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焕义喜欢读书，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听别人读书，尤其是听女声读书，书声有时柔软细糯、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声情并茂、有时婉转悠扬。这样的声音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能清扫内心的阴霾，很享受、很治愈。对他而言，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就是声音，就连暗夜里的朔风怒号也是既有曲调又有音的，它在宣告春天逼近时的彷徨与无奈。他喜欢支起耳朵听各种声音。
肖焕义说，人为什么长两只耳朵、一张嘴，意思就是要多听少说，拿时髦的话叫善于倾听。是啊，倾听是谦恭待人的品德，是高情商的表现。你看有的人喋喋不休却于事无补，有的人口若悬河而不知所云，更有甚者言不由衷办坏事犯错误。
肖焕义去读书要从阜成门外乘公共汽车到陶然亭，上车前和下车后共需要步行714米，这是导航告诉他的。这714米他最多走10分钟就能到达，对于正常人来讲这可能不算什么，但肖焕义是盲人。从小区出来，踏上盲道，拐弯、过红绿灯、上车、下车、推开中国盲文图书馆（盲图）的门。肖焕义说，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盲图有专门为盲人读书的女志愿者，声音轻柔甜美、举止高雅端庄，读小说、读诗歌、读散文，有时令人激情澎湃、有时让人掩面沉思、有时使人热泪盈眶。声音里有图景，声音里有洞天，声音里有江湖，声音里伦常。肖焕义最爱听高尔基的《母亲》，他听到柔美的女声就想起了母亲的呼唤，他听到英雄的母亲也常想起母亲的苦难。
母亲名叫刘淑清，1921年出生。虽然祖祖辈辈是北京人，但是旧社会的北京，遭受了更多的践踏与蹂躏。洋鬼子恃强凌弱，军阀混战连年，“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家常便饭，民不聊生的旧中国，任何人都难幸免。母亲因为家穷没有读过一天书，小时候靠帮人洗衣、捡煤核、打短工艰难生存。世道的黑暗、生活的拮据压得喘不过气来，母亲早早就和父亲结了婚。
2003年，母亲因病去世，和父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养育了他和5个兄弟姐妹。弥留之际，母亲说，她经历过军阀轮流坐庄的国家、经历过任人欺负的国家，现在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生活富裕，应有尽有，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要听共产党的话、走正路。肖焕义跪在病床前，用双手抚摸母亲的脸，他想记住母亲的“样子”。尽管穷尽了想象，他仍然难以描述出母亲的形象，只知道母亲的脸是圆的，因为病而消瘦。后来，他常常梦见母亲的呼唤，“小义，外面下雨了小心水坑”“小义，工作累了就歇一会，你看衣服上这汗渍”“小义，你也该有个自己的家了”这是世界上最爱自己的声音，也是自己最爱的声音。肖焕义说，这个声音就是他一生的导航，是他在黑暗里行走的一道光，是亮色的，这个声音始终提醒他走正确的路、做对的事。
成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母亲的生活，只是相依为命而已，因为父亲的境况更糟。父亲生于1919年，9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双亲在战乱饥荒中相继离世。父亲在长到马车高的时候，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介绍他加入“脚行”来养活自己。脚行也叫驭手，现在的话叫“赶大车”。赶大车在旧社会就是苦力，没有社会地位，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独立掌鞭，除了可以吃上饭，基本挣不到什么钱。等到可以独立出车，起早贪黑、风餐露宿，顶风冒雪付出的辛苦不必说，黑心的老板还要克扣掉大部分的工钱。父亲说，这些罪遭在家门口，还能忍受。忍受不了的是，在父母结婚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了。1938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在城里四处抓人，父亲未能幸免，被带到火车站装进了闷罐车皮，后来才知道是被抓到山东济南当劳工。修铁路、筑碉堡、挖战壕，在日本鬼子的皮鞭下，父亲做好了回不了家的准备。横竖都是死，反抗绝无可能，那就跑！动了这个念头之后的父亲心想，就是死也不能给日本人干活，因为这些活干成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要遭殃。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父亲朝着白天已经观察好的小路跑去，日本鬼子发现了他，警报声、枪声对一个不要命的人起不到什么作用。就这么一口气跑出几十里，竟然奇迹般地逃出了日本人的魔爪。肖焕义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他说，父亲一辈子看不了战争片，影片里日本鬼子的恶行都曾经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中，都真实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惨不忍睹。
父亲的讲述渐渐地留在记忆深处，这样的亲身经历会不会像家风族谱那样代代相传，肖焕义的认识是肯定的。他说，每个人都要记住国家的苦难，家庭也要记住家人的苦难，记住这些免得以后栽跟头，也会更深地体会现如今的甜日子。父亲的甜日子说来就来了。
“响大炮”那一年，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父亲说北京城整整放了三天炮，叫“响大炮”感觉过瘾、畅快。以前给国民党兵拉过大包小裹的父亲感觉北京变了天，先是车行的老板工钱给得多了、对他也客气了不少，然后是城里来了解放军，除了不像国民党兵那样对他们呼来喝去、白用车，天冷的时候，解放军看他身上还穿着单衣，就送给他棉衣穿，并且态度亲切、非常尊敬他们这些赶大车的。再后来，成立了“运输队马车社”，赶马车的成了“公家人”，领上了工资，一家人的生活好起来了。父亲成天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
肖焕义出生在充满激情的跃进年代，他的童年是在快乐中度过的，先是大哥带他玩，大哥支边走了，大姐带他玩，大姐出嫁了，二姐带他玩。他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起等父亲回家，听到马挂銮铃一响，姐姐哥哥就领着他往外跑，爬上马车站在车前，有风从耳边掠过，父亲手里鞭子上的红缨子随风飘扬，大皮鞭子一挥，啪啪作响，他们像凯旋的战士，骄傲自豪。
1972年，他在盲校里的水泥甬道上向同窗好友王淑霞讲述童年的快乐时，王淑霞便发出银玲一般的笑声。“马车是什么样子的？”“马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从分享转为争论，因为谁都不能说清楚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明眼人可以说“你去看”，而盲人却只能想象，甚至连想象都无法实现，因为在他们的大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样子、顔色这些概念。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早上出门，二姐惊呼：“下雪了！”“你怎么知道下雪了？什么是下雪了？雪是什么？”跟在二姐身后的肖焕义急切地问。“雪是白色的，你来摸。”他摸着凉凉的雪，心里也在发凉，发凉的原因是他觉得和别人不一样。父母告诉他，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你就是你。肖焕义是带着没有障碍的自信进了盲校，他爱表现，喜欢朗诵。学校就让他和王淑霞来演当时最流行的样板戏《龙江颂》，他演李志田，王淑霞演江水英，两人配合默契，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然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两人之间升腾。
多年以后，当另外一位女士向肖焕义诉说生活的艰难、婚姻的不幸时，他想起王淑霞，想起她的笑、想起她甜美的声音，遗憾的是两个人连手都没有拉过。女士说，咱俩可以搭伙过，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脑子里闪过的是和在婚姻中的妇女做那样的事是不道德的，他又想起王淑霞，但听说王淑霞早已结婚了，直到近几年王淑霞已过世，肖焕义仍然单身。
生活还在继续。父母离开时，并没有像许多残疾孩子的父母那样放心不下他，他们知道，他们已深刻地体会到国家、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关爱。1991年，已经成为蓝靛厂一带五金橡胶厂工人的肖焕义听到一个好消息，政府为了照顾他们这些盲人工友，从工厂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修了200米盲道。要知道那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盲道，出乎意料的是这条盲道在瞬间变长，西单有了盲道、王府井有了盲道，公园里有了盲道、商场里有了盲道，盲道在北京延伸，向全国延伸。随着盲道的延伸，肖焕义的脚步也在不断延伸，他能清楚地说出杭州的公交车非常平稳，秦皇岛的盲道可以到达海边，香港的盲道有语音提示、没有障碍物。
在首都盲图的桌前，肖焕义用倾听绘画，画的是时光的轮廓，在时光的轮廓里有一张张笑脸；画的是声音呢喃，在呢喃的声音里有一股股暖流；画的是岁月的痕迹，在岁月的痕迹里一段段往事。人生百年，忽兮恍兮。今年是新中国诞辰75周年，是母亲诞辰103周年，百年岁月，日月不复，但时光有痕，刻在记忆深处。
（作者单位：北京市残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