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影视剧里、网络上，掀起一股“民国名媛”热。很多人以为，百年前女性的日常都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幸存者偏差”。这些照片只反映了极少数有钱有权人的生活。在那个内忧外患、生产力低下、社会意识保守的时代，大多数中国百姓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尤其是女性。
有的“果粉”希望穿越到百年之前，过一把“名媛”瘾。
这里就讲一个“民国名媛”的真实经历——她出身于大家族；她的二舅，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湖北省省长；她的堂兄，曾是陆军大学教育长、湖北省主席、二级上将；她的丈夫，历任黄埔教官、北大教授、国防参议员、宣传部副部长、立法委员。
这样的身世，妥妥的属于“名媛”吧？那么她是不是过着锦衣玉食、呼僮使婢的生活呢？
1919年初，一支迎亲队伍举着彩旗彩牌，锣鼓唢呐齐鸣，来到湖北黄冈万家大湾，迎娶新娘。新娘家门前爆竹雷鸣，人头攒动，好不热闹。16岁新娘这时的感受，更多的是惶恐。当牵娘扶她上花轿时，母亲泣不成声，再三叮嘱女儿：“公婆的话要听，小姑的气要忍，不许争，不许辩。”
新娘姓万，闺名冰如。万家虽非大富大贵，也是一方地主。新郎家世更了不得，用今天的话说，乃青年精英、官二代。新郎叫陶希圣，当时是北大学生。他的父亲当时任河南汝阳道道尹，相当于现在地区专员，低于省长，高于市长县长。
陶、万二家世代联姻。黄冈的风俗，男女通常是幼年就定婚（不是订婚）。也就是所谓“包办婚姻”，女人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万冰如在回忆录中叹道：“到后来无论男方是残废、是呆子，是成器、不成器，无论男方是穷是富，只有听天由命。”
陶希圣无疑是“成器”的，夫妇二人恩爱有加，相扶与共。从这方面来讲，万冰如是幸运的。
婚礼完成，新娘住进婆家——信阳道尹公署。
吃饭分两桌，每餐六大碗四大盘的，很丰盛。公公、婆婆和小姑们在大厅吃。这时媳妇是不能吃饭的，要等到大厅吃完了，再回房吃饭。晚上要向公婆请安才能回自己房间，准备第二天早上公婆吃的点心。
做媳妇的，得对姑姐恭谨有加。陶家两个大姑姐经常发生冲突。万冰如回忆：两个姐夫都在道署里当差，住得很近，每天大姑、二姑都回来吃饭。吃罢饭就打麻将，一打麻将就吵架。甚至拿起骨牌扔进炉子里，说再与你打牌，斩我手指。过不了一个钟头，新牌买回来，二人又说说笑笑打起牌来。
几乎每天重复这样的故事，搞得万冰如身心俱疲。
有时婆婆到女儿女婿家打牌，万冰如妯娌二人得打着灯笼在门口等候婆婆和小姑回家，“冬天很冷，人站不住，就靠门上，有时衣服一扯就破了。我们做媳妇好苦，也不能告诉任何人，谣传出去，我们就不能做人，只有忍耐到终身。”
更大的不幸在女儿骊珠出生后。
一家人迁回湖北仓埠故乡，万冰如头胎生下一个女儿。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生女儿仿佛是犯了罪，家中无人理会。”万冰如心里感慨道。她产后发炎，独自睡在卧房里，发冷发烧，周身疼痛，又没有奶。女儿哭了没人来查看，万冰如只好挣扎着起身，用棉花蘸一点儿水，喂女儿止哭。
万冰如的母亲从娘家送来30只鸡，打算按照乡下的习俗，给产妇每天炖上一只补身体。“厨房每天杀鸡熬汤是下午，婆婆姑娘外孙吃得又说又笑，但送给我的，有一两块鸡肉，我觉得不热不敢吃，只喝了两口汤，这就是我一天的粮食。”
陶希圣暑假回家，抱着女儿到大厅去。姐妹们说：“一个女花子，还要爱，叫她早点死了还好些。”
好歹骊珠在吵吵闹闹的环境中长到牙牙学语，会蹒跚走路。陶希圣的父亲离职还乡，身体一天弱似一天，逐渐病倒了。这时小骊珠成了爷爷的开心玩伴。没想到，这引起了姑母们的妒忌，念叨说：“几个外孙儿赶不上一个女花子。”
陶希圣暑假回来，万冰如正生下二胎，又是一个女儿。“我知道更加苦难的日子了。”“婆婆和大姐，叫佣人把骊珠带上楼，女孩在晒台上睡不习惯，一晚哭到天亮，我在月（子）里听到她哭‘妈妈！我好冷！’我的心要裂，通夜不能合眼，我的泪水如雨样流。”
陶希圣也睡不好，他跟大女儿都患上疟疾。高烧得迷迷糊糊之中，传入耳中的话却是：“生两个女孩的媳妇不可留在家里，应该写休书让她回娘家去吧。”陶希圣一时忿激，神经错乱，抓起一根布带勒自己脖子。万冰如看见，扑上去拉陶希圣的手，大声呼喊：“婆婆！”婆婆进来，非但不劝阻儿子，反倒责骂媳妇：“好大胆，你想谋杀我儿子！”一边骂，一边用拳头捶打万冰如背部。万冰如急愤交加，扑到门外，在天井边大口吐血。大姑姐见了，冷笑道：“女人的血，算个什么。”
别以为她们要陶希圣休妻是一时嘴贱。等陶希圣退烧后，又向他提及写休书。陶希圣只好低眉顺眼地来到母亲跟前，轻声劝说：“离婚不是那么容易，她（万冰如）的父亲在江西做县知事，她的舅父在北京做平政院长（相当于最高法院和监察院）。她在我家并没有错，我家把她休了，她家说起话来，我家当不住。”这样一番说辞，才打消了婆婆和两个姑姐的念头。
更不幸的是，1922年，仓埠镇一带流行麻疹。三岁的骊珠和几个月的二女儿琴熏，都感染上病毒，骊珠不幸夭折。万冰如晚年回想骊珠卧病在床那一幕，犹泣血锥心：“（陶希圣的）五妹从武昌来，带些饼干，分给外甥们，却不分给骊珠。她问：‘为什么不分给我？’我到大门，等候从万家（大湾）到仓埠（镇）来卖布的人，托他们带信给我娘。过了几天，饼干带到了，她（骊珠）的病已经不能开口吃东西了……一天一夜，她就这样死了……我已晕死二次，痛心至极。家中人说，死个女孩子算什么，哭得大家不安。我不敢在家里哭。”
当时陶希圣在北京读书，对大女儿夭折的细节一直不知。五十年后，夫妇二人垂垂老矣，万冰如才把一直隐忍在心里的凄苦点滴，告诉了陶希圣。灯下夫妻相对，涕泪交流。
二女儿陶琴熏也差一点夭折掉。琴熏虽然度过麻疹危机，但口腔和气管慢性发炎一直未好。在那个年代，一场普通炎症就会致人死命。这时陶希圣北大毕业后，在安庆教书，万冰如面对生病的女儿，不知如何是好。幸运的是，万冰如的姐姐来看她，见琴熏病重，责备妹妹束手无策。姐姐坚决地说：“走，跟我走，到省城去求医！”姐姐转身到婆婆房间，对揭氏说：“你不能看着二房（陶希圣行二）死一个女儿，再死一个。”不等揭氏答话，拉着万冰如就走。
来到武昌，“求一位卢医师，进门就行跪拜礼，因我一文钱也没有，只得行礼求诊……卢医师感于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的敬意，慷慨答应诊好琴熏，果然好了。
赶回仓埠家里，先向婆婆问安，再问大姐好，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女孩病好没有，无人问过，吃了饭没有，无人问过。”
陶家虽非钟鸣鼎食，也是官宦人家，怎么万冰如给孩子看病，却一文不名？以前大家族中，财权掌握在家长手里，几乎是一个统收统支的体系。陶希圣回忆：“在大家族制之下，子妇‘无私蓄，无私财’。我带回的东西与钱财，不能入私室。暑期之后，我返安庆法专，冰如的母家带给她二十元，给小孩们吃东西。她只拿了一元换零钱，准备每天贴些零食，使小孩不哭，好让她做劳作。但仍被家中指为我私下留钱，痛受斥责，三日乃至五日，不能止息。那十九元也就冻结在抽屉里，不敢再动了。”
万冰如回忆：陶希圣放暑假，带回来土特产，奉上母亲，分送姐妹，除了自己买书用去一点，“余下的四百元（那时400块银元，可是一笔巨款！），回到家门，便拿出请婆婆收下。行李等项都放在婆婆面前，身上长衫也挂在衣架上，再抱起自己小女儿，在前后走走，让大家看清，他短褂口袋并无东西，晚饭后才进自己的房。
万冰如这位“民国名媛”的不幸际遇，只是婆婆揭氏和两个姑姐个人品质造成的吗？是，但不完全是。在那个时代，除了“三座大山”，妇女还要遭受“神权”、“族权”、“夫权”的压迫。巴金的《家》、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都是那个时代的忠实写照。
万冰如又怀了第三胎。有一天家中请来裁缝给男孩子们做和尚袍，祈祷长命百岁。亲戚指着万冰如的大肚子说：“二房的快要生了，怎么不多做一件和尚袍呢？”大姑一撇嘴：“‘撞破你的前脑壳，打破你的后脑壳’，她也能生儿子？”
偏偏万冰如这次就生了个儿子。后来一共生了6个儿子。
这时陶希圣去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译，月薪80元。陶希圣对妻子说：“只要在上海站得住，一定回来接家眷。”五个月后，陶希圣攒下一百多银元，打算回老家接妻子儿女。春节回家，万冰如知道陶希圣母子会商量此事，去万家大湾回避。这边陶希圣小心翼翼地对母亲说：在外生活绝不用家里的钱，也不要家里贴路费。
揭氏总算默认了。于是陶希圣把万冰如母子从娘家接回来。万冰如回忆：“我的衣箱和被服都在楼上，不敢去拿，只就自己房里收捡一下，捆了一卷被子，装了一只网篮，一口皮箱，大小四口人的衣服，都在其中……希圣与我带着俩小孩到婆婆床前，分开帐子，叫声婆婆。她翻了身，把面向里。我们知道她不理我们，只好把帐子放下。我们呜咽不能成声，跪拜之后，洒泪出房。”陶希圣回忆：“冰如的首饰与陪嫁的衣服布匹，更不敢带走……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漂泊之人。”
大家族压抑的生活终于结束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这是一位“名媛”的真实心路历程。
想“穿越”回去做“民国名媛”的人，请先想好——那时还有很多女孩会被强行折断脚趾骨缠足；没有你须臾不离的手机，绝大多数地方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私人汽车少得可怜；更何况，投生为“名媛”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几，更大可能，你穿越过去，会是一个为“名媛”端茶倒尿的丫头、洗衣做饭带孩子的佣人……
陶希圣、万冰如和他们的一群孩子，以后的生活是不是一片坦途呢？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在那乱世之中，大起大落，历经艰险。也正因其惊心动魄，才奉献给我们精彩的故事。
商务印书馆的工资高低论学历。“海归”以英美为最高，日本次之；国内同济大学和东吴大学毕业的，可拿到90元，陶希圣北大毕业，每月只有80元。孩子陆续出生，日子十分拮据。
陶希圣回忆：“在开门七件事之中，最艰难的是柴。有一天在春寒中，冰如背着（大儿子）泰来，上街去买柴。沿家讲价，讲了好多家，才买得几捆柴。比及回家，把泰来从背上卸下时，那小孩受冻已经僵了，只剩下胸口还有一点儿温暖。冰如一边哭泣，一边烧一些稻草，慢慢了烘，他才转过来。如此艰难的柴，到后来，冰如练习到一根柴烧熟一顿饭和菜。”
家里还有一项较大的开支，就是买书。有一次万冰如埋怨陶希圣，买书花的钱太多了。陶希圣回答：“我肚子里要进货，才能生产。”
万冰如晚年回忆道：“我们在上海是这样过日子，只是苦了两个小孩，他们是一日两餐，未必吃饱。每天下午有一个卖粥的来，买一小碗，男孩吃两口，女孩也吃两口。除此以外，不在门口买零食。他们已成为习惯，如果有糖果担子在叫卖，他们立刻跑进来，把大门关上。既不能买，又何必去看。在上海实在苦了孩子们，到于今想起来真是难过万分。”
贫者最怕病。陶希圣一度因伤寒症病倒，无钱医治。他向家里写信：“我现在大病，尚有一线治好的希望，家中与其等我死后，搬棺材回家，不如寄些钱给我治病，我病好之后还可做事业，做学问，报答母恩。”后来听说揭氏接信，大哭一场，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寄钱，也没有回信。
得不到家里救助，无奈，万冰如只好出面向陶希圣的同事借钱。这天她来到编译馆前，等着员工下班。一向与陶希圣友好的李伯嘉出门来，万冰如张不开借钱的口。还是李伯嘉看见她，主动问：“希圣几天没有来，怎样了？”万冰如回答：“他病得很重。”李伯嘉拿出5块钱给她：“治病要紧，你拿去。”
编译所长王云五（百年前非常著名的文化大咖）听说陶希圣生病了，亲自来到陶家，留下15块大洋，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心塞的日常琐事很多，就不再赘述了。
行笔至此，多么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再怎么艰难，再有多少委屈，万冰如总是陶家二奶奶，至少衣食无忧；而在那个年代，连“衣食无忧”四个字都无法企及的老百姓，数以亿万计！他们只是历史学上的统计数字。他们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历史应作如是观！
后面的故事，由小转大，看一看万冰如这位“民国名媛”经历了怎样的大风大浪，她在风浪之中又是何等的智慧、勇气与决绝。
注：文字源于网络，仅供个人阅读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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