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考古发现中,带厕陶猪圈(陶溷)是一类极具特色的文物。这类文物通常将厕所与猪圈巧妙结合,不仅展现了汉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的大门。三门峡出土的三件绿釉带厕陶猪圈,正是这一独特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
一、文物赏析
1、绿釉带厕陶猪圈(图一)。出土于93峡三里桥宾馆工地。红胎陶,整体略呈方形,左为圈院,四面起墙,直壁,内置一头猪,猪呈站立状,左墙开两个长方形门洞,上部为半圆形孔,前墙开一长方形门洞。圈院的右厕为猪舍,猪舍右墙上开一半圆形门洞,舍顶后部起一方形小亭,顶呈四面缓坡式,出檐,为厕所,厕前开一方形小门,舍顶前部是一弧面斜坡。通体施绿釉。宽18.7、高19厘米。
图一
绿釉带厕陶猪圈(图二)。东汉时期。出土于93峡三里桥宾馆工地。红胎陶,整体呈方形,左为圈院,四面起墙,直壁,墙顶为单脊两面坡式,内置一狗二羊,均呈俯卧状。圈院的右厕为圈舍,舍顶后部起一方形小亭,为厕所,顶为庑殿顶,出檐,亭为分体式,可移动,舍顶前部是一弧面斜坡。通体施绿釉。长21.5、宽24、高23厘米。
图二
3、绿釉带厕陶猪圈(图三)。东汉时期。出土于92火电厂工地。红胎陶,整体呈方形,右为圈院,四面起墙,直壁,内置一猪,呈蹲坐状。圈院的左厕为圈舍,舍顶后部起一方形小亭,为厕所,顶为单面坡式,亭底有长方形孔,舍顶前部是一带台阶斜坡。通体施绿釉。长23.2、宽22.6、通高18厘米。
三件带厕陶猪圈均以写实手法呈现“楼上厕所、楼下猪圈”的建筑形制,厕所与猪圈的空间联动设计,既实现了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又体现了汉代人“器物即生活”的造物理念。
图三
二、农业文明下的资源循环理念
带厕陶猪圈的出现,与汉代小农经济模式密不可分。生产力落后的小农家庭,必须最大限度利用自然资源。将厕所建于猪圈上方或一侧,使人类排泄物直接成为猪的饲料,形成“人—厕—猪—田”的生态循环链,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降低了养殖成本。充分体现了《盐铁论》中“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理念。通过空间复用实现资源循环,不仅是对“惜物”传统的践行,更与汉代“休养生息”的国策相呼应,展现了古人“变废为宝”的农业生态智慧。在汉墓中,还出现了狗、羊、鸡、鸭等家畜的模型明器,反应了汉代家庭畜牧业的重要地位。这类明器在墓葬中的普及,既体现了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也寄托了生者对死者冥间生活“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祈愿。
三、从带厕猪圈看猪与“家”的渊源
汉字“家”的字形构造,与带厕猪圈有着密切的联系。甲骨文“家”字由“宀”(房屋)和“豕”(猪)组成。《说文解字》注:“豢豕之室曰家”。三门峡出土的带厕猪圈,猪圈与房舍的组合,正是“家”字的实物注解。
猪之所以成为“家”的象征,与其生物特性密不可分。作为杂食性动物,猪能高效利用家庭剩余的农作物秸秆、剩菜剩饭等资源,适合在房屋附近圈养。相比需要广阔牧场的牛羊,猪更适应固定场所生活。这种宅旁养猪的模式,使猪圈逐渐成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的语义从“养猪之舍”逐步演变为“家庭单元”,最终升华为“家”的代表符号。
在古代文化中,猪的地位远超其他家畜。它不仅象征丰收富足,还频繁出现于文学艺术作品中。如《诗经・小雅》“有豕白蹢,烝涉波矣”,宋代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等。直至今日,从汉代展现小农经济的带厕猪圈到现代畜牧业的规模化养殖,猪依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字中的“豕”,早已超越了动物本身,成为人们对稳定生活的向往和对“家”的情感寄托。
四、结语
三门峡出土的带厕陶猪圈,是汉代小农经济生动的物质标本,展现了古人循环利用资源的智慧。这些朴实的文物,让我们看到汉代人如何将生存智慧融入日常器物,并升华为文化与哲学。凝视这些带厕陶猪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工艺,更是一个文明对“物尽其用、循环共生”的深刻践行。这种源于生活的智慧启示我们:文明的高度,始终扎根于对日常的深耕与珍视。
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上官荣光 杨鸿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