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友、各位同仁、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受会务组委托，对本届学术年会作学术总结。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本届学术年会，会议手册上有141位参会代表，论文集收录131篇交流论文。我系统阅读了会议论文集，认真聆听了三场大会主旨发言，全程参加了我所在的第一组的学术研讨活动。主旨发言已有评议，小组讨论已有汇报；故而，不再具体谈单篇论文，想在整体上谈几点粗浅的体会与感想。

一、学科边界：近代与现代

近代文学学科的时间边界在哪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近代文学学科独立地位初步确立，划定的时限是1840—1919年；用胡绳那部权威近代史著作的说法，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来，近代史学界吞并了现代史，中国近代史一路说到1949年，成为显学。然而，近代文学史学界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中国文学史学界，开始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势大，学科地位高；后来讲弘扬传统文化，古代文学地位越来越高。近代文学在高校的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中，由于不是二级学科，只能作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中的一个研究方向，却长期在有着两三千年历史的强大的古代文学学科和大概只有三十年历史却也相对强势的现代文学学科这两大学科的夹缝中求生存，顽强生长，并一直在寻求突围和重构。

本届年会论文，从标题看，有“近代”“现代”“清末”“晚清”“民初”“民国”等称谓，还有涉及整个“清代”的论题。我想说的是：近代文学研究在时间上是相对开放的领域；它的上限不应限于鸦片战争，它的下限也不必止于五四运动。文学史的编写和课程设计，可以有学界约定俗成的时间边界；所谓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只是学科分化时暂时筑起的篱笆墙，而打破边界才是研究者应有的胸襟气度。

欢迎现代文学专业的同仁们往前追溯一些，古代文学专业的（尤其是研究明清文学的）同仁多往晚清发力；文论也是近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领域，大有可为。新生力量不只是在这些二级学科里面，而是也聚集到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共同的志趣，形成研究团队。民国时期的文学生态和学术生态，尤其是大量旧体诗文的存在，更是一个学术富矿；无论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文学（从业者），都可以涉足和挖掘这个领域。

二、语言转型：文言与白话

中国近现代文学一体化，是学术研究界的大势所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起步于晚清，大体上完成于五四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也有人说转型期可能更长，有的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就文学变革而言，语言与文体的转型，较之于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的更迭，具有更为重要的本体性意义。

这届年会论文，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属于诗文（研究）范畴的有80多篇（含文论），占据大多数。近代（主要是五四以前）诗文文本，语言形态基本上是文言的，白话占的比重很小。清末民初小说，包括小说界革命时期的著译“新小说”，文言小说也至少占据半壁江山，从篇目上统计应该更多，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晚清一代新文化人，采取了改良文言和改良白话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以文白定（文学作品的）死活。本届年会论文，对语言、文体多有涉及，并不以文言、白话判高下，而是着重梳理其演进趋势和过程，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者应有的姿态，是史家的客观的公允的立场，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三、重心转移：文学与文化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界发生了研究重心的转移，即由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学界称之为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型”。近代文学是由传统的杂文学体系向现代的纯文学体系转化、嬗变、演进的过渡时代的文学，所以文化研究更适用于这样的研究领域。但是，近代文学较之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学科，从业人员比较少，研究很不充分，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文学的内部研究，也就是文学本位、文学自身的研究，依然是从业者着力的重心。

这届年会提交的论文，涉及文学内部研究的近半数，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即使是外部研究、文化研究（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几乎无所不包），其落脚点也在文学；跳出文学内部，为的是更好、更立体、更客观、更清楚地审视文学文本和作者的初心。

四、出彩方阵：地域与民族

本届年会的邀请函（预通知）设计了一些话题，诸如“地域”“经学”“报刊”等，带有某种引导的意味。不过，在制定会议手册的时候，发现提交的论文题目与原来的主题设计有较大出入，按照原来的设计分组会比较困难，最后还是大体上按文体（诗、文、小说、戏剧等）来分小组，分了5个小组。年会设计的讨论主题之所以涉及“地域”，实际上是考虑到承办单位所在的贵州的地域特点。这边的沙滩文化有一定的知名度，近代贵州也是名家辈出；不仅出大诗人、大文章家、大学问家，还出卓越的外交家，而且还是在桐城派中兴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外交家和文章家，当然是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要角。

我这里提出的出彩方阵（地域与民族），是期许；实际上，这届论文集里（涉及地域文化的）尚未达到出彩地步。论文集里关于岭南文化的文章很多，有宏观、综观的，也有个案的考察，实际上都涉及了地域的因素。说到地域，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民族。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大家庭），从晚清一路走来，怎么样演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少数民族的文学，包括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都是值得关注的非常大的文学矿藏。我这里提出的出彩方阵——地域与民族，我们论文集里面出现了一些，但是还远远不够，这是可以继续着力深挖的（文学）矿藏和（学术）问题。

五、使命担当：历史与当下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由天下走向世界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演进的历程。我们对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关注点无非是两块，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历史，可能我们关注历史比（关注）文学（本身）还要多一些。近代中国读书人所心心念念追求的目标，主流指向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近代文学折射了近代中国文人、学人、报人、党人——一言以蔽之，我更愿意称之为读书人——的心路历程，他们的心灵史。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爱好者、研究者，近代中国读书人（用关爱和先生的话说）“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求索精神，以及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本届年会大多数的论文作者都有着这种问题意识，一种强烈的自觉的问题意识。论文中对近代的先贤，不管是他们的开新之处，还是他们的保守之处，都有着“了解之同情”。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近代中国读书人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做出的思考，所做出的思想求索，所开具的种种（救国）方案，或成功或不成功（绝大多数是不成功的）的多元的尝试，无疑对新时代的我们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迪，以及方法论的启示。

六、薪火传递：前薪与后薪

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也是河南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有这么两句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参加本届学术年会的关爱和先生、栾梅健先生、马卫中先生、孙之梅先生、王达敏先生、耿传明先生、左鹏军先生等，对我这一辈（50岁上下跨10多年）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界的前薪。跟我年龄相近的50岁上下的同仁里面，有赵利民兄、马大勇兄、刘东方兄、吴中胜兄、付建舟兄、罗剑波兄、李思清兄等；我们这代人是读着这些先生的书，读着他们的文章，读着他们的著述，进入到近代文学研究领地的。所以，对他们而言，我们算是后薪。但是对于这次参会的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来说，我们又算得上是前薪。

这届年会最大的特点是对年轻人的宽容，来了很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甚至还有本科生，这在国家一级学会办的学术会里是不太常见的。年轻人是后薪，是未来，是火苗，是种子；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后薪是事业的未来。数代学人上智山、下慧海，上下求索，他们所取得的真经，他们获取的学术真火，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后薪接力传递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年轻的新锐学人脱颖而出。我举一比较突出的单位，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所）参会的这一批年轻人——马昕、潘静如、（郭道平）、武迪等——看他们提交的论文，包括他们发表的论文，他们出过的书，就是显例。对于更为年轻的90后、00后，他们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前薪，如果让我对更为年轻的后薪说几句话的话，我愿意说：你们要志存高远，要树立自信；不要老是在一些边角料问题，在边缘地带和细流暗流旁流连忘返；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不要老是想在那里寻求心灵的栖息，去寻找纯文学的优美，这可能不是主流；要有更大的视野，要有更大的格局。近代文学的任何一个方面——比如说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翻译、文学名家、（文学报刊）、各体文学、语言转型，乃至于地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各个方面都能做出更大的成绩，这才是你们所要着力的重心。不要放弃大江大河、主流主脉；要有使命担当，要有更大的视野、更大的格局、更大的关怀。

谢谢大家！

2024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