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蔡元培，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斗争，后赴德国留学，任民国初首位教育总长，主持制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持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被誉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位教育家”之一。他去世后，毛泽东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本文从勤奋苦读、学贯中西，应时而变、民主先锋，执掌北大、兼容并包，砥德砺行、品近完人等4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三、执掌北大，兼容并包
1912年上半年，正当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准备大展拳脚时，却遭遇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的情况，蔡元培不愿与封建独裁者合作，坚决辞职，再度赴欧洲学习。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发电报，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一年11月，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法国马赛回国，年底到北大上任。但这个职位当时并不是美差，而是严峻挑战，因为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封建时期历代太学的继承者，早期主要招收官僚子弟及各省中学堂毕业的学生入学，其中多为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等，对他们而言，上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因此，一个时期里学校里歪风横行，学生不务正业，混文凭捞官位，老师不学无术，讲课敷衍，一些有钱的师生甚至流连于花街柳巷的“八大胡同”。在蔡元培之前，北大已经走马灯似的换了4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一个个都是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但就是使出十八般武艺，最后还是灰头土脸地被赶出校门，因此很多朋友劝蔡元培不要趟这个浑水，说“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对此，蔡元培却撂下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烫手山芋，他没有犹豫就接了下来，并充满信心地说：“如果能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人才，中国就有希望了。”
1917年1月4日，中国教育史上迎来了极为重要的一天，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等候新校长，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只见他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校工和学生们都十分惊讶，以前的校长个个都非常高傲，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的。蔡元培鞠完这一躬，便拉开了改变北大风气的序幕。1月9日，蔡元培在漫天飞雪中发表了他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以铿锵之词表示，诸君如果想要做官，要想发财，北京还有其他学校可以去，但北大不是！北大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即滋养中国学术繁荣生长的殿堂！此番演讲，直击利弊，抱负宏大，志向高远，震惊中国，在场师生皆被蔡元培之气势震慑。后来有学生感叹说：他“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由此人们认为，蔡元培把硫黄和硝酸包裹在铁片和石块里制造出的炸弹，可以将一个王朝残破的躯体炸出几个血洞，让其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堂，同样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整个中国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
为了办好北大，蔡元培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的这个理念光芒万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聩，使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沉沦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逐渐成了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圣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梦想，都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从到这里之初，蔡元培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明确定位：“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在办学过程中，他大力提倡学术自主、教学自由，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教学人员，主张百家争鸣，广泛吸收各家所长，这在那个经历了长期封建专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一系列改革理念和举措，亦如在储存日久且透着腐气的北京大学投下了一块坚硬如铁的“知识革命之石”，使得一潭死水翻起层层波澜，以致浩荡波浪也即将腾起。
为了在北大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蔡元培首先对教授选聘坚持不拘一格，只要有真才实学，他没有什么限制。为此，他专门请来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做文科学长，因为陈独秀青年时留学日本，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学识渊博，对新学造诣尤深。为了使陈安心，也为了革新北大的旧思想，他连《新青年》编辑部也让搬进了北大校园。曾是北大落榜生的梁漱溟，因研究印度佛学很有造诣，蔡元培知道后给予高度重视，把他请来北大做教授。梁漱溟感叹：原来“欲做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授”。他还陆续聘请了胡适、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吴梅、黄节、鲁迅、李四光、莎菲等人为教授，这种以“学诣为主”、罗致学术人才的方法，使得20世纪初期文坛上的巨星齐聚北大，形成了群星璀璨、流派纷呈的局面。无外乎有人感叹说：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他在四处纳贤的同时也痛裁冗员，当时北大各科都有洋教员，他们是从驻外使馆或驻华使馆里请托而来的，有些学问不大，但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蔡元培不顾情面、顶住压力，依照合同予以辞退，甚至不惜诉诸法律、引起外交纠纷。蔡元培这一与往昔大不相同的举动，为当时中国僵硬得如干尸状的教育体制开辟了一条化腐朽为神奇的通道。而在那个时代，只有蔡元培才能使一座制造官僚政客的京师学堂从一具僵尸中蛹化而出，成为“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和“有着希望的前途”的新北大。面对蔡元培的雄心锐气，当时的腐朽官员和御用策士们深感震惊，他们以少有的清醒及政治洞见做了如下预言：蔡元培之入主北大，北洋政府“无异猪八戒肚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是自取痛苦和死亡的不祥征兆。无奈情势所迫，潮流浩荡，不管是当朝的“猪八戒”，或是山中魔兽，只有听凭这个制造炸弹并心怀异志的“齐天大圣”钻进自己肚中，挥舞金箍棒翻着跟头上下折腾了。
在蔡元培看来，学问为大学教师之根本，无才无学无德之人，根本不配在大学教书。一般人会认为，一群思想主张各异之人，凑在一起自然会有“争端”，不过，他们在北大却奇异地兼容着。当时，胡适、钱玄同等极力提倡白话文，而刘师培、黄侃等又极端维护文言文，蔡元培就让他们各持己见，并存于北大。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迥然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对于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俄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拖着辫子的保皇派怪儒辜鸿铭，蔡元培告诉学生要跟辜先生好好学英文而不要学他复辟那一套。陈独秀后来对蔡元培这种包容精神评价说：“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这是老先生可令人敬佩的地方。”在北大，无论是信奉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论是向往无政府主义，还是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都毫不干涉，可以说中国当时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当时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并坐讨论。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同席相谈，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跨越2000多年时空，再次出现在北大校园。同时，蔡元培还提倡在学校成立各种社团，一时间，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书法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纷纷成立，《新青年》《国故月刊》《新潮》杂志等也相继涌现，并一度成为学生手中的明星刊物。蔡元培认为，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不是研究某一家某一派的学问。在各种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学子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学子们沉浸在自由的空气、美的文学、新的思想浪潮之中，北大那长满苔藓的校园和潜伏着蓬勃生机的宽阔讲台上，怀揣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校长与他的同事及学生们一道，共同负载起抗争与奋斗、梦想与追求的新使命，使得北大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是成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摇篮。而这个摇篮在散发出科学与民主精神光辉的同时，也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崖层”，在这个崖层之上，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从而在古老的京都与中华大地上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
鉴于北京大学建校之初严重的封建官僚习气，蔡元培一是大力推进学科和教学体制改革：扩充文理学科，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沟通文理专业，废科设系，改学生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规定学生可以跨系选修科目，本科与预科分别管理。二是在北大设立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教授治校”制度。他在学校组织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组织各门教授会，分掌各学科教务和教学工作；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全校教学事宜。他把推动学校发展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办学的人来管理学校，这也是当年《大学令》上关于“大学设评议会”“设教授会”规定的具体实施。蔡元培认为，大学研究学问，成为民族与国家不断创新进步的引擎，这是西方现代大学的经验，也是中国大学需要迎头赶上的地方。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学校体制不受一人权力之牵涉，“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三是铸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校风，对于学说，他坚持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他坚持以学诣为主，注重学术学问。新的管理体制建立后，很快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他的其他改革措施还有，北大“课程公开”，不管有无学籍均可旁听。当时的毛泽东、沈从文、茅盾、瞿秋白、丁玲等，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除此之外，蔡元培还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大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提出男女同校主张，使女子获得走进学校进行学习的权利。1920年秋，北大正式开始招收女学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河。
四、砥德砺行，品近完人
蔡元培把道德作为修身之本。他认为：“教育目的是培育人健全、完善的人格，并非将人制作成一种器具，要教育人格，每个人都要先改良自己，从自身做起。”他担任北大校长后，非常重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品行修养及道德建设，他在学校向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为了整饬校风，他不遗余力与社会浊流作斗争。1918年初，他发起组织“进德会”，意在通过“进德”锤炼个人的道德行为，树立新的社会风尚，进而影响他人，达到提升全民道德修养及其水准的目的。这年的1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9号上刊登《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明确提出了组织进德会的目的，强调该会的宗旨在于增进个人道德品质，甘当清流之士，担负起改良社会风气的职责。《旨趣书》指出加入进德会的三个条件：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旨趣书》发布后，北大教师、职员、学生纷纷响应，许多知名教授竞相加入。如加入甲种会员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许德珩、沈尹默、章士钊、马寅初、马叙伦等；加入乙种会员的有蔡元培、范文澜、傅斯年、钱玄同、徐宝璜、康白情等；加入丙种会员的有梁漱溟、李石曾等。进德会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会员们遵守戒律，严于律己，不断提高道德水准，匡正腐朽风气。由于进德会的表率作用，从此北大教师专注于学术，学生专注于知识，到处弥漫着一股修养心灵的芬芳，其学术之风不但盛行于北大，后来弥漫至全国各个大学。
在个人私德方面，蔡元培更是身体力行。他一直秉持“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座右铭，兼具道德、学问、文章于一身，一生清廉，可以说几乎达到了儒家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境界。友人回忆蔡元培给人的印象是：“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当时看起来差异巨大的中西方伦理道德，到了蔡元培那儿却都得到了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人们称其为一代通人。他既“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自由与理性”，又“在中国文化上，把握着中庸与良心”。在职业生涯中，他一方面是轰轰烈烈地干大事业，但同时也绝不是为了权位、绝不贪恋权位，因种种原因他曾经先后辞职达24次。在执掌北大10年期间，他也曾经7次请辞，其中有因北大学生反对张勋复辟的，有因反对中日签订军事协定而请愿的，有因五四运动期间北洋政府抓扣游行学生的，还有为了国家命运、为了学生未来、为了教育发展的……他之所以频频辞职，就是要为教育、为大学、为学生争取正当权益，而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因此他也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
蔡元培先后担任过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他的薪金除了不吝购买古今中外各种书籍外，还捐献于社会公益，接济生活困难的学生和亲友。在他的名下，没有房产，也没有什么置业，居住的房屋都是租赁的，全家总随他任职地的变动而不断搬迁。他晚年体弱多病，目疾尤甚，生活拮据。1937年11月流寓香港后，他更是不时举债度日。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临终前犹欠下医院千余元的医药费，他夫人只好靠典衣质物结付欠费。他入殓的衣衾棺木费用，还是靠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发起的筹集才得以凑齐的。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对此曾十分感慨，说：“蔡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清廉模范，其清廉虽让人心疼，但这恰恰也是他特别伟大的地方。”蔡元培毕生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他去世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为他写的挽联上极尽赞誉：“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蔡元培作为我国近现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卓越先驱，处在新旧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影响；其培养人才，引领风气，在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方面所做的贡献，近百年间几乎无人能及。他虽然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因影响和业绩之大，人们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大师，“是真虎乃有风”。由于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方面的重大成就，被誉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十大教育大家”之一。梁漱溟评价他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益于后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说：世界上著名大学的校长很多，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但还没有一个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一样，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先生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
（作者：王喜成，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