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尼斯·斯达维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吉格斯·卡特萨姆伯吉斯（Giorgos Katsambekis）；尼克斯·尼奇西雅尼斯（Nikos Nikisianis）；亚历山大·奇普乔利斯（Alexandros Kioupkiolis）；托马斯·西蒙斯（Thomas Siomos ），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塞萨洛尼基大学，经济政治学院。

摘要：本文将对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认同趋势进行重新审视，旨在对当今欧洲背景下的此类协会进行质疑。文中借鉴法国和荷兰有关政党的例子，并运用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etical）方法，对以下假设进行了检验：这些政党主要被归类为：民族主义的，而其次才被归类为“民粹主义的”。文中假设遵循学者们的言论，他们强调此类政党的中心主题不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抗，而是民族共同体与此类政党所谓危险的“他者”之间的对立。在这一情形下，本文提出了一种话语方法论，能够通过每个话语中的核心所指（相对于外围话语），并通过阐明提出的轴向（axial）敌对性质，来区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仇外主义，种族主义等）。

要词：民粹主义；极右翼；欧洲；法国；荷兰

文源：Yannis Stavrakakis, Giorgos Katsambekis, Nikos Nikisianis, Alexandros Kioupkiolis and Thomas Siomos , “Extreme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revisiting a reified association ”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No. 4, 10 Apr 2017.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5期，总第15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李九阳，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闫艺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梅思源，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再审：朱翊民，大外交智库特约研究员，现就读于青岛大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译精选

一、导论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尤其是过去的十年中，“民粹主义”一词已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科学家最常用但模糊的流行语之一。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和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惊人地崛起之后，诸如奥地利的约格·海德尔（JörgHaider）等激进右翼的其他象征人物紧随其后，学者们对于理解和分析这种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还针对其“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以及“排外民粹主义”特征，广泛讨论了这些思潮与民主和代议制机构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进一步选举中的潜力。但是，自从将“民粹主义”作为解释这类形态的基本描述和分析工具以来，很少有人以一致且系统的方式重新审查该术语对这类政治力量的适用性。（有时甚至包括极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或新纳粹主义者。）

本文主张重新审视并审视“民粹主义”类别在欧洲极右翼、激进右翼或极右翼的单一适用性。着眼于两个关键国家（法国和荷兰）的有关政党的例子，并运用被称为“艾塞克斯学派（Essex School）”所启发的话语理论方法，本文将提出这样的假设，即此类政党可以更好地归类为民族主义者，仇外心理者甚至是精英主义者，并且仅次于“民粹主义者”。此类政党话语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保护国家、土著人民和文化，以抵抗国家的敌人及其危险的“他者”，即移民、外国人或其他可感知的外部威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对“人民”的提法可能必须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修辞手段，从而将典型的民粹主义对精英阶层的对立放任到其话语表达的边缘。

本文将在此背景下提出一种严格的话语方法，通过区分每个话语相对于外围话语的核心所指，并通过区分不同的话语，可以区分“民粹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仇外，种族主义等），并阐明在每个话语结构中所建构和表示对抗性分歧的方式。

二、民粹主义与极右势力

在杰格斯和沃尔格雷夫的著作中，只有当出现“人民”的排他性含义时，一个政党才有资格成为民粹主义的“完全体”。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广义定义由三个要素组成，国家民粹主义指的是人民，宣扬反建制思想，并同时排除某些人口种类”。在这种情况下，在他们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可以毫不奇怪地得出结论，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弗拉姆斯·布洛克（Vlaams Blok）构成了“大部分的”或“完全的”民粹主义的典范，排他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话语在理解这种现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是该党的极端民族主义–该党要打破比利时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弗拉芒大区”这解释了其民粹主义。对于内部敌人缺乏强烈的敌意，敌人“在人民内部”，要去铲除“替罪羊”，“从人民的领土上清除”在这里成为必要的先决条件， 民粹主义的限定词。

为了在民族主义，仇外或极端主义/新纳粹党与民粹主义之间划清界限，并避免对潜在有问题的社团进行具体化，在本文中采用了一种基于两个最低标准的话语推论方法。摘自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所谓的“艾塞克斯学派”。这些标准也与（即使未反映）当前对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的学术共识有关。然后本文在法国（国民阵线FN）和荷兰（自由党 PVV）应用这些受到广泛争议的民粹主义右翼/极右翼的“经典”标准，以阐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之间的确切关系。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与这些左派政党进行比较的目的是强调所谓的左派和右派民粹主义话语中“人民”的含义以及社会对抗的可变性，并强调在欧洲范围内不断变化的情况。

三、使用最低标准分析民粹主义：艾塞克斯学派

尽管过去几年提出了各种关于民粹主义的概念和不同的分析模型，但如今在其核心（或“最小”）特征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共识。关于所谓的话语性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方法的广泛共识似乎验证了话语学者提出的两个“操作标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以艾塞克斯学派为导向的民粹主义方法前提是，首先，要确定给定的话语习惯是围绕“人民”这一节点还是其他非民粹主义节点（民族，阶级）进行表达。其次，给定的话语习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对立面，在多大程度上将社会领域划分为两个相对的阵营：即人民（弱者、穷人、大多数人等等），和与之对立的精英（当局，权力集团等等）。拉克劳（Laclau）的对等逻辑确实是这样表现出来的：通过产生话语性的民粹主义对等链即分节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不同的身份和需求在与共同的“敌人”对立时成为“对等的”。当同时满足这两种话语条件时，将一个党派或某一运动假定为“民粹主义的”是比较稳妥的。

尽管这些学者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似乎很难记录他们将严格道德主义下的民粹主义观点（沿着善恶与纯粹/腐败轴心发展），和人民的同质化相关联或趋同起来的重要性。如果在定义的层次上给出这些假设，则往往会产生潜在的分析和规范偏见，其作用远不在于澄清它们，反而模糊了所关注案例的特殊性。

此外，已经证实，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关于道德和同质性的主张并不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民粹主义话语确实可以建构人民的团结（不是同质性），但却无法有效统一大众主体，也不必在道德上以直截了当的政治话语来侮辱政治对手。此外，尽管可以追溯到某些民粹主义现象【例如查韦斯主义（Chavismo）】，但在纯粹且道德的理想化归因之下（可能是世俗形式重新出现的宗教意象的残余）也可能遭遇到由截然不同的节点所连接起来的各种话语。

最后，不得不提，对于许多有影响力的批判政治理论家而言，转向道德话语的“以道德取代政治”构成了这一超越左右翼两侧反民粹主义，且一致同意的政治定位的明确特征。在这里，道德谴责被揭露为驱逐民粹主义挑战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该标准就不能再成为民粹主义最低限度定义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必须把道德投资和理想化的重要性置于一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应对众多的民粹混合体，并确定其特有的特征，从而得出对民粹主义的真正最低限度的，可操作的定义。

四、研究计划、国家与案例选择

考虑到这些理论或方法论上的优先事项，本文现在通过阐述其话语的核心指示符，以及构成和表示社会对抗的方式，来简要地研究一下被视为极右翼或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定政党话语的特定逻辑。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使用以最低标准为前提的正式话语方法，以阐明民粹主义指称语和逻辑在给定话语中的作用，同时又可以对各种情况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文中在这里的最低标准可以重新表述为抽象问题：（1）“人民”是给定话语的中心参考吗？（2）这些人是否反对既定的权力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在这里对话语的强调，引导本文作为第一步来调查民粹主义指称的确切位置。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希望在极端右倾的话语中找到对“人民”和“民族”的大量提及，因此，人们需要采取第二个步骤，以加强这两个最低标准的适用性。

在这里，可以从政治领域的左翼得出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类比，以便在理解问题的过程中理解每个呼吁“人民是最终平等的民粹主义者”这一言论。众所周知，在共产主义话语中（例如在希腊共产党【KKE】的情况下），人们也找到了“人民”的中心指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指称的中心位置不足以将像希腊共产党这样的政党描述为“民粹主义者”。因为如果对此类话语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人民”指的是另一种指代物-“工人阶级”，这通常是毫无争议的指称，并且是由阶级划分的自然客观性所保证的。换句话说，“人民”不是一个能够将异质身份和需求整合到更广泛的对等链中的空洞指征，本文也找不到一条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与既定的“精英”抗衡的尖锐分界线。

本文选择将重点放在法国和荷兰这两个具体国家上，就法国而言，本文关注的是法国国民阵线（FN），它可以被视为欧洲当代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摇篮”，而勒庞或许是该国最著名的政治人物。由于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和他的政党（荷兰自由党 [PVV]）的强大活力，以及他与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en）一起组建泛欧洲联盟的作用，荷兰被认为同样重要。

五、定位“人民”，表示敌意

以下是本文案例研究的概述，并根据上文介绍和实施的最低标准方法，突出说明其具体特征。首先，文中将弄清“人民”的立场，以及它与代表政治主观性的其他核心指称之间的关系。其次，本文着眼于每种话语提出的对立模式，以确定它们是否与正式的民粹主义逻辑兼容。

（一）海尔特·维尔德斯与荷兰自由党：保护“汉克和英格丽德”不受伊斯兰化

“民粹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于2000年代初随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和他的政党—皮姆富图恩名单党(LPF）进入荷兰，该党被几位评论家归类为右翼或极端右翼。富图恩由于他强烈的反建制立场和反伊斯兰言论轰动了政治舞台，引起媒体和他的反对者的强烈反应，认为他是具有“反穆斯林观点”的“荷兰右派特立独行者”。福图恩从未呼吁驱逐每一个穆斯林移民，而是呼吁将这种人口更深地融入荷兰社会。因此，他将民族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融合在一起被认为是“温和的”，甚至是“公民的”，因为它避免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有机国家概念，因此可以与自由价值观结合。因此，图恩政党是一种反建制的定位，这种定位根植于一种公开的反伊斯兰和反移民的言论，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和维护本土文化和价值观；种修辞的融合打破了荷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许多禁忌。

2002年，福图恩被暗杀，对移民和伊斯兰教的社会焦虑和恐惧需要政治代表。因此，没过多久，另一位政治家就建立了他的运动，反对所谓的“伊斯兰化”和“犯罪移民”在荷兰社会的危险。这名政客就是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早在他创建自己的政党PVV 之前，他就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的危险”的担忧。2006年，他创立了自由党，直到今天他仍然是该党唯一的成员，也是该党无可争议的领袖。毫无疑问，从他职业生涯这个新阶段的一开始，维尔德斯就在他的论述中确定了一个终极敌人：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被视为对荷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威胁，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即使怀尔德斯的言论中存在民粹主义元素（事实上确实存在），这些元素也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他的反伊斯兰和反移民信息的战略“扩大化”。

举个例子，在他论述一个主要对抗模式（我们 vs. 他们）如何形成之时，当谈到“人民”时，他选择谈论汉克和英格丽德，这两个荷兰本土民族最常见的名字。在维尔德斯的论述中，与亨克和英格丽德对立的名字是穆斯林最知名的两个名字穆罕默德和法蒂玛。

另一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维尔德斯如何在他的演讲中建构社会-政治对抗，这个例子来自2012年选举的最近竞选活动，荷兰自由党选择反对欧盟。自由党竞选宣言的标题是：“他们的布鲁塞尔，我们的荷兰”。“我们”和“他们”指的是“我们的国家”之间的战斗（我们的荷兰）和外部组织，欧盟，这通常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超级大国”。此外，当本文深入挖掘欧洲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本文会再次发现伊斯兰对荷兰民族（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威胁，用一种完全阴谋论的方式来构建。

在维尔德斯看来，人是由民族主义或种族标准来定义的。而荷兰社会党则不是这样。社会党说的是“普通人”，但这个人可能是移民。他们并不排斥移民成为普通人。但是在维尔德斯看来，穆斯林属于穆斯林，并不属于人民。

最后，不得不说，社会政治利害关系和“人民”的“敌人”是在一个意识形态-政治框架中概念化的，该框架带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潜在元素（“新自由主义精英与富人对阵普通人与生产力”），而非是遵循道德或阴谋论的术语；社会内部的敌对阵营是由服务于不同利益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所激发的。

（二）玛丽·勒庞与法国国民阵线：反对世界全球化的国家

国民阵线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欧洲当代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原型，甚至是摇篮。法国国民阵线成立于1972年，经过多次尝试联合法国极右翼。那么，国民阵线在历时性上建立其身份的基本话语模式是什么呢？国民阵线最早使用的口号之一是“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过去法西斯政权也使用过这一口号。因此，它的轮廓从一开始就围绕着国家身份的概念、围绕着法国家庭和法国传统价值观建立起来，同时呈现出在不断威胁下的国家共同体。可以肯定的是，国民阵线今天构建“人民即国家”的方式并没有包含种族内涵。而是主要以一种差异主义的种族主义为前提，强调某些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与西欧，特别是法国价值观的差异化。因此，国民阵线将移民的抽象形象视为对国家文化、完整性和价值观的内部威胁。在过去几年中，欧盟本身已成为国民阵线的主要敌人之一。在这种背景下，欧盟——用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话说——被视为“极其有害”，甚至是“反民主的怪物”。事实上，勒庞甚至毫不犹豫地宣称，她想要“摧毁欧盟”，理由是重新获得人民主权，而他这里所说的主权是指国家主权。

反移民主义（Anti-immigrantism）到今天仍然是理解国民阵线的核心要素，而右翼民粹主义，仍然是该党的政治核心。在另一层面上，国民阵线也加强了对“银行和超级建筑的全球化体系”的攻击，攻击那些想要建立一个无法以民主方式对人民负责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人。显然，国民阵线今天正试图阐明其论述中有关当代民主问题的各个方面，以避免将其归类为“极端”或“危险”。因此，当涉及到代表人民，勒庞的回应是，“我们想代表所有法国人的想法，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爱国主义，即捍卫人民的身份和主权”。但与此同时，勒庞明确表示，代表和捍卫人民最终意味着代表和捍卫国家。当她强调：“欧盟正在努力摧毁这个国家，而我们在这里保卫我们的人民”时，这种重叠很明显。

综上所述，国民阵线明确地将“人民”作为一个与国家有机地、专一地联系在一起的主体。与此同时，它将相当一部分移民人口从法国人民中排除了出去，因为他们不完全融合，或者法国政府由于不灵活的限制（领土、经济能力等）而无法将他们融合。它对人民的质询是按照一种对立的逻辑构建的，其基础是承认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内部的敌人是未融合的移民和可能来自这些人口部分的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在外部，敌人被认为是世界性全球化的抽象力量和“全球治理”的隐现威胁（在这里可以看到“跨国精英”、欧盟官僚机构、美国、高盛等机构）。与此同时，国民阵线似乎不断软化其反移民的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更接近民粹主义的标准，它的“民粹主义”方面越来越成为反对其他极右运动和政党的核心。此外，国民阵线越来越多地采用“人民”的传统概念作为政治和选举机构，旨在赋予其干预权力，主要通过公投，但这需要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所体现的魅力型领导的调解。

六、结语

本文需要重新审视从话语理论的角度考察，通常被默认为右翼或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和“民粹主义”称号之间的具体化联系。因此，本文首先可以断言，当代研究需要承认在这些政党的话语中，民族主义、仇外、反移民和更普遍的排他性因素的优先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当本文研究各种话语时，最关心的是突出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区分什么是民粹主义、什么不是，以及什么更像民粹主义、什么不像。

反移民主义在任何情况下，特征像仇外主义，排外（民族）主义，随着各种版本的敌意去反对察觉对于国家的外部威胁，这是将极端右翼与当代欧洲民粹主义的大多数包容性，渐进性和/或左倾版本清晰地区分开来。

本文在这里的调查提供了这些特征的第一个映射，并通过使用话语的“最低标准”，对其所谓的民粹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新评估。尽管这些政党的民族主义模式不同，或所谓的民粹主义程度不同，但本文在它们之间所发现的最低限度的相似之处可以表述如下：从民族-人民的角度出发，即使“人民”在一个极右的话语集合中获得了突出的地位，但是不同形式的国家和民族社区的真正意义几乎被唯一地理解为“人民”的超验意义。因此，“人民”具有排他性，特别排斥非本国人、外国人，甚至非融合的共同公民，其基础是保留一个同质性且不可分割的的概念：人民即是民族。因此，（民族）人民被要求重新获得“受欢迎的主权”——“国家主权”的替代品——通过信任特定的领导人和签署新的等级制度。

最后，社会政治风险揭示的极右构架，最终是一种保护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概念，指人们回到传统的国家社会，涉及关于宗教，种族，甚至是性取向不宽容的观点——将限制社会包容性和参与政治事务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言论可以被视为对任何民主扩张意识的潜在危害；这一假设应该为当代关于此类政党与民主的关系提供信息。这些观点，与通常在政治光谱的左翼民粹主义话语中发现的大众社区的包容和平等概念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大众/民粹主义置换的多样性。

可以肯定的是，当代政治研究的任务是记录这一系列发展，并重新评估适用于这些政党的分类术语，明确地确定它们在公众呼吁中隐含的形式逻辑。本文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方法，通过艾塞克斯学派传统的论述框架来进行这种分类。希望通过这样的重新评估，不仅可以进一步阐明民粹主义本身的特殊性，还可以阐明民粹主义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次要战略”或“战略放大”的作用和性质，就好比民族主义，或存在民族民粹主义形式的中间话语类型表达。或许还能更好地理解当今极右翼政党对民主政体的影响，以及更广泛地理解欧洲民主扩张的前景。

译者评述

民粹主义是一种多维政治现象，可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中呈现为政治思潮 、政治逻辑、政治工具(运动) 、政治话语(风格) 等多种形态，其核心是崇尚平民、反对精英，吸引“政治粉丝”，获得政治认同，进行政治动员。民粹主义具有欺骗性、投机性、短视性、扩散性、顽固性等特征，缺乏稳定性、独立性与系统性。民粹主义的局限在于将民众与精英相对立，提出问题能力有余，解决问题方略不足，造成社会撕裂，加剧政治极化。

民粹主义者倾向于以简化繁，使用抱怨的语言，甚至为了动员支持者而选择用一种欺骗的方式唤起某种情绪。民粹主义者一般会使用一些有关公共利益的说法，以吸引民众的注意对危机的叙述几乎成为区分精英阶层与民众之间的关键条件。

由本文的结论我们可以得知，界定民粹主义的最低标准是从民族-人民的角度出发，即使“人民”在一个极右的话语集合中获得了突出的地位，国家和民族社区以其不同的形式被主要地并且几乎唯一地理解为真正的含义，即“人民”的超验意义。

本文通过重新理解民粹主义与极右翼政党的认同趋势，对当代欧洲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政党以及协会提出质疑，他们是否真的是以民粹主义为核心。文中大篇幅的借鉴了法国国民阵线和荷兰自由党的例子，运用了受到“艾塞克斯学院派”所启发的话语理论方法对其进行分析验证与分析。

问题互动

问题1、民粹主义者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抗，还是民粹主义政党与其他“危险”势力的对抗？

问题2、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来界定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