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支撑东汉蔡伦发明造纸的文献依据，主要是辑本《东观汉记·蔡伦传》有关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分析姚之骃、四库馆臣和吴树平辑录的《东观汉记·蔡伦传》，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都来源于明代俞安期编纂的《唐类函》。《唐类函》在采录合并《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白氏六帖》内容的同时，又打散挪移了不少内容。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原本是《白氏六帖》从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引录的，后被《唐类函》挪移至《艺文类聚》所录《东观汉记》之下。上述辑本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此产生了误辑。《后汉书·蔡伦传》之所以认为蔡伦发明造纸，与两晋南北朝时期望文生义解释“纸”“帋”两字的交替演变有关。

中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造纸术起源于何时，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在古纸实物出土之前，人们一般采信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其中说蔡伦“造意”造纸（引文g），“造意”就是发明的意思，于元兴元年（105）上奏朝廷，从此天下风靡。[2]进入20世纪后，随着罗布淖尔纸、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玉门关纸等西汉古纸实物的出土，学界逐渐认识到西汉已有植物纤维纸。[3]不过，与此同时，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传统的看法，认为蔡伦发明了造纸。检视这一派学者的证据和逻辑，一是认为在此之前的西汉古纸实物，如灞桥纸、放马滩纸不是纸，金关纸、中颜纸等属于纸的雏形，马圈湾纸、悬泉纸等断代有误，[4]二是认为蔡伦发明造纸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班班可考，不容否认。

关于西汉古纸实物的科技鉴定和考古学断代，问题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本文不论。单就支持蔡伦发明造纸说的文献证据而言，主要就是《东观汉记·蔡伦传》和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的两处记载。根据唐代刘知幾的说法，桓帝元嘉元年（151）“（崔）寔、（曹）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5]换言之，《东观汉记·蔡伦传》的修撰，距建光元年（121）蔡伦之死才三十年，距《后汉书》所载蔡伦元兴元年（105）奏上造纸也不过四十多年，其可信性无疑是非常高的。相较而言，范晔《后汉书》撰成于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45年），距东汉灭亡已有两百年，从史源上说，可信性显然比不上《东观汉记》。因此，从学理上讲，支撑蔡伦发明造纸的文献证据，主要就是《东观汉记·蔡伦传》。

不过，《东观汉记》的原本并没有流传下来，大概元末明初就已散佚净尽（详下），学界主要利用的是辑本，共有三个。第一个是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钱塘姚之骃纂辑的《后汉书补逸》，其中就包括《东观汉记》（下称姚本《东观汉记》）。不过，姚本辑录的古籍较少，且体例不佳，[6]故乾隆朝四库馆臣重加辑录，最后刻成武英殿聚珍本和《四库全书》本《东观汉记》（下称聚珍本《东观汉记》、四库本《东观汉记》），[7]其中聚珍本《东观汉记》广为流传，而四库本锁于深阁，直到近些年才陆续影印出版。聚珍本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今人吴树平进一步扩大辑录范围，并完善体例，新辑成《东观汉记校注》（下称吴本《东观汉记》），[8]成为现下最为通行的权威辑本。换言之，《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内容乃是从其他古书中辑录的，因此据之讨论造纸术的起源时，一定要充分注意这一点。

此前学界关于造纸起源的争论，就涉及到《东观汉记·蔡伦传》的佚文来源及与其他古书记载之间的关系问题。桑原騭藏最早注意到聚珍本《东观汉记》和范晔《后汉书》都有蔡伦“造意”造纸的记载，因此认同蔡伦发明造纸的说法。[9]不过，四库馆臣所辑聚珍本和几个四库本《东观汉记》之间并非原样复制，文津阁四库本相关文字即与文渊阁、文澜阁和聚珍本有所不同（详下）。袁翰青、许名歧较早注意到聚珍本和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蔡伦传》的佚文并非都有“造意”一词，于是认为不可径信蔡伦发明造纸的说法。[10]随后，潘吉星比对《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所引《东观汉记》与文渊阁四库本《东观汉记》有关文字的异同，进而质疑后者的可信性。[11]潘吉星之说遭到吕作燮的反驳，后者认为类书往往节引文字，而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乃从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中辑出，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不可拿文字琐碎的类书加以否定。[12]针对这一点，潘吉星抛开类书与辑本《东观汉记》之间的文字异同，转而认为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虽来自《永乐大典》，但后者既引《后汉书》又引唐代类书，容易发生混淆。[13]潘吉星的这一说法流于揣测，没有文献上的证据，因此未被学界取信。而随着吴本《东观汉记》的问世，不少学者注意到其中也有蔡伦“造意”造纸的记载（引文b），因此拿来作为蔡伦发明造纸的证据。[14]对这一点，许鸣歧、潘吉星等主张蔡伦之前已有植物纤维纸的学者亦未置一词，显然是无从反驳。最近张明悟、王晓强谈到这一问题，更是直言“已完全不可考，历史的疑窦早在东汉就已经埋下”。[15]

总体上看，随着多批次西汉古纸实物的陆续出土，早在西汉而非东汉出现造纸的看法，已经逐渐占据上风并深入人心，但面对坚持东汉蔡伦发明造纸说一派学者经常引据的吴本、聚珍本和姚本《东观汉记·蔡伦传》的有关记载，学界似乎只能选择性无视或沉默以对。个别学者虽然注意到了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的佚文与聚珍本不同，但没有搞清楚两个辑本之间的关系和史料来源，因此相关意见不受学界重视。实际上，仔细考索几个辑本《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史料来源就会发现，问题就出现在佚文的辑录上，蔡伦发明造纸的内容并不是《东观汉记·蔡伦传》原文，而是姚本、聚珍本、四库本和吴本误辑了《后汉书·蔡伦传》的文字。

鉴于姚本和吴本的相关佚文几乎全同，具有相同的来源，而四库馆臣操刀的几个辑本又都沿用了姚本的内容，因此本文先分析吴本和姚本的史源，然后再考察四库馆臣辑本。考虑到《后汉书·蔡伦传》也有蔡伦发明造纸的记载，本文最后将简要交待这一误解出现的原因和背景。期待本文对辑本《东观汉记·蔡伦传》辑佚过程和有关佚文史源的澄清，为造纸术的讨论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一 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蔡伦传》有关记载的史料来源

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都有《蔡伦传》，其中关于蔡伦造纸的文字，分别移录如下：

[a]黄门蔡伦，字敬仲，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16]

[b]黄门蔡伦，字敬仲，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也。——《唐类函》卷一〇七[17]

非常明显，两者文字近乎全同，只差了末尾的“也”字。吴本标注辑自《唐类函》，而姚本不标注辑录文字的出处，那么姚本这条记载源自哪里呢？

据四库馆臣调查，姚之骃辑录《东观汉记》，依据的是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司马彪《续汉书》刘昭注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种古籍，[18]这一看法为吴本《东观汉记》所证实。[19]不过，遍检上述五种古籍，未见姚本文字（引文a），那么这条佚文到底来自哪里呢？据吴树平对姚本《东观汉记》的比对和调查，姚之骃在查找《北堂书钞》时，还会翻检《唐类函》所录《北堂书钞》加以对照，[20]从这点看，姚本文字（引文a）只比《唐类函》有关文字（引文b）少了个“也”字，应该也来自《唐类函》。换言之，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的有关记载，实际上都来源于《唐类函》。

案《唐类函》，乃明中后期苏州俞安期汇集唐人类书而成，前引吴本《东观汉记》有关文字（引文b）出自《唐类函》卷一〇七“纸一（《艺文类聚》）”，[21]下注《艺文类聚》即表示引自《艺文类聚》。又案《艺文类聚》，共100卷，目前存世刻本计有上海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残本、明正德十年无锡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明嘉靖六至七年胡纉宗陆采刻本、明嘉靖九年郑氏宗文堂刻本、明嘉靖二十八年平阳府张松刻本、明万历十五年王元贞南京刻本等，清人久未重刻，直至光绪五年成都宏达堂才据王元贞本翻刻。[22]20世纪60年代汪绍楹曾以宋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刻诸本，对《艺文类聚》做了系统的整理校订，其中卷五八《杂文部》“纸”目相关文字如下：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上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23]

未提及有何异文，看来诸本文字相同。新近孙麒参据更多版本做了全面整理，亦未发现异文。[24]俞安期《唐类函》刊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所能利用的《艺文类聚》，在上述刻本之外，理论上自然还存在学界未知的其他刻本或抄本的可能。不过，上述多种宋明刻本引文均一致，且与《唐类函》引《艺文类聚》文字（引文b）明显不同，因此不太可能是《艺文类聚》版本的问题。那么，问题出自哪里呢？有无可能是《唐类函》引用《艺文类聚》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复案《唐类函》，俞安期交待其编纂体例：“唐诸人类书，以欧扬率更之《艺文类聚》居其前，次徐学士之《初学记》，次虞永兴之《北堂书钞》，次白傅之《白帖》，又次则诗赋文章终焉。《类聚》居前不复加删，删者删其后三书也。大都《书钞》删多于《初学记》，《白帖》删多于《书钞》。至若《类聚》略而三书详，则取三书所详足《类聚》之阙。”[25]换言之，此书按照《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和《白氏六帖》的次序进行编排，但因为四部类书在内容上既有大量重复，同时也有各自不同的部分，故《唐类函》以《艺文类聚》为纲，删减了后三书与之重复的内容，而后三书详于《艺文类聚》的部分则挪到《艺文类聚》上来。按照这个体例，《唐类函》引《艺文类聚》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b），有可能是从《初学记》《北堂书钞》或《白氏六帖》三书中挪移过去的。

先来看徐坚《初学记》，此书共三十卷，大概初刻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明代多次刻印，计有嘉靖初年安国初刻本、嘉靖十年安国桂坡馆刻本、嘉靖十年九洲书屋本、嘉靖十三年晋藩虚益堂刻本、嘉靖十六年宗文堂刻本、嘉靖二十三年沈藩刻本、万历十五年宁寿堂刻本、万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扬州陈大科刻本和万历三十四年沈宗培巾箱本等九本。后世最通行的乃是嘉靖十年安国本，此本据说参照残宋本（缺卷七、十二、二十一至二十五和卷三十的下半）配补，明代刻本多据安国本翻刻。严可均、陆心源曾据王昶旧藏宋本（实系元刻）与安国系统刻本校勘。[26]今人司祖义以清代内府古香斋袖珍本为底本，汇集众本，加以断句排印，并逐卷移录严可均、陆心源两家校录的异文。案今整理本卷二一《文部》“纸第七”，引《东观汉记》共两处：

【叙事】东观汉记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帋，所谓蔡侯纸是也。

【事对·尚方】东观汉记曰：蔡伦传云：伦典作尚方，作纸。[27]

均与《唐类函》引《艺文类聚》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b）不同。卷后附录的严可均、陆心源两家校语，亦未发现有何异文，可见多个版本文字都一致。此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一部南宋绍兴刻本，不为严可均、陆心源、司祖义所利用，但其文字亦与今整理本全同。[28]当然，俞安期乃一介平民，[29]最可能利用的还是常见的安国系统刻本，而非罕见的绍兴本。

再看虞世南《北堂书钞》，此书原一百七十四卷，流传下来的乃是一百六十卷本，早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虞山陈禹谟始予刊刻。不过这个历史上最早的刻本问题非常多，备受诟病，以致四库馆臣称其“刊刻之功不赎窜乱之过”。[30]对这一点，俞安期是非常清楚的，评价陈禹谟刻本作“凡无书可校者，补以他书，如无东观汉记谢承汉书，则以范晔汉书补之之类，良苦心矣。然事义虽同而文字各别，至有与提纲诸字了无交涉”。[31]即使是这个刻本，相关文字也只是写作：

东观汉记云：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32]

明显与前述《唐类函》引《艺文类聚》蔡伦造纸的有关文字（引文b）不同。因此俞安期《唐类函》的这条资料，并非录自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

不过，俞安期在利用陈本的同时，称“余偶得善本，参以诸书，对勘相符，稍有端委者，俱照原本，其不可晓会者，始依陈本”，[33]可见利用了这个“善本”与陈禹谟刻本对勘。可惜的是，俞安期没有说明“善本”源自哪里，但毫无疑问应当是钞本。案《北堂书钞》有宋明钞本数部存世，孙星衍、严可均、孔广陶等曾相继汇集众本进行校勘，最后形成较为完善的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本。[34]案孔本《北堂书钞》相关文字仅作：

东观记云：蔡纶典作尚方作纸。○今案：《事物纪原》卷八引《东观记》，纶作伦，典下无作字，聚珍本、姚辑本亦作伦，典下有作字。[35]

无论正文还是校语，都没有《唐类函》引《艺文类聚》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b）。显然，目前可见的宋明本《北堂书钞》，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都非常简短。当然，理论上不能排除俞安期利用的“善本”，就存在前述《唐类函》引《艺文类聚》蔡伦造纸的有关文字（引文b），但是那么多版本的《北堂书钞》都没有这些文字，充分说明这个可能性极小。

再来看《白氏六帖》，此书共三十卷，乃白居易积聚的写作素材库，引录古书不注出处，故成书后不断有人加以添注，北宋晁仲衍标注本最为齐备，书名《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白氏六帖》白文单行本，又名《白氏六帖事类集》，目前有两种，一为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北宋版，一为傅增湘旧藏南宋绍兴刻本。添注本久不传于世，目前存世共两种，一是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北宋仁宗朝残本（仅存卷十七至二十），一是台湾藏南宋坊刻本（缺末尾两卷）。南宋初年孔传仿《白氏六帖》作《六帖新书》（又称《孔氏六帖》），南宋晚季两书合刻，共一百卷，称为《唐宋白孔六帖》或《白孔六帖》。合刻本在明代大量刻印，广泛流传，存世非常多，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明代没有再刻《白氏六帖》白文单行本和晁仲衍添注本。不过合刻本中白居易撰集的部分，用的是白文单行本，而非添注本。[36]俞安期以布衣之身，所依据“白傅之《白帖》”，无疑应该是常见的合刻本，而不可能是稀有的宋刻白文单行本或晁仲衍添注本。案通行的嘉靖元年（1522）合刻本《白孔六帖》，卷十四“纸十七”，“蔡侯纸”之下，白居易撰集的部分作：

[c]后汉蔡伦，字敬仲，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故天下咸称蔡侯纸。[37]

这段文字，与姚本《东观汉记》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引文a）完全相同，末尾都无“也”字。国家图书馆所藏一种明刻本和两种明抄本，文字也是如此。[38]又案俞安期不太可能寓目的两部宋版单行本，卷四“纸第四十三”，“蔡侯纸”之下的文字，亦与明代合刻本相同。[39]很显然，《唐类函》引《艺文类聚》蔡伦造纸的有关文字（引文b）应该就出自《白氏六帖》，只是俞安期在引文末尾加了个“也”字。

据俞安期交待，“《白帖》重复前书者，既已删去，所存尚多者，另立成篇，其有悉尽者，篇目亦不存矣，而寥寥一二则附之《书钞》，或无《书钞》则附之《初学记》”。[40]换言之，因为《白氏六帖》的内容陆续都散入到《唐类函》所引《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中去了，最后导致某些门类连《白氏六帖》的名目都不需要列出了。案《唐类函》卷一百七《文学部》“纸”目，仅列“纸一（《艺文类聚》）”、“纸二（《初学记》）”和“纸三（《北堂书钞》）”，没有“纸四（《白帖》）”，可见《白氏六帖》的相关内容确实都挪移到前三书中了。从这个角度看，俞安期应该是将《白氏六帖》中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散入了《艺文类聚》所引《东观汉记》相关文字之下。

至此可以确定，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是以《唐类函》为中介，辗转抄自《白氏六帖》。而《白氏六帖》引录古书，如前所述并未标注出处，那么《白帖》上述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c）到底出自哪里呢？有无可能，是非常罕见的添注本相关文字之下，被人注明引自《东观汉记》，从而恰为俞安期所偶然看到呢？案台湾藏北宋晁仲衍添注本（附图），[41]卷四“纸四十三”，“蔡侯纸”引蔡伦发明造纸相关文字，后注“后六十六”。据同卷“笔四十二”，“投笔”和“笔耕”两目引班超事迹（《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有载），后注“后三十七”，“同笔砚”引张彭祖事（《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第二十九》有载），后注“前二十九”，可知“后六十六”当指《后汉书》列传第六十六，并非《东观汉记》。不巧的是，今本《后汉书》列传第六十六是《循吏列传》，而载录蔡伦事迹的《宦者列传》位居列传第六十八。不过，从添注本“投笔”和“笔耕”两目班超事迹的卷次与今本相同看来，[42]晁仲衍依据的《后汉书》，其卷次当与今本一致，考虑到“八”“六”两字形近易讹，“蔡侯纸”添注的“后六十六”极可能就是“后六十八”之讹。若这一推测不误，就晁仲衍添注本来说，《白氏六帖》蔡伦造纸的有关文字（引文c）无疑出自《后汉书》。

当然，晁仲衍添注本的标注并不一定就符合《白氏六帖》引录古书的实际情况，理论上白居易也可能引自《东观汉记》。据统计，《白氏六帖事类集》在引用范晔《后汉书》的同时，还引用了不少《东观汉记》的资料，[43]说明白居易确实存在利用此书的可能。[44]不过，《白氏六帖》至迟在大和九年（835）成书，[45]而书成后就不断有人添注出处，至北宋晁仲衍（1012-1053）整理前人标注而集大成，[46]可见添注本的出处可以视作稍晚于白居易，甚至与白居易同时之人所做的工作。考虑到天宝年间（751-754）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尚能在民间找到近乎完本的《东观汉记》（缺一卷），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7-983）编纂《太平御览》之际，《东观汉记》多数卷帙依然存在，[47]因此，添注本的作者或作者群在当时应该也是能够看到并利用《东观汉记》的。换言之，《白氏六帖》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c）若取自《东观汉记》，则添注本不应标注《后汉书》。若此不误，则《白氏六帖》有关文字（引文c），添注本舍《东观汉记》而取《后汉书》，只能说明前者确实没有这段文字。

可以说，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辑录的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a和b），是通过《唐类函》和《白氏六帖》的中转，而源自范晔《后汉书》。当然，《白氏六帖》有关文字（引文c）与《后汉书》相关记载（引文g）并不一一对应，但这出于白居易的剪裁和节录，不足以构成反证。

二 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有关记载的史料来源

众所周知，乾隆朝纂修的《四库全书》，最后形成七部，分别储存在北方四阁和南方三阁中，外加《聚珍版丛书》中的《东观汉记》，因此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理论上说总共有八部。不过，目前存世的只有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津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和文溯阁四库本五部。其中，聚珍本《东观汉记》从乾隆朝开始就以刻本的形式流传，文渊阁四库本、文津阁四库本和文澜阁四库本近些年也先后影印出版，眼下只有文溯阁四库本锁于深阁，无法利用。根据笔者对这四个辑本《东观汉记》的全面考察，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东观汉记》基本是原样复制，几乎全同，而文津阁四库本则与众不同，两者的关系近似于定本和未定本。进一步说，文津阁四库本是每条佚文单独罗列，近似于辑本的素材库，而聚珍本等则连属诸条文，使之首尾完整、语义连贯。[48]本文分析的《蔡伦传》，也呈现同样的差异。因此，解决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史源问题，线索就在于文津阁四库本。

在具体分析文津阁四库本的佚文来源之前，还有个基本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与《永乐大典》和《东观汉记》原本的关系。据馆臣交待，四库本《东观汉记》乃是“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49]明言是在姚本的基础上，参考《永乐大典》和诸古书古注辑集而来，并非全部辑自《永乐大典》。不过，四库馆臣在“《后汉书补逸》”存目下，称“至《东观汉记》，核以《永乐大典》所载，较之骃所录，十尚多其五六”，[50]似乎《东观汉记》全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没有来自其他古书者。同时，四库馆臣又在《四库全书总目·东观汉记》下，自注“《永乐大典》本”。[51]这些做法，使得学界长期误以为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出自《永乐大典》。[52]前述不少学者认为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并将之视为支持蔡伦发明造纸说的关键证据，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固然有来自《永乐大典》者，但也有来自其他古书古注者。这一点不能忽略。

不仅如此，即使是辑自《永乐大典》的部分，也并不代表比辑自其他古书古注者更可信。四库馆臣在《东观汉记提要》里明确说道“自元以来，此书已佚”，即使是见于南宋《中兴馆阁书目》的“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内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53]由此可见，《东观汉记》在明初之前即已散佚净尽，永乐朝纂修《东观汉记》肯定不可能利用原书。自早年余嘉锡首揭此说，并经过朱桂昌、吴树平的进一步调查和比对后，可以确定《永乐大典》所引《东观汉记》并无超出古书古注者。[54]这一认识目前已为学界广泛接受。[54]由此可见，《永乐大典》引据的肯定不是《东观汉记》原本或原本残卷，而应是从诸类书和古书古注中辑集来的。进一步而言，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的诸多佚文中，那些直接辑自《永乐大典》者，也肯定不是来自《东观汉记》原本或原本残卷，而是同样来自于其他古书古注。因此，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全部佚文其实都来自于其他古书古注所引的《东观汉记》，而无来自《东观汉记》原本者。

那么，四库馆臣辑录的《东观汉记·蔡伦传》来自哪些古书古注呢？前面说过，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文津阁四库本。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和文澜阁四库本《东观汉记》都没有标注所辑佚文的来源和出处，而文津阁四库本除了卷二十一和卷二十二外，其余诸卷全部都标注了。文津阁四库本有一份其他辑本都没有的“编次凡例”，其中第一条就说：“凡姚本已载者，条首俱朱书‘原’字；其姚本未有、从《永乐大典》增入者，条首俱朱书‘增’字；或《永乐大典》未载，间从各书采葺者，条首亦书‘增’字，仍注明所从葺之书于条下。”[55]由此可以清楚知道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几乎每一条佚文的出处。结合前述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与文津阁四库本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就相当于清楚了这三个辑本佚文的出处。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最终弄清楚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史料来源。考虑到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的相关佚文文字相同，这

里仅录出聚珍本（引文d）和文津阁四库本（引文e）佚文如下：

[d1]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d2]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案：一本作：伦典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渔纸名网纸。[d3]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57]

[e1]增：蔡伦，字敬仲，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下，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

[e2]原：伦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之，按：此句姚本止有“奏上”二字，从吴淑《事类赋注》增。帝善其能，按：范书伦传，此和帝元兴元年事。自是莫不用，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也。

[e3]增：蔡伦典作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也。

[e4]增：蔡伦用木皮为纸名谷纸，故渔网名网纸。[58]

两相比对不难看出，聚珍本文字就是由文津阁四库本连属而成。具体来说，聚珍本引文d1相当于文津阁四库本引文e1，只是多了籍贯“桂阳人”，并将“休下”改为休沐；聚珍本引文d2和d3合在一起，相当于文津阁四库本引文e2；聚珍本引文d2小字注提到的“一本作：伦典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渔纸名网纸”，相当于文津阁四库本引文e3和e4合在一起。由此可知，四库馆臣所辑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和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蔡伦传》，虽然文字偶异，但史料来源应该相同。

据前述文津阁四库本“编次凡例”，标“原”者是姚之骃辑本原有的内容，标“增”者是四库馆臣所辑超出姚本的内容；后一部分中，来自《永乐大典》者仅标“增”，来自其他古书古注者另在文末注明书名。由此看前引文津阁四库本佚文的标注，那么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佚文的来源就较为清楚了。首先是本文重点分析的蔡伦发明造纸佚文（e2/d2+d3），文前标“原”，当继承自姚本。比对前述姚本文字（引文a），实质性变动只有上奏时间“元兴元年”的添补。据文津阁四库本e2“元兴元年奏上之”的按语“从吴淑《事类赋注》增”，似乎“元兴元年”是据《事类赋注》增补的，检此书未见相关记载，故当属四库馆臣误植。而从“帝善其能”之下的按语“范书伦传，此和帝元兴元年事”，“元兴元年”是根据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增补的。由此可知，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发明造纸的佚文（d2+d3/e2）也来自《唐类函》。

其次，聚珍本佚文d1，据文津阁四库本佚文e1仅标“增”而未在文末注明书名，当直接来自于《永乐大典》。前面提到，明初纂修《永乐大典》，其中的《东观汉记》条文并非出自原本，而是来自古书古注。那么《东观汉记·蔡伦传》的这条佚文（引文d1/e1），应该也来自古书古注。检《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有《东观汉记》如下佚文：

[f]（《东观汉记》）又曰：蔡伦，字敬仲，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下，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59]

与文津阁四库本佚文（e1）完全相同，因此《永乐大典》所录的佚文应该就来自于《太平御览》。

至于聚珍本佚文（d1）多出的籍贯“桂阳人”以及将“休下”改为“休沐”，如同前述上奏时间“元兴元年”一样，应该也是据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增补的。此前吴树平调查聚珍本《东观汉记》的辑佚就发现，四库馆臣不仅利用了俞安期的《唐类函》，还用了《后汉书》。[60]试录出《后汉书·蔡伦传》相关文字如下：

[g]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顔，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61]

前述聚珍本佚文（d1）的改动和增补，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由此可知，聚珍本《东观汉记》关于蔡伦发明造纸的记载（引文d），是整合了姚本（引文a）和《太平御览》的佚文（引文f），并据《后汉书·蔡伦传》（引文g）增补而成。

最后，文津阁四库本佚文e3和e4，因其文前标“增”而文末未注明古书，故也来自于《永乐大典》。不过遍检古籍，未见其他古书所引《东观汉记》有与这两条相同者。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永乐大典》确实从现今看不到的某些古书中引用了这两条《东观汉记》佚文，二是《永乐大典》也没有现今看不到的《东观汉记》独立史源，这两条佚文属于误引。如前所述，余嘉锡、朱桂昌、吴树平都认为《永乐大典》对《东观汉记》的辑佚没有帮助，因其并无太多的独立史源，笔者依据文津阁四库本的标注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发现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佚文来自《永乐大典》者共368条，其中只有3条确实为《永乐大典》所独有，其余365条中多数见于其他古书古注，少数乃《永乐大典》误录。[62]由此推测，文津阁四库佚文e3和e4虽然也存在来自《永乐大典》独立史源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则是《永乐大典》误录所致。

检《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都有与文津阁四库佚文e3和e4大体相同的内容，不过这些内容出自《董巴记》，但又都排在《东观汉记》蔡伦造纸条文之后。这里暂录出文字完整的《太平御览》：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

《董巴记》曰：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用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63]

不难发现，《董巴记》的内容与文津阁四库本佚文e3和e4大体相同，《永乐大典》或许是因为前一条涉《东观汉记》而误将《董巴记》的内容视作《东观汉记》。至于《永乐大典》分作两条，当与类书分门别类拆散引文的体例有关。

与此有关，成书略晚于《太平御览》的《事类赋注》，卷十五《什物部》引《东观汉记》蔡伦造纸文字与《太平御览》全同，唯下一条作：“《舆服志》曰：蔡侯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故鱼网，名网纸。”[64]内容与前述《太平御览》引《董巴记》基本相同，却标明出自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考虑到《事类赋注》的编者吴淑也参与了《太平御览》的纂修，因此这处差异确实很奇怪。[65]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对《永乐大典》可能误引《东观汉记》的判断。回过头来说，这两条文津阁四库本佚文（e3和e4）也只说蔡伦造纸，而没有“造意”造纸，因此即使它们确实出自《永乐大典》的独立史源，也就是确实来自于其他古书古注引录的《东观汉记》，那也不能说明《东观汉记》原本含有蔡伦“造意”造纸的内容。

由上可知，四库馆臣所辑的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和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蔡伦传》，其中蔡伦“造意”造纸的内容（d2+d3/e2）并非来自于《永乐大典》，不是《东观汉记》原有的佚文，而是继承自姚之骃辑本，也就是通过《唐类函》和《白氏六帖》的中转而来自《后汉书·蔡伦传》。这里还有个旁证，即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的《渊鉴类函》，[66]是以《唐类函》为蓝本，广采唐代以后诸类书而成的，此书卷二百五《文学部·纸一》就抄录了《后汉书·蔡伦传》蔡伦造纸的文字，而没有沿用《唐类函》所引《东观汉记》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引文b）。[67]由此可知，《渊鉴类函》的编修班子应该就不相信《唐类函》这条引文出自《东观汉记》，故此弃之而取《后汉书·蔡伦传》。

三 余论

综合前面的分析，姚之骃辑本《东观汉记·蔡伦传》最早从《唐类函》辑录了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随后四库馆臣所辑的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文津阁四库本沿用了姚本的条文，吴树平辑本则越过姚本和四库馆臣辑本而直接从《唐类函》辑录了相关内容。不过，明人俞安期编纂的《唐类函》打散挪移了唐代类书的内容，使得《白氏六帖》所引《后汉书·蔡伦传》的文字，被掉包成《艺文类聚》所录《东观汉记》的内容。换言之，这些辑本所载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都不出自《东观汉记》，而是通过《唐类函》和《白氏六帖》的中转，最终来源于范晔《后汉书》。

既然辑本《东观汉记》有关蔡伦发明造纸的佚文来自《后汉书》，那么范晔《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又来自哪里呢？据研究，范晔《后汉书》是以《东观汉记》为蓝本，采择华峤《汉后书》等多家东汉史著而成，[68]因此蔡伦“造意”造纸的记载，理论上存在承自《东观汉记》原本的可能。不过，考虑到前引《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所录《东观汉记》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都没有“造意”二字，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相关引文也是如此，因此，《东观汉记》原本记载蔡伦“造意”造纸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前引《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录《董巴记》的有关文字显示，活跃于汉魏禅代之际的董巴，尚没有把造纸的发明权归在蔡伦身上。综合看来，蔡伦发明造纸的说法，应该不见于东汉曹魏时期，而是此后兴起的认识。

实际上，《后汉书》有关蔡伦发明造纸的记载，反映的也不是范晔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两晋南北朝时人的通行认识。《北堂书钞》引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桓帝时，桂杨人蔡伦始捣故鱼网以造作纸”；[69]《初学记》引成书于南朝宋的盛弘之《荆州记》，载“（蔡伦）始以鱼网造纸”；[70]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耒水”条“西北迳蔡洲”之下，注曰“（蔡伦）捣故渔网为纸，用代简素，自其始也”；[71]北齐贾思勰《齐民要术·序》载“蔡伦立意造纸”。[72]这些文献显示，两晋南北朝之时，社会上普遍认为蔡伦发明了造纸。

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最主要的原因是，“帋”字在东汉晚期出现并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取代“纸”字指称纸张。比如东汉晚期的东牌楼汉简111记载“行帋五十枚”，南昌西晋吴应墓衣物疏记“帋一百枚”，武威旱滩坡前凉墓衣物疏记“故帋三百张”等。[73]在“帋”字取代“纸”字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从两字的形体构造入手，联想到从糸的“纸”字表示丝纸，从“巾”（“布”之省形）的“帋”字表示植物纤维纸。再结合蔡伦在改进和革新造纸术方面的重大贡献，人们于是将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权归到蔡伦头上。东晋王隐所著《晋书》说：“古以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其数重沓，即名幡。纸字从糸，此形声也……和帝元兴元年，中常侍蔡伦剉捣故布网，造作帋，字从巾义。”[74]这个说法就是该认识的典型反映。比对《后汉书》的记载（引文g）可知，范晔的说法与王隐《晋书》一脉相承。这种从“纸”“帋”两字形体构造得出的认识，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关于这一点，不需要长篇大论进行证明，只要看一看敦煌吐鲁番文献“”字代替“帋”“纸”的用法就可明白。比如吐鲁番出土唐长安二年（702）僧尼赴州事状记载“多少笔”，敦煌出土晚唐五代写本《开蒙要训》写作“笔砚墨”，[75]显然不能据此认为这里表示的是丝纸。因此，从“帋”“纸”的形体解释纸张的出现和发明，是站不住脚的。

注释：

[1] 相关研究综述，可参刘仁庆《造纸起源争鸣记》，《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4期，第67-70页；钱存训《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纸和印刷》，1985年初刊，此据刘祖慰中译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14页；潘吉星《1979—2007年中国造纸术发明者争议的回顾》，《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2卷第4期，2011年，第561-571页。

[2] 在罗布淖尔纸出土或引起注意之前，桑原骘藏、劳榦、王明、张秀民等也持传统看法，认为蔡伦发明了植物纤维造纸。详参桑原騭藏《紙の歷史》，原載《藝文》第二卷第9·10號，1911年，此據《桑原騭藏全集》第二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第71-72页；劳榦《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1948年，此据《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687-696页；王明《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考古学报》第八册，1954年，第213-221页；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17页。

[3] 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参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68页；袁翰青《造纸在我国的发展和起源》，《科学通报》1954年第12期，第62-64页；张子高《关于蔡伦对造纸术贡献的评价》，《清华大学学报》第7卷第2期，1960年，第23-28页；刘仁庆、胡玉熹《我国古纸的初步研究》，《文物》1976年第5期，第74-75页；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4-28页；町田誠之《回想の和紙》，东京：东京书籍，2009年，第7-8页；李晓岑《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纸的再研究》，《考古》2016年第10期，第113-114页；张明悟、王晓强《汉代古纸的断代之我见》，《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8卷第3期，2017年，第358、361页。

[4] 相关争议的回顾，可参陈彪《浅论中国造纸术起源争议的两大观点——基于出土纸状物是否为纸及其断代的视角》，《中国造纸》第39卷第7期，2020年，第86-91页。笔者基于出土文献做了进一步分析，参拙文《西汉古纸的发现与断代问题综理》，《考古学集刊》，待刊。

[5]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6]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东观汉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0册，第67页下栏。

[7] 《武英殿聚珍本丛书》，是在《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从中挑选出了一些流传很少而又较为重要的书籍予以刊刻的。相关研究，可参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6-242页；张升《关于〈武英殿聚珍版书〉的三个问题》，《历史文献研究》第31辑，2012年，第292-301页。

[8]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最早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本文据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9] 桑原騭藏《紙の歷史》，此据《桑原騭藏全集》第二卷，第71页。

[10]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09页；许鸣歧《中国古代造纸术起源史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

[11]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30-31页。

[12] 吕作燮《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考察》，载许焕杰主编《纸祖千秋》，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200页。陈启新亦持类似看法，参《〈蔡伦传〉源于〈东观汉记〉》，《中国造纸》1992年第4期，第70页。

[13]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111页。

[14] 戴家璋主编《中国造纸技术简史》，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36-37页；王菊华等《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4-85页；段纪刚《论蔡伦发明造纸术的社会认同》，《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20年，第432-433页。

[15] 张明悟、王晓强《汉代古纸的断代之我见》，《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8卷第3期，2017年，第355页。

[16] 姚本《东观汉记》，参国家图书馆藏栢筠书屋刻本《后汉书补遗》，卷八，页2b-3a（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2000002907）。

[17]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八《蔡伦传》，第816页。

[18]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东观汉记》，第370册，第67页下栏。

[19]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序》，第8页。

[20] 吴树平《姚之骃辑本〈东观汉记〉》，载《秦汉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227页。

[21] 可参万历三十一年俞安期原刻本《唐类函》，载于谷风主编《辞书集成》，第44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792页。亦见于国家图书馆藏原刻本，卷一〇七，页8a（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05226）。

[22] 关于《艺文类聚》的刊刻和流传情况，可参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2版）》，“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12页；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0-113页；孙麒《〈艺文类聚〉版本研究》第一章《〈艺文类聚〉版本概述》，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7-44页。

[23]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2版）》，第1052页。

[24] 孙麒《〈艺文类聚〉版本研究》下编《〈艺文类聚〉校勘补证》，第162页。

[25] 俞安期《唐类函·凡例》，载于谷风主编《辞书集成》，第37册，第362页。

[26] 关于《初学记》的版刻与流传情况，可参徐坚等著《初学记》，“点校说明”，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页；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131-136页；蔺华《〈初学记〉与〈白孔六帖〉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3-14页。

[27] 徐坚等著《初学记》，第516、517页。

[28]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绍兴十七年余四十三郎宅刻本，卷二一《文部》，“纸第七”，页13b-14a（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06903）。

[29] 申时行《唐类函·序》，称“余友俞羡长（俞安期之字）以布衣笃志好古”，见谷风主编《辞书集成》，第37册，第347页。

[30] 关于《北堂书钞》的卷帙和刊刻情况，可参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93-95页。

[31] 俞安期《唐类函·凡例》，见于谷风主编《辞书集成》，第37册，第365页。

[32] 国家图书馆藏陈禹谟万历二十八年刻本，卷一〇四“纸四十”，页5（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466&fid=C5913000）。另，天津图书馆藏陈禹谟32册刻本，文字亦同（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GBZX0301014153）。

[33] 见于谷风主编《辞书集成》，第37册，第365页。

[34]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95-101页。

[35]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〇四“纸四十六”，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本影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34页下栏。

[36] 关于《白氏六帖》《唐宋白孔六帖》的撰写、刊刻和流传情况，可参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138-155页；张雯《〈白氏六帖事类集〉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0-15、73-82页。与传统看法不同，陈翀根据日本古文献《政事要略》所录的中国已失传的《白居易传》，认为《白氏六帖》乃白居易为撰写策文奏章而从“诸子百家秘要”中“抄注”的，待其去世后，唐宣宗命人加以整理，成为《白氏六帖》，且此书原本有白居易之注（《新校〈白居易传〉及〈白氏文集〉佚文汇考——以日本中世古文献为中心》，《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第17-18页）。

[37] 见黄灵庚、诸葛慧燕主编《衢州文献集成》，第136册，影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82页。

[38]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配清抄本（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35367.0），第十四卷，第33页b面；国图藏40册抄本，第7册（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32942.0），第十四卷；国图藏32册抄本，第6册（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44541.0），第十四卷。

[39] 静嘉堂文库藏北宋刊本，可参神鷹徳治、山口謠司解題《白氏六帖事類集》，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第182页。傅增湘藏南宋绍兴本，近世影印颇多，此据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85页下栏。

[40] 俞安期《唐类函·凡例》，见于谷风主编《辞书集成》，第37册，第365-366页。

[41] 南宋坊刻本《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据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库（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ccf5e6ab82343f79ab19ada568b2b53fDczOTg4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柳川顺子指出，国家图书馆藏北宋仁宗添注本残卷就是晁仲衍所添注（《北京図書館蔵『新雕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経』残巻について》，载《中國文學論集》第26卷，1997年，第55-71页）。笔者将之与台湾藏南宋坊刻本粗粗比对，就卷十七至卷二十而言，两者行款一致，每页起首和结尾处的文字亦相同，关系当极近密。

[42] 又，同卷“弹四十五”，“怀丸”引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抨击游手好闲者的文字，后注“后汉三十九”，而《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恰载王符事迹和《潜夫论·浮侈篇》。此类例证多见，不再一一列举，足证晁仲衍利用的《后汉书》卷次与今天通行的本子是一致的。

[43] 山田英雄《『白氏六帖事類集』引用書名・作品名索引初稿》，中京大学教養論叢編集委員会編《中京大学教養論叢》第39卷第4号，1999年，第111、112页。当然，关于《白氏六帖事类集》所标注的引书出处是否出自白居易之手，如前所述尚有不同意见，但引文出自哪些书则是基本清楚的。

[44] 张雯进一步分析了《白氏六帖事类集》引书的情况，发现大多数可能都出自类书，而非白居易一一读过原书（《〈白氏六帖事类集〉研究》，第53-66页）。2022年10月2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张雯女史在邮件里提示：就《东观汉记》而言，《白氏六帖》引用的资料颇多，白居易利用原书的可能性比较大。山田英雄和柳川顺子的两篇论文，也承其提供，谨此致谢！

[45] 张雯《〈白氏六帖事类集〉纂辑考》，《文献》2021年第3期，第138-140页。

[46] 山崎誠《白氏六帖考》，载太田次男主编《白居易研究講座》第二卷《白居易の文学と人生Ⅱ》，东京：勉诚社，1993年，第333-341页。

[47] 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流传》，载《秦汉文献研究》，第214-215页。

[48] 郭伟涛《新见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8辑，2023年，第86-90页。

[49]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东观汉记》，第370册，第67页下栏。

[50]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〇《史部·别史类存目·后汉书补逸》，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53页上栏。

[51]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〇《史部·别史类·东观汉记》，第446页中栏。

[52] 如清代周中孚即谓“今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东观汉记》）”，可参《郑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53]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东观汉记》，第370册，第67页。

[54]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6页；朱桂昌《〈东观汉记〉考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46-48页；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流传》，载《秦汉文献研究》，第215-218页。

[55] 武倩《〈东观汉记〉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1-24页；祁承业《〈东观汉记〉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页。

[56] 参见《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东观汉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7册，第552页。

[57] 武英殿聚珍本，参见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卷二十，页2b-3a（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12442）。文渊阁四库本，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东观汉记》，第370册，第199页下栏。文澜阁四库本，参见宋卫平、徐海荣主编《文澜阁四库全书》，第369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196页上栏。三者文字相同。

[58] 《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东观汉记》，第127册，第618页上栏。另外，在传名“蔡伦”、正文“中常侍”“网纸”之下，还有四库馆臣的按语，引范晔《后汉书》相关记载补充说明。这部分内容与本论题无关，节省篇幅起见，未予引录。

[59] 《太平御览》卷四三〇《人事部·谨慎》，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83页上栏。

[60] 吴树平《四库馆臣辑本〈东观汉记〉与〈北堂书钞〉》，载《秦汉文献研究》，第272-273页。

[61]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13页。

[62] 郭伟涛《新见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考论》，第90-93页。

[63] 《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文部》，第2724页上栏。《艺文类聚》引作：“《董巴记》云：东京有蔡侯衹，即伦也，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参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2版）》卷五八《杂文部》，第1052-1053页。《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相关文字作“伦捣故渔网作纸名网纸，后人以生布作纸，丝綖如麻，名麻纸，以树皮作纸名谷纸”，小字注“见《董巴记》及《博物志》”（第516页）。

[64] 吴淑《事类赋注》卷十五《什物部》“纸”目“蔡侯始讶于鲜华”条，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319页。

[65] 《事类赋注》引文往往标注“采自本书”，故传统上多认为此书在文献辑佚方面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新近论者指出《事类赋注》注文基本照录自《太平御览》。参魏小虎《〈事类赋注〉引文“采自本书”考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十一期，2008年，第424-447页。考虑到这一点，《董巴记》和《续汉书·舆服志》的不同记载更是非常奇怪，或许吴淑别有所据。

[66] 据进呈表，乃康熙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呈朝廷，四十九年十月康熙赐序。参《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御定渊鉴类函》，第982册，第2页上栏、第4页上栏。

[67]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御定渊鉴类函》，第987册，第346页下栏。

[68] 吴树平《范晔〈后汉书〉与〈东观汉记〉》，载《秦汉文献研究》，第463-465页；周天游《〈后汉书〉说略》，载王钟翰、安平秋等著《二十五史说略》，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8-49、52页。

[69] 《北堂书钞》卷一〇四《艺文部》，第434页下栏。此条亦见于《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第517页。两者文字小异。

[70] 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第517页。此条亦见于《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文部》，第2724页下栏。两者文字偶异。关于《荆州记》成书时间，可参姜武福、张俊杰《盛弘之〈荆州记〉成书年代考》，《古籍研究》1996年第3期，第30-31页；王征《盛弘之〈荆州记〉（辑本）整理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8-9页。

[71] 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影印思贤讲舍原刻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5页下栏。

[72]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页。

[73]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5页；田河《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衣物疏考释》，《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第108页。

[74] 段公路撰，崔龟图注，许逸民校笺：《北户录校笺》卷3，“香皮纸”条，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268页。

[75]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50-451页；张涌泉主编、审订《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25页。

附记：文章删减稿刊发于《自然科学史研究》2025年第1期，此为全文。转载自先秦秦汉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