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这些事#
#创作者第六期#
唐太宗李世民4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本人时，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曰“世民”。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在位的贞观元年（627）——二十三年（649），成为后世艳称的一代太平盛世，太宗也因此被称为一代“明主”“英主”。
唐太宗即位以及“玄武门”事件以来，一直对隋末天下大乱的场景心有余悸。所以贞观时期注重“以民为本”“贞观”联珠印不夺农时，他说：这样做不只是“忧怜百姓”，也是为了“长守富贵”。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在位时期，以稳定国家为要务，以稳定求发展，居安思危，终使天下大乱之后达到了大治。
唐太宗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简单地说，他能够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措施，杜如晦像重新确立和完善了统治秩序，使社会步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
在政治上，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的各项制度，重视吏治，严格执法与守法，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严惩违法与贪污渎职，重新树立起百姓对官府的信心和信赖。
在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增加农民负担，提高生产积极性。其中最能说明是他善于用人和纳谏。魏徵像太宗纳谏图太宗把用人与保持政治稳定结合起来，所谓“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选用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亲疏贵贱，无论是中原、关陇、山东、江南的，还是周边高鼻深目的胡人，是能人都能得到重用。
他重在选贤任能，喜看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同时，他用人又不求全责备，所以臣下能够心情舒畅，像“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的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魏徵、“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等均能各尽所能。特别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前者善谋，后者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报国，世称“贤相”，被并称为“房谋杜断”。一个精诚团结又深得皇帝信赖的宰相班子对于实现贞观之治，显然是起到功不可没的。
唐太宗还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善于纳谏的君王。他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说法。他也曾说过，自幼精于弓矢，自以为尽得其妙，后来得到十几张良弓给专业工匠验看，结果被告知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并不是真正的良弓。他由此悟出，对自己最拿手《资治通鉴》中有关唐朝攻灭突厥的记载的事还有失误，更何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只凭他一人之力是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因此，太宗主动要求臣下就政事得失发表意见。魏徵就是以直言极谏而著名的大臣，有人统计过，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多达二百余次。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十七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死，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
天可汗太宗君临天下，威服四海。他借东突厥因内乱势力削弱之际，于贞观四年（630）派李靖、李世勣率大军深入大漠一举俘获东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九年，任命李靖、侯君集率军平定位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贞观十三年，又派侯君集出兵攻打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于次年收服高昌，之后又擒获龟兹王，安西都护府地方官以平定西域大部地区，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重新打通了沟通中西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唐朝在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的广袤疆域内设立州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由于太宗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所以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以后，西北各部首领都来长安朝见，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就是拥戴太宗为他们共同的君主。
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不改变原有民族习惯与生活方式。他们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宽容管理方式。到了太宗后来，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他们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马匹与食物供应往来使者。太宗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各少数民族也把太宗当成了自己爱戴的可汗。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是吐蕃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与英雄人物。吐蕃是很早就生活在松赞干布像文成公主像青藏高原一带的古老民族，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吐蕃民风骁勇，以战死为荣。松赞干布做赞普（藏语“伟丈夫”之意，后为对君王的尊称）的时候，基本统一了各个部落，迁都逻些城（今拉萨），并建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松赞干布曾多次求婚的强烈要求下，太宗答应以文成公主出嫁。
唐朝许婚的消息传来，吐蕃人民欢呼雀跃。为了减少文成公主入藏途中的艰难，他们沿途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水。松赞干布非常兴奋，他说：“我祖父没有和上国通婚的，我能娶大唐公主，深感荣幸。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松赞干布仿照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他亲自前往青海迎接，并以皇帝女婿的身份拜见唐朝的护婚特使，然后陪文成公主回到逻些城。
在逻些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举行了盛大婚礼。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许多工艺品、谷物、菜籽、药材、茶叶以及历法、生产技术与各种书籍，大大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唐蕃密切交往的基础。正如唐朝诗人陈陶《陇西行》诗中所写：“自从贵主和玄奘相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后来，松赞干布又接受唐朝授予他的西海郡王的爵位和驸马都尉之职。据不完全统计，从634年到846年的200多年间，唐蕃之间的使臣往来共191次，唐使入蕃66次，蕃使入唐125次。
玄奘西行玄奘是唐朝高僧，又称三藏法师。贞观初年，为了求取佛经精义，他从长安出发，毅然西行前往佛教圣地天竺（唐朝时对印度半岛上各部的统称，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途经我国新疆及中亚诸国，一路上备尝艰辛。在天竺，他用大约17年的时间遍游各地，寻师访友，研习佛法，因佛学造诣精深而获得极高声誉。玄奘从天竺带回佛经657部，又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共翻译出75部1335卷，约1300多万字。他是第一个把天竺佛教、历史、地理、宋刻《大唐西域记》书影风土人情等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介绍到中国的人。唐太宗亲自为他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见闻口述下来，由弟子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他还曾把《老子》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天竺。
贤德“良佐”内助名君贞观十年（636）元月二十一日，皇后长孙氏在京师长安大内的立政殿宾天驾崩了。殿内的太宗皇帝禁不住心中的哀伤，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没有丝毫的矫饰，却是悲痛至极。长孙氏在与太宗共同生活的23年中，确实是起到了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那一桩桩，一件件在太宗的脑海里历历闪现，那一切不能不令哀痛之中的太宗皇帝铭心刻骨。
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她的祖上是北魏献文帝第三兄，本来姓拓跋氏，因为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最大，世袭大人之号，为宗室之长，后来改姓长孙氏。她家是出身代北的名门望族，当时号称“门传钟鼎，家世山河”。她的父亲长孙晟，武艺超群，精于骑射，又有奇谋远略，隋朝时甚得朝廷倚重。她的母亲高氏是隋朝刺史高敬德之女，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大业中任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据说，还在长孙氏很小的时候，她的伯父长孙炽很折服李世民母亲窦氏夫人的见解，就和长孙晟约定日后与李家结为姻亲。长孙氏长大后，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郎李世民。
唐朝建立后，长孙氏便成了秦王妃。在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长孙氏坚决地站在丈夫李世民一边。太宗即位后，长孙氏便被立为皇后。
贤良国母贞观年间，她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她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永不超越现实的界限，从太宗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大唐着想，并且绝无僭越之举，甘做配角。她与太宗志同道合，感情笃睦，一直受到太宗的尊重。
长孙皇后逝世后，被加谥号为“文德”，所以史书中称为长孙文德皇后。到她的儿子高宗李治时，又为她加上了文德顺圣皇后的尊号。去世的当年十一月，长孙氏被安葬在礼泉县（今陕西省礼泉县）内的九嵕山上，称为昭陵。太宗为示悼念，亲自写了表文，记叙了修建山陵的始末，让人刻石，立于昭陵，表彰皇后的克己奉公和严于律己。
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后，太宗越来越不像从前那样英姿勃发，晚年的太宗不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开始饵食丹药，还逐渐陷于骄傲自满和个人陶醉之中，兼听纳谏的作风也已冲淡；发民力，兴作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谨慎。这个时候，唐太宗怎么不去重温长孙皇后的临终遗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