形成中便不断遭到误读和曲解，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个飞跃”相关举措落地。但是邓小平早已在理论生成期的相关论述中阐释了“两个飞跃”的重要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视角揭示了农业发展需长期坚持的“两个统一”。

　　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全部论述，他反复申明“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而聚焦到各地的具体措施上，邓小平又强调“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这其实是在阐明新的措施推行要因地制宜、发挥策略的灵活性，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集体经济总的方向的基础上“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

　　改革开放之初，摆在我国面前的头等大事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因此选择以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支持工业化发展；进入新时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规模特征使得机械化大生产难以推广，分散式经营也不利于实现生产社会化条件下效率的高速提升。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性弊病已无法适应当前农业现代化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上“形成制约因素”。鉴于这种情况，及时转向“第二个飞跃”的高水平集约化集体经济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的必然之举。邓小平早已揭示了“两个飞跃”的相互关系，他提出“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里所提到的一定条件即科技进步、管理能力提升、多种经营发展、集体收入增加等，都是由“第一个飞跃”来进行准备的。“第一个飞跃”通过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第二个飞跃”的前提与条件；“第二个飞跃”则在“第一个飞跃”的基础上，聚焦于发展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助推农业现代化，是“第一个飞跃”的目的与必然导向。二者只存在发展顺序上的前后递进，而非可以被割裂的片面举措。这种对“两个飞跃”关系的阐释，其实暗含着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二个统一，即坚持尊重规律与适度发展相统一。邓小平认为“两个飞跃”间的转变“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第一个飞跃”向“第二个飞跃”的过渡，是尊重规律下必然的转变，如果强行割裂开二者的接续发展，是与规律相悖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第二个飞跃”的关节点。多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虽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维系了社会稳定，但其生产分散、规模受制约、效率低下等缺陷已不能满足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与之共存的土地细碎化、农村空心化、土地流转不畅等问题也在阻碍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邓小平提出，“第一个飞跃”向“第二个飞跃”的过渡需要机械化水平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专业化多种经营发展、集体收入增加且比重提高这四个条件准备。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第一个飞跃”已基本上完成了过渡准备，城乡间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人身土地依赖性持续减弱等新现象也都在召唤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农业改革新实践，中国农业发展进入需逐步实现“第二个飞跃”的阶段。与“两个飞跃”相似，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之间也存在着内容相融、逐步递进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一个在过渡时期便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双向利好。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实际，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从核心思想的一致性上说，乡村振兴就是新时代“第二个飞跃”的具体战略，也是一条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适应市场要求来发展集体经济的新型农村现代化道路。

　　立足于过渡节点，当前如何发展集体经济成为一个关系到乡村振兴与“第二个飞跃”能否较快较好实现的中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发展集体经济并不是要走“回头路”，而是要形成新的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又贴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化生产关系。在“两个飞跃”过渡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之际，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活用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逐步迈向高水平集约化集体经济的未来方向。实现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指向

　　集体经济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实现农村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认为“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刻的乡村振兴功能，是破解诸多制约农村发展的因素的出路所在。

以乡村经济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当前，在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过程中，农村地区充分汲取过往产业扶贫的成功经验，已对产业振兴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达成高度共识，认识到农村集体经济既承担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也承载着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使命，具有重要的破解相对贫困、促进农民富裕的经济功能。“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乡村经济振兴，有利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套多维度的、全方位的目标体系，也是一个各方面相互促进的动态系统。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思路不能局限于单纯发挥经济效应，还应体现出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意蕴，通过积极引导群众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充分发挥对“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等目标的带动作用。当前许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已经认识到发展集体经济的外溢价值，逐渐探索出一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公益事业、文化建设相结合的路径，并将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资源投入到乡村治理之中，增强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提升农民的获得感。

以新型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澄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展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表明了共同富裕的重要定位。过去，农村存在着“又穷又乱”“越穷越乱”的恶性循环。脱贫攻坚的事实证明，治穷治乱的关键就在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民的普遍的脱贫乃至致富是扭转这一局面的逻辑起点。当前，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改变自身面貌的根本还是在于共同富裕，在于破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二律背反。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不断壮大村庄力量，提升村庄治理的调控能力，提升乡村未来发展的成色和质量。集体经济兼具盈利属性和社会属性，需要将公平与效率二者统一起来。一方面，集体经济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重要任务，延续脱贫攻坚时期的发展后劲，通过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艰苦奋斗，整合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把村集体的“蛋糕”做大，从而为农民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公平问题是萦绕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共同富裕”不仅在于“富裕”所展现出来的生产维度，还在于“共同”所体现的分配维度。必须认识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先富带动后富”仍然是当前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思路。简而言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既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均衡，更要使广大农民共享集体经济的发展成果。

以物质文明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以减少相对贫困为目标，力图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要求在乡村振兴中辩证、全面地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一方面，乡村振兴首先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上，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另一方面，物质文明不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乡村振兴也需要精神文明的支撑。一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增强农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只有把农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凝聚起来，才能使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有效贯彻实施。靠什么凝聚农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创建五星支部，以头雁作用发挥好、集体经济发挥好、阵地功能发挥好、基层治理能力好、乡村振兴推进好为建设目标，凝聚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将全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比，以共产党员家庭、光荣之家、五美庭院等带动一般家庭，打造基层治理品牌，同步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二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特别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集体经济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实现农村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明确的发展导向，跳出了就经济论经济的窠臼，正在探索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城乡社会事业统筹的发展路径。在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蕴藏着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潜力，只有不断探索多种所有制实现形式，才能够摆脱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对生产力的束缚，回应现代农业的要求，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领导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保障。农村党组织是农村的领导核心，能够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集中智慧，凝集力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和组织支持。党组织的建设村在发展培育产业过程中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产业兴旺是乡村治理的物质支撑，有助于党的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贯彻。集体经济的产业兴旺是村支部带领村民开展乡村治理的前提与基础。只有集体经济发展好了，村党组织才有能力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才有敢于改善乡村的决心。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乡村经济良好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之意。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把农村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的要求，要充分开展文明农户、美丽庭院评比等激励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展“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完善电路、水管和路灯等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等提升乡村环境，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促进有效的乡村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作者分别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禹州市古城镇崔庄村党支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