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4年9月13日，由北大国发院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26期举行。在新书《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机会与选择》出版上市之际，特别邀请到全球研究中国经济的多位学者共同研讨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与复杂性。本文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宋立刚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实际上，观察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不仅是宏观层面面临挑战，微观层面同样面临问题。微观层面问题的严重性可以归结到一些关键问题，其中，企业家精神尤为重要。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企业家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精神可以显著提升微观层面经济的活力。

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五点：

第一，明确什么是企业家，并探讨在当前社会经济及环境条件下为何需要现代企业家精神；

第二，分析企业家行为的决定因素；

第三，在现代企业家框架下，现代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之间的区别何在？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加以区分，讨论企业家时可能会回到传统的熊彼特定义上去，然而在当前条件下，完全回归传统已不再适用，我们必须定义新型的企业家；

第四，需要建立一种分析框架以理解现代企业家的行为。这一框架主要关注两大方面：气候环境和社会责任。过去，企业家在追逐利润时可能会不顾这些新的考虑，但现在情况已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调整定义，明确现代企业家应该如何行事；

第五，基于上述新框架，探讨如何对现代企业家行为进行评估。

什么是企业家?为什么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传统意义上，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包括技术创新、产品与市场创新、创造岗位、促进竞争以及改善资源配置等，即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进程。这一进程在市场化条件下至关重要。全球范围内，许多现存经济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缺乏企业家精神，或缺乏营造企业家的制度环境有关，中国也不例外。

例如，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低下是全球性问题，尽管存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但劳动生产率下降现象依然明显。此外，企业债务攀升、市场集中度上升等问题也与企业家精神的缺乏密切相关。这些问题还导致了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影响着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和和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

疫情期间，国家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采取了一系列援助和纾困措施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然而，这也导致一些低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下来。按照市场经济中的“创造性破坏”进程，这些低效率的企业本应逐渐被市场淘汰，但由于政策环境和危机状态的影响，它们并未被淘汰。尽管这种做法可能符合短期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但长期来看，遵循“创造性破坏”进程将带来更为积极的社会和经济效果。否则，僵尸企业的存在、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上升等问题将会加剧，而这些问题实际上与缺乏市场竞争的制度要求和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

企业家精神在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技术创新、解决就业和改善要素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一视角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中微观层面缺乏活力的问题，以及要素配置不合理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都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以及企业的经营环境有关。如果在微观层面上由企业家来主导投资，推动技术创新进程，将有助于改善整个经济范围内的要素配置，进而提高效率、生产、就业和生活水准。同时，国家面临着排污，减排与去碳化，能源转型和绿色增长以及建立新型社会如共同富裕等方面巨大的挑战。企业家在应对这些挑战中责无旁贷，其行为也应做出必要的调整。

因此，理解现代企业家精神并界定现代企业家的行为，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或应对诸多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家行为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企业家的行为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

以盈利为主的生产性行为当然是有益的，而非生产性行为则可能涉及寻租等不规范行为扰乱市场秩序，并且企业家还可能卷入破坏性行为如经济犯罪从而对社会造成破坏。

企业家行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制度因素，包括市场环境、竞争环境、政策因素和规制，以及法律体制、社会和文化因素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和作用。这一观点并非新颖，但强调了制度因素在塑造企业家行为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社会、法律，文化因素对于塑造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作用。

现代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的区别何在?

当前，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现代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尽管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可，但传统与现代企业家在行为上确实存在差异。

针对气候变化这一市场外部性的最佳方式是使其内生化或内部化的办法例如利用市场机制（如碳排放市场）来解决，而企业家行为相应的调整将有利于这一内生化或内部化的进程。从社会和环境视角审视企业家行为时，我们发现现代企业家需要不断融入新时代的商业模式，以适应市场竞争和提高效率。这包括关注绿色供应链、生态投资、绿色金融、新技术、新能源以及生态文明等方面。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的概念在现代企业融资和创新过程中愈发重要。例如，企业若缺乏ESG方面的论证，在向银行申请融资时可能会遭遇困难。这促使企业家必须采取低碳、绿色的发展模式，这是传统企业家未曾面临的要求。

此外，社会视角在现代企业家行为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尽管传统理论认为企业无需承担社会责任，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熊彼特和哈耶克等人主张企业功能仅限于创造利润，而社会责任应当由政府来承担。然而，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型或高盈利企业而言，已成为当今时尚， 为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在探讨现代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的区别时，必须提及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这两个日益重要的方面。传统上，商业道德并未被过多强调，但如今，这一标准已逐渐成为评估企业家行为的关键要素。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传统企业家的行事方式来理解和界定现代企业家的行为，而应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

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家的分析框架?

为了建立一种分析框架来界定现代企业家的行为，我们需要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融入其中。市场原则仍然是企业家行为的基础，追求利润最大化依然是其核心目标。然而，这种行为必须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如技术创新、环境标准，社会责任等。

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市场和技术前沿变化中的核心作用。国家和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特别是在一些高端具有巨大不确定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应该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民营企业家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技术创新已呈现出新的趋势，即在绿色环保条件下进行创新， 如中国在新能源等领域已表现出这种变化，取得了显著成就。

此外，公共政策在企业家行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维护市场体系的运行和保障公共福利。同时，制度框架也不可或缺。在强调市场化和一体化要素合理配置的同时，需要构建一个与市场更加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家提供大胆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如何对现代企业家行为进行评估？

对于现代企业家行为的评估，我们需要采用动态化的商业运行视角。创造性破坏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社会经济运行也包含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和职能。环境标准已成为评估企业家行为的重要维度，企业不能再无限制地污染以追逐利润。现在，企业必须通过市场、规则或其他方式如政策措施来限制其行为，遵循环境标准和符合社会标准的商业模式。这些维度的限制在过去传统企业家精神的讨论中并未涉及，但现在必须加入其中。当然，商业道德也是评估企业家行为的重要方面。

这一分析框架勾画出了主要因素并将其纳入其中。外部边界是气候环境，内部则设定了最低标准，即社会标准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有了这样的框架，我们就能将之前提到的几个因素都纳入，为企业家设定行为边界，并提供指导。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生产和融资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评估框架，进行对市场原则、技术创新、公共政策、制度框架和商业道德进行综合考量。这些因素缺一不可，以共同推动企业行为的变化。从某种意义说，这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使企业家的行为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气候环境外部性内生化或内部化的进程。该框架为评估现代企业家行为奠定了基础。按照这一框架，我们可以设定指标来评估他们的行为，并将反馈提供给企业， 使现代企业家的行为遵循市场原则，环境标准，规制和商业道德标准，以呼应和引领时代的变化。

几点结论

第一，企业在谋求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多目标之间的平衡时，关键在于改变原有的商业模式。国内已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企业需调整其商业模式，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目标纳入自身行为准则中。若企业仍坚持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环境保护，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无法实现，单纯依靠外部规制也难以奏效。因此，企业家内在行为的改变至关重要，需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一旦企业开始考虑这些因素，其行为将发生变化，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进而满足建立生态文明的目标。

第二，建立新商业模式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认知和行为改变。这不仅仅是行为上的简单调整，更重要的是认知层面的转变。若企业家未能意识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缺乏自我约束，完全依赖外部环境被动的进行调整，则难以应对当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新型企业家需要在认知上颠覆传统观念，不再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同时，经济学领域也越来越强调认识论和行为经济学的重要性，在改变人们行为之前，首先要颠覆其传统认知。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生产者，也适用于消费者。如今，消费者认知的变化也开始导致其行为的变化，消费者开始更愿意为绿色环保产品买单（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一行为已无法用传统的效用最大化理论来解释。因此，在微观层面，无论是消费还是生产，都针对时代的要求发生了相应的调整。

第三，为促进认知和行为的改变，关键在于更准确的定义现代企业家精神，并从社会和环境的视角来审视并约束其行为。当这样的框架建立后，便能更有效地引导企业家的行为调整。当整个社会经济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目标的平衡就变得相对容易。受到市场、社会、环境约束的企业家行为，不再像过去那样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环境和社会标准。这种新的行为模式能够带来更高水平的收入和可持续增长。反之，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历史上已有诸多教训。

第四，新的视角要求我们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环境及生态的边界，并根据新情况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认识新型企业家并搞活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至关重要。当我们将其综合起来考虑时，传统企业家的定义仍然适用，但必须考虑到新的时代元素。只有将这些元素转化成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才能不断促进企业活力，搞活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有效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并实现综合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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