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回溯20世纪国际印尼研究的学术谱系及视角转变，反思西方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路径演化，有助于我们解读国际格局变动对于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深层影响，形成具有中国视角和中国特色的印尼研究。
第一，“印度化”理论与二战前的西方印尼研究。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群岛建立据点，打破了该地区的独立发展进程。荷兰在依靠国家实力进行征服的同时，也借助西方经验与思想的传播，以瓦解印尼土著社会的多元结构为主要目标。在历史上，荷兰东方学家对印尼的异域研究与书写，亦成为殖民者控制殖民地的主要手段。荷兰学者通过对印尼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分类、改造和建构，在所谓的现代与传统、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之间制造了一种对立关系，试图以此来证明其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在20世纪前期，荷兰学者的“印度化”理论成为研究早期印尼国家发展的重要假说。代表人物W. F. 斯图特海姆将《罗摩衍那》等古代印度的史诗与文献总集，视为印尼文学、艺术的主要灵感来源。N. J. 克罗姆的《印度化爪哇史》及弗里德里克·斯塔佩尔的五卷本《荷属东印度史》，则延续了“印度化”理论的研究路径，认为爪哇、巴厘和苏门答腊等王国皆是在成为“真正的印度化国家”之后，才在当地文化元素的反作用下进行演化和发展。
法国东方学家乔治·赛代斯是“印度化”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将越南北部和菲律宾之外的东南亚统称为“外印度”或“远印度”，认为东南亚诸国不仅系统地吸收了印度的王权观念，还在文化上呈现出崇拜婆罗门教和佛教、信奉“往世书”神话、遵守《摩奴法典》，以及采用梵文作为表达工具等特点。赛代斯甚至试图证明，爪哇穆斯林“仁慈、宽容”的性格，是“十多个世纪中受到印度各种宗教信仰影响的结果”。英国学者布里安·哈利逊也将苏门答腊和爪哇的早期发展划入“印度化国家”之列。但是，西方学界质疑“印度化”假说的声音一直存在，荷兰学者范·勒尔就曾指出，欧洲东方学家不能将印尼历史进程和东印度公司史画上等号，而欧洲人在亚洲的政治优势同样不是其“指导”亚洲发展的理由。
二战前西方印尼研究中“印度化”理论的盛行，既是欧洲东方学家对印尼的意识形态假设，更是荷兰维系其殖民统治而做的“智识注脚”。可以说，这种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的印尼研究，本质上是基于殖民需要的知识生产活动。虽然这种东方主义特质的知识结构由于过分夸大印度文化的影响，且缺乏印尼本土视角而被学界所解构，但它隐含的作为记忆底蕴的文化偏见却难以及时消除。
第二，二战后国际印尼研究的拓展与知识构建。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尤其是非殖民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国家认识、研究非西方世界的现实需要。在此过程中，带有美国印记的区域研究范式逐渐在全球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印尼研究的重心也从荷、法、英等欧洲国家转移至美国。20世纪美国的印尼研究，可以追溯至耶鲁大学为顺应战时语言技能训练而开设的印尼语课程。与内生于东方学的欧洲传统印尼研究相比，二战后美国的印尼研究呈现如下特点：首先，关注“当下问题”，或者是将印尼塑造为当下面貌的内在因素。因此，美国的印尼研究虽仍重视语言学习，但偏重于使用荷兰语和现代印尼语，而非梵语、古汉语等“遥远的”语言。其次，强调跨学科研究。从现实角度来看，印尼作为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美国亟须通过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为两国发展全面关系提供知识基础。最后，印尼研究还兼具“利用学术关系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功能，是美国试图在学术领域对印尼施加影响的工具。
康奈尔大学是美国印尼研究的重镇。1954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该校东南亚研究中心设立“现代印尼计划”，研究重点涉及印尼的经济发展、政局稳定、政治体系的演化路径等问题，后将研究领域拓展至印尼历史、文化艺术、社会、民族等方面。在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的推动下，美国逐渐成为国际印尼研究的主导者。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海外贸易和投资的增加，印尼的发展问题、外国投资和经济援助、农业和土地问题成为日本学界的关注重点。相比之下，苏联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印尼的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以及荷兰殖民者的撤离等，如古列维奇、别林基等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印尼国家建构的相关问题。
二战后的国际印尼研究，亦是在非殖民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新型知识建构活动，不同程度上附着了特定的政治和文化使命。这一时期西方印尼研究的主流是试图分析和引导印尼的国家发展走向，特别是美国区域研究范式在与现代化理论结合后，评估印尼对现代化的适应程度、以美国“经验”推动印尼走向美国式的现代社会，成为一些美国官私机构和学者的“责任”。
第三，20世纪后期国际印尼研究的本土转向。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被时人视为对“预测性、模式主导”的美国区域研究范式的讽刺，以跨学科、关注现实问题为主要特色的美国印尼研究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此后，西方学术界开始重视采用印尼当地术语，转而从印尼早期历史和文化传统汲取养分，以期从中发现能够解释印尼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本土因素。在1972年出版的《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通过系统阐述爪哇人的传统政治观念及其内在连续性，以考察印尼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则以爪哇岛为田野考察对象，提出了“尼加拉”概念。在格尔茨看来，尼加拉描述的是由传统城市所孕育的高等文化，以及集中在城市上层政治权威体系组成的世界。尼加拉的对立面是指代乡村、村庄的“德萨”，二者既是相对观念，又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共同构成了19世纪巴厘岛的“剧场式”国家形态。格尔茨“强文化、弱物质”的观点，实际上是针对此前国际学界以西方经典国家概念阐释传统印尼政体的学术反思。诚然，格尔茨的理论存在着无视尼加拉政体的上下互动与强制权力等不足，但这种从本土词汇出发，将印尼历史政治概念化、模型化的尝试，起到了在西方政治理论之外理解印尼现代国家发展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印尼外交关系的恢复，华侨华人问题成为国际印尼研究的重点之一。1990年，康奈尔大学以“印尼华人在塑造现代印尼生活中的作用”为题召开研讨会。王赓武教授在研讨会开幕致辞中指出，“能动性”是研究华侨华人塑造印尼社会生活的重要抓手，因为不管是在殖民地时期，抑或是独立后的印尼，华侨华人均能适时地根据政治局势的变动，发展混合了当地因素的中华文化，从而维系在印尼社会的地位。
“印尼视角”的回归，是对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范式的补充和超越。从史料的运用来看，强调本土因素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海外文献的整理，梵文、汉语、荷兰语资料仍旧是各国学者认识印尼历史的重要来源。但与既往研究不同的是，学者更为重视外来文化的在地化进程，并逐渐倾向于认同印尼文明的本土底色。就方法论而言，这一阶段的国际印尼研究在继承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在研究主题上亦有所转变。在此基础上，印尼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区域、全球视野和多元化等特征。
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范式下的印尼研究，实际上是西方为巩固所谓国际秩序而进行的知识及话语生产手段。我们在借鉴其发展经验的同时，必须考虑中国的现实需求、学术传统和时代背景。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印尼研究应以理解印尼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尊重印尼学者的学术成果和思想为基础，同时针对两国面临的共同发展难题和挑战，生产双方能够互通、共享的公共产品，进而形成更为丰富、多元的关于印尼的整体认知。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心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心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