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书虫们注意啦!今儿个我挖到宝了,一本能让你彻底沦陷的小说!翻开的那一刻,就像是踏入了全新的世界,情节紧凑得让人窒息,每一章都是惊喜连连。讲真,这书看得我废寝忘食,根本舍不得放下。角色鲜活得仿佛就在身边,情感纠葛直击心灵,简直不要太上头!错过它,你的书单可就少了颗璀璨星辰哦。快来,咱们一起沉醉在这文字编织的梦里吧!

上篇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由此臆说,生出“合力主义”,本此主义,而谈经济,谈政治,谈国际,谈考试,谈学术趋势,与其他种种,我的思想,始终是一贯。
民国元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疑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世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
满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班友人,张君列五(名培爵,民国四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图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年假毕业,列五对我说道:“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秘诀,久之无所得。宣总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君简恒云:“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做去,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君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他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曰《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什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初时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释朱学的人,绳趋矩步,简恒、民心诸人,俱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那知所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已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时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如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反反复复,说明此理。
我是生性好辩的人,《厚黑学》是以荀子“性恶说”为立足地,许多人以孟子“性善说”来驳我,我说道:“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他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小孩一见即伸手来拖,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坐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拦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界寻得出一个小孩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让孟子的‘性善说’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无一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我口虽这样的说,然而心中也自怀疑,小孩的天性,何以会这样呢?
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都取来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现象,岂不等于地心吸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内部吸引一般?回忆在学堂时,教习讲心理学,曾说:“人是没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识,都是从外面来的。例如:看见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经闻过,看见盐知是咸的,是我曾经尝过,某种事该做,某种事不该做,是我曾听某人说过,抑或在书上见过。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从耳人者,仍从耳退出去,从目入者,仍从目退出去,其他从嗅觉、味觉、触觉入者,一一从其来路退出,此心即空无所有了。”又忆圆觉经云:“一切众生,自无始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从此着想,就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同。牛顿说:“地方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我们何妨说:“人心也有引力,能将耳闻目视,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我于是把牛顿的公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人事上来,果然处处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宋儒的“去私说”,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才知人心现象,纯是“万有引力”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民国九年,著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载入《宗吾臆谈》内,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
人事千变万化,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一个我,一个人,是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X,一个Y,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一)二直线,(二)圆,(三)抛物线,(四)椭圆,(五)双曲线。人世一切事变,总不出此五种线,我详加考察,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只有四种,直线两种,曲线两处,除此四线而外,任走何种路线皆是冲突的。至于世界进化,则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我们每作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主持国家大政的人,规定法令制度,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
达尔文倡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倡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如射箭,悬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冲突,而又不相倚赖,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倡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学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则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我们讲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据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之政府,是为政治上之合力,他如经济也,外交也,亦须取合力主义,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自有历史以来,皆是人与人相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应取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物,合全世界人向之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富财取出来,全人类平分,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著者本此主张,曾作一篇《解决社会之我见》,十六年载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九年我写《厚黑丛话》,内容会涉及国际问题。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我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供参考。我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方着手写“七七”事变发生,乃改写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册,曰:《制宪与抗日》,这些书现已售罄,此外我还写有《中国民族之特性》和《从战国说起》等文,在日报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写一本:《中国主义》,现已不想再写,并把各种文字的大意,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地球就为人类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由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不能用金钱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变以前,请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资伙食,至多不过大洋二元(抗战期间,生活程度高涨,是暂时现象,当以事变前为准),假令我们请工人,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之生产力,地球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相当之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劳动家买去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大洋二元,这算是劳力之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之生产力,非工人之劳力也,当初发明机器之人,业将发明权抛弃,机器成为人类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旧日归诸厂主所有,是为侵占了公有物,我们应该收归公有,给工人以相当代价,由机器生出之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劳工既得代价,即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劳工专政”之说,是不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发出来,有两种力,一曰,脑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私有物,社会上欲使用之,非出相当代价不可,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于上面之研究,括为二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脑力和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我们持此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之脑力和体力,可以尽力发展,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马克思主张:土地和工厂,一律收归公有,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强迫劳动”。认为个人脑力和体力,是社会公有物,可借社会力量侵犯之,这就未免夺私有物以归公。斯密士拥护私有权,忘却公有权,马克思拥护公有权,忘却私有权,故两家学说,施行起来,俱有流弊。
我们细绎孙中山先生主义,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有斯密士和马克思之长,而无其流弊,故世界经济学,可分两大派:斯密士为一派,马克思为一派,中山先生则融合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独成一派。
马克思讲共产,中山先生也讲共产,马克思是“共现在”,中山先生是“共将来”,马克思是“抢归公有”,中山先生是“购归公有”。我们本中山先生遗意,定出一原则曰:“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迳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可供一切应用。
银行月息多少,依现情为准,兹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说明,存入银行,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川省有场而无村,则设场银行,银行法既确定,即着手收买。
(一)私人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二)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
(三)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抑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四)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盖价值之高低,公家操纵在手,取多取少可适合国家之需要,无须多设机关,多用冗员,向销售者琐琐征取,徒滋中饱营私之弊,而阻商业之发达也,执简御繁,固应如此。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值百抽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