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如钱江大潮滚滚而来，它与广义和狭义的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位与翻卷。一方面，它是人类进入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科技成果，但另一方面也正在改变数千年人类文明的渐进模态，即以大数据和大模型创造一个与人类传统文化样貌和生活方式平行且有可能反噬和覆盖前者的亦真亦假、亦实亦虚的光怪陆离的新文明。
然而，我们无需悲观。跬步千里，积微成著，何况我们早已今非昔比，更有厚德载物的伟大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其中的关键词当可概括为：连续性和生命力；主体性和中国心，也即人心根基、家国情怀。
连续性和生命力
先说连续性和生命力。关于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关键词，我们的四书五经和历代经史子集已经说得很多。譬如《周易》中的阴阳、虚实、辩证思想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人和，其在我们满族同胞的完美概括中便是故宫天人之和“太和”、人人之和的“中和”以及人己之和的“保和”。更值得强调的是，使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和生生不息的中文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共同创造，它承载了所有狭义和广义的中华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首先，中文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财富、共同的创造，是古来盛世像统一度量衡一样有意化合、协和的产物。语言作为思维、想象、记忆和交际的原动力和原载体，是一切物质和精神生产的第一要素。中文海纳百川，具有无与伦比的辨识度、会意性、象征力和无所不能的超级魔方效应。
文化借助语言文字以承继和流传、创造和鼎新。语言的发展机理固然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原始氏族和历史演化等复杂关系，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情感交流和思维、想象、记忆平台，以及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的重要载体，谓基因固可，谓染色体亦无不可。在马克思看来，语言是意识形态。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使宗教丧失了精神主宰的地位，但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却继承了宗教精神，并将其逐渐完善为人道主义，这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西方文艺作品中被逐渐确立为主旋律。宗教精神和人道主义虽然有神本和人本之别，但内涵却皆为一个“爱”字；况且神归根结底也是人造的，一旦作为精神安慰，那么它的本质诉求几乎与“爱”具有理论上的等值效应，尽管资本主义并不能真正维系这种等值效应。
中外历史证明，在文艺创作中“入世”和“出世”、“介入”和“超拔”并不构成两对矛盾，关键要看为什么“入世”、为什么“介入”。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伦理价值。这不仅深刻体现于我国的众多文艺经典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迄文艺复兴运动至今的文艺经典中也是屡试不爽的法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正因为如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传统。
其次，同样的“以人为本”也存在着不同的基准，其侧重则因时而异、因人而异，譬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暂时与长远的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西方这种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由此形成的文化狂欢景象则是其必然结果，它不仅无损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去传统化”“去中心化”“去民族化”的催化效果。但我们要坚持的恰恰是集体主义的民族传统、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这较之“自然而然”的跨国资本主义要艰难得多。也就是说，多元文化论在当今西方实则是跨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论。它的狂欢景象有利于资本的自由游移，即虚伪的“国际化”和真实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一旦发展中国家崛起，华尔街及其代理人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单边主义、小团体主义，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既需要守护民族传统以凝聚力量，又需要依靠市场经济以发展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的国家无疑是巨大挑战。
主体性和中国心
主体性和中国心，也即人心根基、家国情怀，它们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一如数理化不分家，文史哲不分家同样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其与语言的关系犹如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因此，文学不仅是消遣和情感交流交融的工具，也是民族的审美对象和集体无意识表征；历史不仅是记忆，而且也是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物质生产、社会交往，甚至和文学一样是我们集体意识、家国情怀的主要来源。哲学就不必说了，它业已进入“101计划”优选学科。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在诵读唐诗宋词时，鲜有不在内心产生家国情愫的。这是因为优秀的语言文学与民族心理之间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盖因文学归根结底是民族理想与情感、价值与审美等多重精神要素的结集，而中文永远是最大的传统。再说文学的秘诀，或可称之为文心者，往往首推情感。有道是情感乃人类最高级生命体验，犹如太阳，让审美、意义、价值、伦理、修辞等一众行星远近环绕。一切生灵的是非好恶、喜怒哀乐皆在经意和不经意中服从它。一个怦然心动或毛发森竖，抑或喜极而泣、潸然泪下，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常常取决于“有感而发”。优秀的文学作品大抵都是有感而发，那么文学批评呢？是否也应该有感而发，带着脉动、体温和风骨？！
怪谲的是现代西方文论鲜有关注读者情感诉求的，即或有也已然被林林总总“高大上”的主义和后主义所掩埋。一个执着于文学“教育”的文本细读或一些致力于叙事形式的砖砖瓦瓦抹去了情感作为审美核心的亘古逻辑。当然，我不是说文本细读和叙事形式不重要，但它们必须服从文心的需要。诚所谓文无心不美、无情不丽，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写道：“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钟嵘在《诗品·序》中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惊天地、泣鬼神，但前提是诗文有情有魂。非如此，文心不能如阳光般晖丽万物，烛照天、地、人类。这正是察人文化成天下，以及“兴观群怨”“陶熔诱掖”“熏浸刺提”的由来和所往。此外，有容乃大历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维度。中华情更是自古博大，从亲情、友情、爱情、侠情到协和万邦。
文化当然不止于中文本身，更非钱玄同等五四新青年曾经所理解的“固化”的方块字。文字之妙，妙在承载文化，进而铸造魂魄、改善世道人心。同时，文明因互鉴而扬长补短、丰饶充盈。古代两次大规模的“东学西渐”姑且不论，单说从“百日维新”到五四运动再到改革开放，几代外语人才引进了德先生、赛先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哺和丰富了中华文化，使之焕发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灼灼光辉。如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仗以文史哲等为核心的人文社科。
回到人工智能。它主要是算法加数据，而后者恰恰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上的文史哲和数理化等全部人文社科和理工类大数据。因此，作为文史哲等狭义文化基础的语言文字如果得不到重视、不能作为优先发展学科，那么富有中华情的大模型将无从谈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