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1908—1986），浙江海宁硖石人。我国著名红学家、词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一生为人存真、治学求实。“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是他诗书生涯的真实写照。

1978年11月，吴世昌（左4）与吴门五子及导师组成员合影。摄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施议对/供图

1964年间，我自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考上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生。导师，夏承焘教授；专业，唐宋文学；研究方向，宋词。夏承焘教授开设两门课程：专家词及词学专题。夏先生以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及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作为读本，逐首品赏，并且专门为我设置一道论文题目。但这道题目当时未曾告知我，直到《夏承焘日记全编》正式出版方才发现。1965年2月2日，晴。夏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年破旧俗，不拜年。改《龙川词系年》。施生来，与散步至黄龙洞，红梅才有数朵。为说论文题可作“宋词如何写新题材”，此古人之“古为今用”。

1968年8月，我带着《东坡乐府笺》及《稼轩词编年笺注》离开西子湖，到工农兵当中“经风雨、见世面”。我不相信读书无用论，尽管当时尚未见夏先生日记，但不会忘记自己的研究生身份。1978年，我以研究生身份“重新报考”研究生。经过初试、复试，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导师，吴世昌教授；专业，唐宋文学；研究方向，宋词。二次读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还没盖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借居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系居住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楼。一室六人，三张上下铺，四张简易办公桌，一个面盆架。我住102室，居上铺，下铺郑君华；同门雍文华居下铺，上铺胡明；另二位，高鑫及江裕斌各居上铺与下铺。我的另外三位同门师兄弟陶文鹏、董乃斌、刘扬忠以及另外三位同年师兄弟李少雍、齐天举等居101室。二室诸友，早出晚归。白天到大学图书馆及各个课室，寻觅空余座位，安排一天的读书与写作。

入学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提出口号：认清形势，下定决心；钻研学问，成为专家。并说，社科院研究人员平均年龄46岁，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研究生（时称“黄埔一期”），肩负重任。由于本人已当过一次研究生，经导师同意、研究生院批准，不用修读相关课程，可以直接撰写毕业论文。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到导师吴世昌先生家，请示论文撰写事宜。但我所提论题，如苏轼研究、辛弃疾研究等都被否决。

吴世昌先生说：“你已经跟夏先生学习过两年啦，对你的要求，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所写的文章，如果是一百篇当中再加上一篇，成为第一百零一篇，那就没多大意思；你所写的文章，应是你所在领域的第一篇，以后人家修文学史，必然想起，施议对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非找来参考不可，这样的文章才有意义。”

1978年11月，吴世昌（右）与施议对合影。摄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施议对/供图

1978年11月，夏承焘（右）与施议对讨论学问。摄于北京天风阁。 施议对/供图

要写文章第一篇，目标高远，应当如何达至？依据导师教示，三年课读生涯，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端正立场、修正观念以及调整方法上。当时，我选择李清照。李清照是一位争议性较大的女性词人。学术界对于李清照《词论》的评价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清照对于苏轼的批评过于严苛，是落后保守的体现，不利于词体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李清照对于苏轼的批评，为维护词的本体地位，有利于词的健康发展。这两种意见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及观点。我在对李清照作品进行全面阅读与研究后，对现有的关于李清照的论断重新进行分析、批判。我认识到，李清照对于苏轼的批判，乃谓其不协音律，而非不协声律。苏轼既以诗为词，同时亦以词为词。词学界将不协音律，误以为不协声律，这是彼时李清照研究的一个盲点。基于此，我将词学界的相关讨论与自己的研究体验，写成一篇小文，请吴先生审阅。吴先生看过后未曾多言，当即亲笔为小文题写篇名：《李清照的[词论]研究》。我想，这是先生给予的肯定。因此，三年时间，读词、写文，自李清照起，于声律与音律入手，辨别正变，进一步推进词学声学研究，亦以李清照为标的。我以《词与音乐之关系》为题，撰写毕业论文。之后，我又在硕士论文基础之上，以《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为题，完成博士学业。从硕士论文《词与音乐之关系》，到博士论文《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写作过程，正是自己端正立场、修正观念、调整方法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首度读研阶段（1964—1968），研读坡公、辛帅以及其词调、词律，为词学声学研究打下基础；二度读研阶段（1978—1981），承接声学研究成果，对于词与音乐问题的思考，有所承接、有所进益；三度读研阶段（1983—1986），归纳、概括，综合论述词与音乐，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与刘尧民《词与音乐》相较，我们论述的对象同样是词与音乐，但所持立场及观点却不同。20世纪40年代，刘尧民撰写《词与音乐》，在当时算是一项“垦荒的工作”（罗庸语）。刘说词与音乐，因为是词史的第一章，原题“词之起源”，其所论列偏重音乐对于词的制约。我说词与音乐的关系问题，既说制约，又说反制约。我以为：“词与音乐二者在发展演变中，经历了从互相融化到互相脱离的漫长过程。”刘氏强调一个方面，所谓“音乐之赐”，我顾及两个方面，词与音乐。刘以为，词不能没有音乐，离不开音乐。我以为，词可以脱离音乐。当时的着眼点，正在“关系”二字上。

总之，我的课读生涯自1964年至1986年，三度攻读研究生课程，所谓传旧与创始，究竟是如何朝着“第一篇”的方向进取，自己尚未认真思考过。词学界的一位前辈邱世友先生帮我作了个小结，他来函称：“顾吾兄从学于夏、吴二大家，得通变之思于吴，得实证之学于夏，斯二者词学专家，各以其治学特点授兄，而兄则融二家之长，成独有之治词风格。”实证之学与通变之思，确实是夏、吴二位导师为人、为学所树立的典范。夏先生将实证之学概括为一个“笨”字，他说，“‘笨’从本，我做学问靠的就是这一个‘笨’字”；吴先生作结构类型分析并将词体结构论的构成法则，归结为“十六字玉尺”，所谓“即景传情、缘情述事、就事造境、随境遣怀”，亦为其通变之思的体现。夏先生以声学为度金针，吴先生以观念为拓胸襟。夏、吴二位导师之所树立，永远是我进取的目标及途径。而今，二位导师已经远去，谨借小诗一首，表示敬仰之意。题曰：《戊子金谷苑送别有作》。诗云：

三月十七日，转头已再周。

平生多少事，行止且无忧。

一棹烟波远，大江滚滚流。

崇楼天欲蔽，蕖影立沙鸥。

我本农家子，白衣入翰林。

始随永嘉夏，声学度金针。

后逐海宁吴，袒诚款实襟。

古粤移居晚，空阶寒气侵。

唧唧复唧唧，当户未成匹。

斟酌仰南斗，几箧文史溢。

幸得素心人，光照临川笔。

登高知几重，太白连太乙。

（作者系澳门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