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广告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伴随社会经济变迁、不断演变的历史。从夏商周至南北朝时期，广告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独特的新变化，逐步开启初步发展的进程，映射出古代商业活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轨迹。

夏、商、周时期，广告活动经历了从群体到个体的过渡。早期，部落集体的生产与交换行为，催生了服务于群体的广告形式，如祭祀活动中对物产的展示、部落间物资交换时的口头宣告 。随着生产力发展，私有制萌芽，个体工商业者出现，广告开始聚焦个体经营。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部分记录了贵族对器物的专属标识，可视为早期个体广告的雏形；集市中，个体商贩的叫卖、实物陈列，也日益凸显个体广告的特征，广告从集体协作的附属，转变为个体经营的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为广告发展注入活力。行商坐贾的分化，让广告形态走向复杂。行商走街串巷，依赖口头广告、响器（如货郎鼓 ）传递信息；坐贾开设固定店铺，开始运用招牌、幌子吸引顾客，"悬帜甚高"的典故，便是春秋时期酒店招牌广告的体现。同时，自由大商人与自由贸易兴起，跨区域商业活动频繁，广告突破地域限制。范蠡经商、吕不韦的商业布局，背后都离不开广告对商品流通、品牌塑造的助力，广告从 local 经营辅助，拓展到跨区域商业网络的连接纽带。

货郎鼓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体制下，广告形态被纳入规制。官府对市场的管理，催生了规范广告的需求。秦代《金布律》对商品标价、交易公示的规定，汉代"市楼"对市场秩序的管控，让广告在形制、内容上有了官方标准。官营手工业的产品，如盐铁，通过官方告示、铭文标注进行推广；民间商业广告，也需在官府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广告从自由发展，进入"官民分治"的规范阶段，成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一环。

三国时期，尽管战乱导致经济发展失衡，但广告存在的基础未被摧毁。北方的战乱与南方、西南的相对稳定，形成区域差异。在相对安定的地区，传统广告形式如市集叫卖、招牌依旧存续；军事需求催生的特殊物资交易，也促使广告为战时经济服务，如兵器、粮草交易中的信息传递，广告在动荡中坚守着沟通供需的功能。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却未阻断广告发展。江南地区经济开发，商业活动复苏，广告随之上扬。宗教传播与商业结合，寺庙周边的集市广告、宗教仪式中的商业信息传递，成为新亮点；民族融合带来商品交流新需求，胡汉商贩的广告形式相互借鉴，双语招牌、混合叫卖声出现，广告在文化碰撞中持续演进，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广告在夏商周至南北朝的发展进程中，因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政治格局调整，不断产生新变化。从群体到个体、从自由到规范、从单一区域到跨文化交流，广告逐步构建起初步发展的框架，为后世广告的繁荣埋下伏笔，也让我们看到古代商业智慧与社会发展的深度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