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考古发现中，带厕陶猪圈（陶溷）是一类极具特色的文物。这类文物通常将厕所与猪圈巧妙结合，不仅展现了汉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的大门。三门峡出土的三件绿釉带厕陶猪圈，正是这一独特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

一、文物赏析

1、绿釉带厕陶猪圈（图一）。出土于93峡三里桥宾馆工地。红胎陶，整体略呈方形，左为圈院，四面起墙，直壁，内置一头猪，猪呈站立状，左墙开两个长方形门洞，上部为半圆形孔，前墙开一长方形门洞。圈院的右厕为猪舍，猪舍右墙上开一半圆形门洞，舍顶后部起一方形小亭，顶呈四面缓坡式，出檐，为厕所，厕前开一方形小门，舍顶前部是一弧面斜坡。通体施绿釉。宽18.7、高19厘米。

图一

绿釉带厕陶猪圈（图二）。东汉时期。出土于93峡三里桥宾馆工地。红胎陶，整体呈方形，左为圈院，四面起墙，直壁，墙顶为单脊两面坡式，内置一狗二羊，均呈俯卧状。圈院的右厕为圈舍，舍顶后部起一方形小亭，为厕所，顶为庑殿顶，出檐，亭为分体式，可移动，舍顶前部是一弧面斜坡。通体施绿釉。长21.5、宽24、高23厘米。

图二

3、绿釉带厕陶猪圈（图三）。东汉时期。出土于92火电厂工地。红胎陶，整体呈方形，右为圈院，四面起墙，直壁，内置一猪，呈蹲坐状。圈院的左厕为圈舍，舍顶后部起一方形小亭，为厕所，顶为单面坡式，亭底有长方形孔，舍顶前部是一带台阶斜坡。通体施绿釉。长23.2、宽22.6、通高18厘米。

三件带厕陶猪圈均以写实手法呈现“楼上厕所、楼下猪圈”的建筑形制，厕所与猪圈的空间联动设计，既实现了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又体现了汉代人“器物即生活”的造物理念。

图三

二、农业文明下的资源循环理念

带厕陶猪圈的出现，与汉代小农经济模式密不可分。生产力落后的小农家庭，必须最大限度利用自然资源。将厕所建于猪圈上方或一侧，使人类排泄物直接成为猪的饲料，形成“人—厕—猪—田”的生态循环链，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降低了养殖成本。充分体现了《盐铁论》中“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理念。通过空间复用实现资源循环，不仅是对“惜物”传统的践行，更与汉代“休养生息”的国策相呼应，展现了古人“变废为宝”的农业生态智慧。在汉墓中，还出现了狗、羊、鸡、鸭等家畜的模型明器，反应了汉代家庭畜牧业的重要地位。这类明器在墓葬中的普及，既体现了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也寄托了生者对死者冥间生活“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祈愿。

三、从带厕猪圈看猪与“家”的渊源

汉字“家”的字形构造，与带厕猪圈有着密切的联系。甲骨文“家”字由“宀”（房屋）和“豕”（猪）组成。《说文解字》注：“豢豕之室曰家”。三门峡出土的带厕猪圈，猪圈与房舍的组合，正是“家”字的实物注解。

猪之所以成为“家”的象征，与其生物特性密不可分。作为杂食性动物，猪能高效利用家庭剩余的农作物秸秆、剩菜剩饭等资源，适合在房屋附近圈养。相比需要广阔牧场的牛羊，猪更适应固定场所生活。这种宅旁养猪的模式，使猪圈逐渐成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的语义从“养猪之舍”逐步演变为“家庭单元”，最终升华为“家”的代表符号。

在古代文化中，猪的地位远超其他家畜。它不仅象征丰收富足，还频繁出现于文学艺术作品中。如《诗经・小雅》“有豕白蹢，烝涉波矣”，宋代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等。直至今日，从汉代展现小农经济的带厕猪圈到现代畜牧业的规模化养殖，猪依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字中的“豕”，早已超越了动物本身，成为人们对稳定生活的向往和对“家”的情感寄托。

四、结语

三门峡出土的带厕陶猪圈，是汉代小农经济生动的物质标本，展现了古人循环利用资源的智慧。这些朴实的文物，让我们看到汉代人如何将生存智慧融入日常器物，并升华为文化与哲学。凝视这些带厕陶猪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工艺，更是一个文明对“物尽其用、循环共生”的深刻践行。这种源于生活的智慧启示我们：文明的高度，始终扎根于对日常的深耕与珍视。

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上官荣光 杨鸿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