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兵

那晚的风好厉害！吹倒了麦田，吹哭了庄稼人。

中原一夜之间，仿佛另一个世界。

我也被那夜噼里啪啦的大风吵醒，光着膀子去关窗。探头窗户，尖利的风带着哨音呼呼地叫，树梢断头般地摇动，好像要天崩地裂。风刮得邪乎，似乎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风，碎叶杂物翻卷着，啪啪冲向墙壁、窗户，仿佛整栋楼都在摇晃。让人害怕。不知风从那个方向吹，也不知要向哪个方向去。朦胧灯光中，外面灰蒙蒙一片，我对妻子说，农民又要遭殃了。

急急地早起，电话二哥，麦倒了没有，还有收成吗？二哥停顿了半天叹着气说：“别提了，只想哭！”我说，不就一季麦吗。他说：“你说着轻巧。我今年转种了别人的地，连自己的一共50多亩，光前期投入就花了3万多，眼看就要熟了，谁知这一夜狂风，大片刮倒了，磙碾了一样，估计连半收也不到。”还说：“一场大风，咱庄死了三个人。邻居小叔死了，他比我种的地还多；二组的狗剩媳妇看着麦地如席，心痛得呼天抢地，血压上来，倒地死了；还有东头瘫了几年会编对子会写对联的老五爷，听儿子、媳妇说今年收成完了，孙子结婚的事怕要黄了，也是一口气没上来，过去了。他熬过了三年疫情，却没熬过这场大风。唉！”

唉，声声叹息如狂风扑耳。

想想二哥这辈子也真的是不容易，甚至说是够苦的。

二哥比我大15岁，从我记事起，二哥就是家里的棒劳力，天明天黑的跟着父亲干。大哥是民办教师，个子也没二哥高，总见他干活懒洋洋的不起劲，不如二哥。

大集体时，父亲是牛把，当然是10分劳力，大哥教书按10分劳力记，惟有二哥，虽然干活多，出力大，却只定为8分劳力。二哥不服，吵着父亲要去和队长论理，多少次都被父亲压下了。二哥一气之下，上了10万多人“做工”的“引丹工程”建设工地，终于为家里挣得了10分劳动力的待遇。

我们姊妹5个，上有奶奶，下有大哥的两个孩子，总共11口人，在那时的农村，也算是大家庭了。全家虽有三个吃10分的劳力，还有母亲、嫂子挣工分，人均下来，仍是队里的“缺分户”，“缺分户”即是“缺粮户”，年终按工分分酬，仍要扣下不少口粮。母亲很会过日子，匀来均去，全家总能顾个温饱，荒春上和麦待熟青黄不接时，我和两个姐姐放学后总是剜些野菜、捋些时令的槐花、榆钱儿，母亲用精致的技术拌上一些杂面作蒸菜，如果能淋上几滴小磨油，就算过年。

二哥在工地上长时间不能回来，大队的领队回来时，总给我家捎回几个干透的白馒头。母亲拿着馒头，总是掉着泪说：“我娃又吃苦了。”那时我们小，不知道母亲为啥说这话，侄女侄儿更是不懂事，见到有白馒头总是哭着要吃。母亲每次只馏一个，奶奶半块，剩下半块再一人一半分给两个孙女孙子。我那时刚上一年级，也眼巴巴地望着，母亲就说：“你大了，让他们吃吧，过年的时候，妈再给你们蒸（白馒头）。”其实，我也才是个六、七岁的孩子。

大概在七十年代中期，引丹工程完工了，二哥回来了，已是二十七、八的大龄男子了，在农村，他的婚姻成了问题。亲戚说，媒人说，因我家人多家穷，一直没有说成。几年之后，二哥已30多岁了，眼看要打“光棍”，父母急得要命；二哥整天闷头干活，话语越来越少，一说就是对着父母冲撞，按现在说的，是不是就要抑郁了。可在那个年代，家贫难找媳妇，谁愿意嫁到一个缺吃少穿的人家。

为二哥娶媳妇的事，把父母的头发都愁掉了。

那时，农村因贫穷或家庭成份不好的家庭，民间有偷偷换亲、转亲的婚俗：两家或三家有男子娶不来媳妇，就有媒人几家转着提亲，商量着用对方家的姑娘来回换亲、转亲结婚。因大姐已出嫁，也曾有过把二姐给二哥换一门亲事的想法，但二姐比二哥小了10多岁，年龄不配，太亏了二姐，父母祖人至亲要好在一起商量了多次，识字的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同意换亲。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给中国千千万万农家孩子打开了命运的另一扇窗口，我有幸赶上了。

就在我上高中的第二年，父亲捎信叫回来一趟，说“你二哥结婚，你也回来庆贺庆贺吧。”

“天哪，二哥终于有媳妇了！”我高兴得一路小跑回家，十五里的路程，请了两节课的时间就到家了。

红红的对子，红红的鞭炮，喧嚣的喜宴香飘全村。

我感到太突然了，就问母亲：“原来一点信都没有，咋一下子就结婚了。那村的？”母亲说：“你二嫂是四川人，随人带来的，她堂姐几年前被人带来，嫁在邻村，这回把她妹妹也带来了。她家在大山中，姊妹们多，家里穷得很，咱家就花了1000多元给人家，算是彩礼吧”

噢，我明白了。

我把父亲给的伙食费拿了5块钱给二哥，说“我的心意，给二嫂买个东西吧，大老远的过来，不容易，算祝贺吧”，话未出口，泪先流了，二哥接过钱，抱抱我，拍拍我的肩膀，说“老三，要用功啊”，泪也流了出来。

是喜泪，还是苦泪？那个时代啊！

二嫂和我同岁，比二哥小了15岁。

二哥有家了，我也上大学了。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

二嫂刚到我家，口音不同，说话相互听不懂；四川主粮是米，我家缺米，人家那里再穷的人家都能冲澡，我们这里只能夏天温度高时到坑塘里洗，一冬秋都不能洗个澡，生活上很不习惯。农村人看着老相，二哥又大人家十几岁，事前又没有沟通交流，结婚了也无感情可言。村上有住了一年半载、甚至有了孩子的外地媳妇，不时就逃跑了。有了这个惧怕，我家就加深了对二嫂的暗中看管。二嫂虽没有跑的迹象，但花了1000多元，在乡下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是一家人多年的积蓄加上向众多亲戚相邻筹借的。一起下地干活时守着，上街赶集得结伴而去，而回。二嫂感到别扭，但又说不出什么。一天天过去，二哥、二嫂有了第一个孩子，来年春节到了，二嫂提出回娘家看看，过了年就回来。

家里商量后没理由不让回，就由二哥陪着回去。

可过了年，过了正月，过了二月二，过了三月三赶圩庙会，二嫂没有回河南家的迹象。二哥急了，催着问二嫂几时回？二嫂说，回来一趟不容易，多住些天吧。春忙了，你要是急了先回去，我和娃儿随后再回。二哥如坐针毡等不及了，求救于我，让我去接二嫂一同回家。

我当时正上大二，进城不久，什么经世处事的经验都没有，仍是一个农村毛孩子。但为了二哥，为了我家的二嫂，我还是毫无准备地请假乘火车前往了。

四川渠县，我第一次来，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火车转汽车，汽车转三轮，三轮转步行，山清水秀、七转八拐中，光着脚，总算到二嫂家了。

哪里好美呀！除了交通不便，吃住穿，绝不是当时我家能比的。

在热情的二嫂家住了几日。小山村来了个大学生很快传开了，都要来看看。好客的山里人把我看成了“大城市的大人物”，请吃饭，一起赶圩唱歌，小村几十户几乎吃了个遍，我也把知道的外面世界讲给他们，鼓励孩子们上学读书，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走出大山，将来为家庭家乡做出贡献。纯朴善良的山里人把我当成了荣耀和亲人，甚至提出把村里最漂亮的女娃嫁给我。二嫂和一家人看着乡亲们的高兴劲和羡慕劲，也打消了不回我家的念头，带着孩子和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路上，二哥悄悄跟我说，老三，多亏了你；我说，二嫂多好，是你多心了。

农村农民成个家，真是不易！

一晃十几年过去，二哥有了三个孩子，我也在城里有了家。

又十几年过去，二哥孩子长大了，二哥人也老了。

父母在这几个十几年当中，都走了。二哥和我一样，没有了上面的牵挂。

给父母上坟时，二哥给我说：“老三，孩子们大了，我也老了，现在种地不行，仅能顾个嘴，啥事也办不成，没个钱，连吃个药行个情手里都紧。你能不能在城里给我找个活，看个大门、扫个大街，啥都行。”

我说：“中！”二哥高兴得像个孩子。

不多久，在我居住的城市，二哥成了一个扫大街的，美其名曰：环卫工人，一月工资1000多元。

二哥很珍惜这份工作，虽然早出晚归，也无论刮风下雨。可就这“环卫工人”，也有身体条件限制。为这，我几次去给人打招呼，勉强干到去年，二哥已是75岁了，他还想干，可环卫上说，岁数实在太大了，没法上保险，不能再干了。

回老家时，二哥来我家，说，你用心了，我是真老了，还是回家种几亩地，安度晚年吧。

我说，我也要退休了，你守着老宅，我退休了回家陪你。

二哥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去年冬天，二嫂打来电话，说你二哥不服老，回来转租了人家几十亩地，看我能不能给地方协调一下，按政策给打口井。我立马答应，并嘱告二嫂要他们注意身体，不要强支架。说孩子们都大了，不需要他们的钱了，够生活就行。二嫂忙说，是，是。

过年我有事没到二哥家，上完坟就急匆匆回城了。

春上，二哥打来电话，说今年雨水好，小麦长势喜人，有望是个丰收年，也有好麦吃了。

我虽在城里，但心里时常惦记着二哥和家乡，一有风吹草动，刮风下雨，就打电话问家里怎样，庄稼受不受影响？

城市的天连着家乡的天，城里的风刮着家乡的风。

可那天午夜的一场大风，把河湾里二哥的麦子全部刮倒了。

他太用心了，麦子长得好，麦头重，河湾的风又大又猛又旋，怎能不倒呢。

刘亮程写家乡黄沙梁的一头牛，一头驴，一截树棍，一只蚂蚁，他说，一个人能改变一头牛，一头驴的命运，一头牛，一头驴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锨土能改变一截树棍、一只蚂蚁的命运，一锨土能埋掉一截树棍，能在蚂蚁面前堆起一座高山。

二哥不是一只蚂蚁，也不是一截树棍，但改变他命运的东西很多。比如，这场风；比如，一个看不见的细菌，道路上的一片摔碎的瓦块……

我虽在城里，不会为一场风吹倒一片麦子而惶恐、哀叹，但会为一场竞争一个周旋一件小事而困惑、而叹息。

我是城里的一只蚂蚁，一截树棍，和乡下的二哥一样，随时都会被一场大风扬起，摔倒、吹灭……

作者简介

水兵， 一个散文爱者。60年代出生，唐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全国各报刊杂志发表作品500余篇200多万字，获河南省文学艺术成果奖、《莽原》《奔流》文学奖。已出版作品多部。

来源：《散文百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