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约翰逊：美国创新简史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揭晓，奖项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强调：“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西蒙·约翰逊的研究成果深刻地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蒙·约翰逊和乔纳森·格鲁伯的作品《美国创新简史》不仅是对美国创新历程的深刻剖析，更是对全球经济繁荣和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启示。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得以洞察到那些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书名：美国创新简史

原版书名：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 

书号：ISBN 978-7-5217-2754-8

作者：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

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译者：穆凤良

出版时间：2021.5

定价：69.00

页数：400

字数：320千字

印张：12.5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梳理了美国创新的重要历史，并对当下的处境表示了担忧，对未来提出了具体可行的策略支撑。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公费资助的科学创新如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战后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奠定了基础。作者通过分析美国历史上科技突破助推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以及揭开尘封历史中那些曾立下汗马功劳的“关键人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将美国经济第一次飞跃的深层原因清晰地揭露出来。接下来，这一部分还解释了科学的过度自信、政治家的互相冲突，以及预算问题如何促使公共开支逐渐倾向于削减科学经费。

在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具体的经济案例阐述了今天美国的公共资助已经成为推动科技研发的主力，尽管力度尚太低，但公共资助的科学将继续获得创新性并贡献就业岗位。同时这一部分还解释了为什么私营企业在科学方面的投资存在系统性的不足。

最后一部分给出了作者的核心观点，也是一份关于创新的国家型战略：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参与，扩大科技投资，鼓励地方创新，并帮助普通的美国人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以确保资金被明智地使用，利益在美国各地共享，重获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最终使美国落后的地区受益。

作者简介

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

乔纳森·格鲁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特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卫生保健项目主任，美国健康经济学家协会前主席。他发表了一百七十多篇研究文章，并著有公共财政领域主流的教科书《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作为罗姆尼医疗法案和奥巴马医疗法案的策划师，他与美国政府和国会合作，协助起草了《医疗改革法案》，还出版过生动介绍《平价医疗法案》的科普读本。在2020年他荣获了古根海姆学者奖。

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西蒙·约翰逊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库尔茨创业学教授，曾被授予斯隆商学院教学大奖——杰米森奖，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他的文章常发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大西洋月刊》以及其他一些知名刊物上。他与别人合著过畅销书《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及《火烧白宫》，同时也是被广泛引用的经济博客“基线情景”的创始人。

内容试读

导 言

创新永无止境

无论手艺多娴熟，如果基础科学的新知识依靠他国，该国的工业进步不可能快，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不可能强。

——范内瓦·布什，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

1940年6月，世界的未来陷于僵持之中。德国一个月前攻陷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纳粹的胜利让人触目惊心。凭借军事的新技术和新战略，德国演示了一种新的战争形式：闪电战、重武器和空中优势。从理论上来说，根据传统思维，英、法联军应该能够阻挡德军的进攻。然而，仅仅六周时间，英军被打散，连滚带爬地实行敦刻尔克大撤退。巴黎失陷。

在迅速蔓延的世界大战冲突的边缘，美国在迟疑地等待。海军能力虽强，规模却太小；空军装备远远落后于潜在的敌人；缺少步枪的陆军在训练时甚至用扫帚来充数。1939年全年，美国仅仅造出6辆中型坦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美国军事技术处在严重落后状态。美国鱼雷在深度控制和探测系统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许多鱼雷在命中目标时不能引爆。在大西洋中，没有稳定可靠的途径探测德国潜艇的踪迹，结果让成千上万的水手葬身海底，英国失去补给线，濒临饥饿的边缘。起初，美国战舰与德国已经入列的和正在研发的战舰无法匹敌。

仅仅4年时间，在美国新技术的引领下，盟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既打败了德国，也战胜了日本。美国通过研发和快速部署先进的雷达、精准的雷管、更加高效的战舰、自动火力控制系统、两栖装甲车和高性能战机，加之有效地抵抗细菌传染和防控疟疾，彻底扭转了战局。德国潜艇船队在大西洋中一度接近胜利，却遭遇包括雷达探测等新技术的破解。当时的雷达探测技术直至几年前都让人叹为观止。日本的投降则是迫于两枚包含新技术的原子弹的爆炸。

美国是如何实现这种技术的转型，而且能迅速地转型呢？这要从1940年6月12日，范内瓦·布什访问白宫并开始调研说起。

范内瓦·布什是一位成功人士，麻省理工学院前副校长，工程系前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负责华盛顿特区的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卡内基科学研究院。作为干练和富有经验的领导者，布什还有技术视野和企业家的履历，创立过两家成功的公司，包括与人合营的雷神（Raytheon）公司，其前身为科技公司，后来发展为国防军火合约商。

范内瓦·布什是美国私营企业精神的代表，既热爱学术，又擅长赢利。正如那个年代的许多私营企业领导人，他从骨子里就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和科技。

第一次到白宫等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接见时，布什有理由惴惴不安。尽管在危急关头，布什却没有新武器或潜在的科技可揭晓，只有一些散漫的想法，写在一张单薄的纸上。简言之，范内瓦·布什想要创建一个新委员会。

华盛顿特区从来就不缺少委员会，1940年的夏天也不例外。但是，布什脑子里的委员会不是一般官僚级别的增加，而是召集具有超强大脑的人，指令清晰，专注于武器研发，不要舰队司令和将军，不要现有的工业公司，也不要私营领域的顶尖研究实验室，只要布什和他的一些大学同事，他们都没有决战疆场的经历。以任何政治标准对比衡量，这都堪称惊人之举，而且，此举是由政治经验很少的圈外人主导的。30年后布什做了如下的回顾：

有些人抗议，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是走进死胡同，脱离了常规渠道，由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主导，掌控了新武器研发的权威和经费。事实上，那正是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使命所在。

创建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点子被接受了。罗斯福十分清楚，战争迫在眉睫。他正在寻找能让国会中的反对党接受的好点子。担任海军前助理部长的经验鼓舞了总统发展军事技术的想法，他也感觉海军将领应该回避研发。布什在白宫主要顾问的协助下为此次游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罗斯福在15分钟之内就批准了建议，国防研究委员会应声成立。

布什深知做工作难免遇到摩擦，所以，他总是聚精会神地搞合作，甚至深入讨厌他的人堆里拉关系。同时，他在委员会中的朋友们精于招聘和管理天才的科学家。国防研究委员会的其他创始成员包括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国家科学院主席兼贝尔实验室主任弗兰克·B.朱维特，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理查德·C.托罗曼。

布什与所有这些科学界的精英交往颇深，他们涉猎的研究领域从原子理论到新兴概念，诸如电流通过各种不同导体材料时的差异表现。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构想实际上就是以富有成果的方式驾驭这些个体和下属，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防。

这个团队和他们的下属们当时建立了庞大的业务。在项目的巅峰期，布什领导了3万人，其中含6000名科学家。美国2/3的物理学家可能都受聘于这个项目。在那个时期，科学的努力高度集聚，实属史无前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8年，联邦和各州政府用于科研的经费合计为美国国民收入的0.076%，实属微不足道。到1944年，美国政府几乎把国民收入的0.5%用于科研，投入巨大。其中大部分经费以布什于1940年创立的组织为支出渠道。注入前所未有的经费得到了神奇的效果，令人难以置信——对于美国的敌人而言，则势如摧枯拉朽。

于是，1945年验证了范内瓦·布什的深谋远虑。战争胜利了，部分原因是科学家们在布什的全盘领导下把现有的知识储备用于军事目的，也是因为美国工业经得起考验，把这些研发的想法很快地变成了大宗产品——军火。

布什指出，下一步需要聚焦于赢得和平。他用简明而有力的方式问道：科学家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回答是，要做更多的科研，需要更多的联邦研究经费。1945年的胜利催生了一个报告，标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在这份给罗斯福总统准备的报告中，布什反对过于狭隘地界定国防为危险的博弈。他据理力争，指出发明创造可以挽救生命、提高生活标准和创造就业。

政府不该直接搞科研。在痛批一切官僚主义后，布什以伤痛的疤痕作比，证明军事的官僚主义只会阻碍科学的探索。

同时，根据布什深刻的个人经验，私营部门——公司、富翁、一流大学，都不能独自承担和开展国家所需要的创新科研。私营企业善于利用现有的技术知识做增量。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发明家单打独斗提供突破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了。私营领域科研是在大规模的公司实验室中进行的。为了避免破坏或毁灭公司现有的商业模式，这些实验室的经理一般不会资助新技术的发明。

布什的战时模式既具争议性，又有深谋远虑。从传统的角度看，它把公司的经营和为军方的需要寻找答案的古怪的大学教工这两个相当分裂的世界综合起来了。有时，军方甚至还未能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好的设计却面世了。在布什的报告中，他提议美国政府应连续地提供大量的经费，来维系大学和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制造战后的创新机器。

最终，这正是美国的做法。政府大力出资，以资助大学科研，这个想法需要渐进的过程加以贯彻。虽然确切的实施架构并非布什原来设想的那样，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布什的大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到了贯彻落实。

其基本的方法是转变高校办学策略，包括执行始于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促使大学扩招，拓宽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口径。新生行业发展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风生水起，其中还包括前所未有的新岗位，等待着刚刚获得高级技能的人才上岗。例如，在技术领域的投资得到政府的支持，研发喷气式飞机，创建大型基地，它们随即就会需要成千上万的技工和工程师。

新技术和大量的技术人员的结合，发展了生产力，还几乎为一切现代经济创造了科学和实用的基础。之后的20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得以提高，更关键的是，中学毕业生的工资也提高了。

这种努力的催化剂是联邦政府前所未有的资助幅度，它催生了全世界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最高投资回报。

1940—1964年，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增长了20倍。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鼎盛期，这项开支已经接近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美国的每50美元当中就有1美元用于政府资助的科研（对应GDP，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000亿美元），这对经济发展、美国人民的生活，甚至是世界格局，都有着划时代的影响。

正是因为这项政策，美国人民才有好的生存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一次幸运的过失，英国发明了盘尼西林。然后，在布什的领导下，美国人实现了盘尼西林的量产，把数以千百万计的高质量药剂推向全球。这项努力激发了对其他潜在的重要土壤微生物的研究兴趣，间接地促进了其他抗生素的研发，例如链霉素可以有效地治疗肺炎，可的松和类固醇也生产出来了。全球发动了雄心勃勃的抗疟疾活动。儿童疫苗普及、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传染病控制都直接受益于这个项目。直到今天，美国一流的医药公司认为它们扩张并且获得丰厚的利润，得益于布什发起的这个旨在改善医疗科学的公益推动。

电子计算机是联邦政府发挥重大影响的另一个领域。1945年，美国军界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从炮舰的火力自动控制到雷达系统预警机制的复杂管理，计算速度要求比人脑更快。它们得到的资助促进了基础研究和更多的应用开发，最终使得新机器，包括以晶体管为基本的集成硅片（硬件），以及驱动机器的指令 （软件） 成为可能。这种以国防为导向的投资拉动了方方面面，改变了我们处理、分析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包括今天苹果手机的应用，还包括喷气式飞机、卫星、远程通信的改进和互联网的应用。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没有未受创新深刻影响的角落。这些创新都可以追溯到布什时代的立项，或者依赖于其后几年那些得到政府项目支持的发明。

在1940年之前，大学教育基本上属于“奢侈品”，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随着技术进步潜力的扩大，以及政府对研究和教学的支持，理工教育的招生规模和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美国首次成为世界上研究、开发和商业推广新技术的最佳国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脊梁建立在远见卓识的模式之上。这种模式不仅创造了伟大的公司和令人惊异的产品，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良机。这是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持续保持成功增长的基础。政府的投资成果通过美国的企业以相对平等的方式提供稳定的就业和高薪待遇，让所有公民间接地分享红利，至少以目前的标准，堪称出色。

1947—1970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财富的增量在全国得到分享，不只是在沿海，在中西部工业区和活力乍现的新南方都在同时增长。

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新技术的广泛益处。美国普遍地希望支持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主要是为了避免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重演。然而，推动实用的、提高生产力技术的传播，主要不是出自利他主义，也不是有意的帮助。想法一旦以实用技术的形式实现，就很难停下来，非常容易传播到任何受到吸引的地方。

自然，其他国家也会做出反应，即为自己的科学项目投资，实际上就是试图模仿美国的技术创新，推出自己的版本。于是成就了由政府精心支持，但由私营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时代。

排版 | 李琬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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