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治理之道，重在基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需要哪些新技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河南怎么发力？怎么推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针对如何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大河网学术中原联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推出《言“治”有理》特别策划，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建言献策。
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执政理念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重大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并提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社会治理理论。从二者的演进和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对于主体、内涵、路径等方面的诠释有着巨大的进步，并出现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要支撑的理念。那么，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演进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社会治理具有哪些显著特征？它在实践中又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效果？本文从这些基础性问题着手，尝试厘清社会治理的来龙去脉，以期为社会各领域的治理实践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演进。社会治理是从社会管理发展演进而来的。从词源追溯，“社会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它指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专业经济部门要逐步减少，综合经济部门要做好综合协调工作，同时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然后是出现在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该方案提出“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分别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以及“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此后，社会管理理论便开始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行了专门阐释，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这无疑有益于从政策层面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的理论发展以及实践应用。
二者的概念界定与问题指向。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形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它们在概念界定上存在显著差异，并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从概念分析，社会管理是指“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尽管社会管理模式先后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统治型”模式，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管控型”模式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主导型”模式，但其主体都主要指向政府或政党，其他社会主体相对处于从属或辅助地位。在当时，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相匹配，无可厚非成为推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要求社会理论也要与时俱进地深化。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利益相关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与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化的主体之间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政府或政党的宏观调控要退居幕后，并把主动权交还给市场主体。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一方面，源于国内正值社会转型发展关键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致使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明显增多；另一方面，因为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当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匹配新的发展诉求时，就迫切需要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社会治理的精神要义与技术特征。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既包含价值理念、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涵盖方式方法、内容手段的变革，它蕴含着综合化、人本化、精细化的精神要义以及科学化、制度化、多元化的技术特征。其中，综合化是对治理内容的概括。社会治理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内容，相对于以往社会管理而言，范畴更广、内容更丰富。人本化是指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治理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地，离开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社会治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精细化是匹配市场分工细化特点、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价值定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市场划分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深化社会治理要在点、线、面不同层面探究挖掘。只有深刻把握这三个方面的要义，才能充分理解现代社会治理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定位，才能有的放矢地引导技术层面的治理变革。此外，无论是治理方式方法的精进，还是内容手段的丰富，都离不开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要持续深化理论体系建设，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要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压缩人治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还要聚焦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条件、拓宽渠道，鼓励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创新成效。多年来，我国社会治理不断深化理论、丰富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新进展新成效。首先，最重要的是基础性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例如，在收入分配方面，积极探索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建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公开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在公共服务方面，持续推进教育、医疗、生育、户籍、住房、就业等社会制度改革，社会就业、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础性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全方位改善。其次是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全面推进。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通过把社会资源、管理权限、民生服务等不断下沉到基层，实现了更有针对性地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初衷。这一方面依托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职，另一方面也依靠社会组织的积极协同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从而初步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成为各种基本便民服务整合集成的平台，便于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差异化的需求，社区建设也由此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最后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推进。秉承系统融合、开放共治、包容协商、精细精致的科学理念，纵向建立起了市、县、乡镇（街道）三级架构，并充分发挥市级层面统筹协调以及县、乡镇（街道）组织实施的作用，共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其中，特别重要的经验是注重提升社会风险管理能力，力争把风险隐患控制在基层，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和谐的氛围。
（作者：李钰靖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