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笛

来源：四川作家网

我今天所讲的问题，其实很多内容已经收录在我2022 年出版的《历史的微声》中了。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这也是我想在今天的讲座里分享的。这个题目是陈昶老师建议的——“文学怎样进入历史的视野”？这也是近些年我在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下存在多学科交叉的状况，如果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不可想象我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来到文学的讲台上分享经验，但我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参加一些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文学的学术活动，说明近年来学科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所以，尽管我认为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是也能够谈论、分享自己关于文学的思考。我觉得这些年来，我实际上从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启发。

一、历史写作要以人为中心

历史写作，或者说历史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事实上越来越远离现实大众。这就是说，历史研究走向了社会科学化，不论研究什么都要通过科学分析、数学研究来开展。刚才我和几个朋友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在1980年代做研究时特别钟情于数字，我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以下简称《跨出封闭的世界》）就是本大部头，里面光是统计表就有三百多个。我曾经用数学模型来研究辛亥革命，我和朋友说，现在我自己都有点读不懂当年写的东西了，因为很多年过去，我对数学模型、计算公式都已经淡忘了。所以我们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虽然一直说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

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应该怎样阅读这本书、能不能读得进去，也没有用比较生动的语言或通过讲故事来构建文本，所以我的第一本专著非常枯燥。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你睡不着，你把《跨出封闭的世界》拿出来翻翻，就能帮助你入睡。这不只是调侃，因为让读者读这些复杂的数据分析，他们肯定马上就会感觉到很疲倦。近些年我越来越多地去思考怎样改变自己的历史写作的方式，也就是，历史学的写作到底要不要有文学性？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努力把历史写作和文学结合在一起，思考历史写作怎样能够让一般的读者——哪怕是对历史研究本身不是很感兴趣的读者，也能读得进去。同时，我也认为文学家，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做文学研究，都应该有历史感。历史和文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历史研究者，在写作的时候要有文学性，而且要以人为中心。

过去受社会科学的影响，我们总是把“人”作为一种群体来书写，不是“人民”，就是“群众”或“民众”。我们看不到个体的故事，也看不到个体的人。我们在读了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书写的那些书以后，虽然书中反复出现类似“人民”的概念，但是我们对于个体的命运并没有深切的体会。比如说，一场战争或一场革命，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他们受到了影响？他们从革命中得到了多大利益，还是更多的是被牺牲？这些我们都不会有感觉，我们总是想到一个远大的目标，比如社会在战争中是否获得进步。

举一个例子，在某些宏大叙事的战争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胜利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谈笑风生。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些战役背后同样隐藏着几十万人的伤亡，而那些个体的命运无人关心。太平天国运动也是这样，一提到太平天国运动，我们就会说它带来了上千万人的死亡，但是对于后人来说，经常就只剩下一个数字的概念。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民而言，在这场运动中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曾经编了一套微观史的论文集，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本微观史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死亡问题，这篇论文其实是非常公允的，它写了清军如何屠杀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平民，以及太平天国如何屠杀他们的敌人，包含了很多个人经历。

但是，个人或者说普通人，在历史剧变中的命运需要被关注，仅仅以“民众”“群体”“农民”“群众”等等的称呼来概括他们，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今天经常说要写“有温度的历史”，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当我们轻易地说出太平天国死了一千多万人，或者说某次战役歼灭了几十万敌人时，都是在说冰冷的数字。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历史的细节时，很多东西就会变得不一样。大家应该都读过余华的《活着》，这部作品就是用个人的故事写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命运。在历史的转折间，我们必须去思考、研究小人物的经历。

二、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有自己的研究准则，即研究历史要追求真实，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要有历史的根据。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都本着这样一种出发点，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历史研究虽然是学术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于在象牙塔里进行历史研究。

其实我的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基本上就是为学者写的书，只考虑到怎么与同行进行对话讨论。现在，我觉得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如果要有生命力，就一定要走出象牙塔，这也是我这些年所进行的努力。我在写我的第二本书《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主观上的动力，虽然那本书也是以学术研究为重点，但是我也希望普通的读者能够读得进去。

要走出象牙塔，要走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我觉得途径之一就是从文学家那里得到启发。为什么《活着》好看？因为它描写一个人的命运，我们能看到人——有血有肉的人，他的命运在历史的演变之中发生的各种转变，从战争时期到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历史的脉络通过个人的命运展示出来。所以我觉得历史研究中一定要有人的存在。

另外我们可以从文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过去我们觉得研究历史和研究文学完全是两个行道，文学就是创作，而我们研究历史就绝对要运用各种历史资料进行研究，需要和文学清晰地分隔开。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文学的创作者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挖掘历史，特别是当代文学，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甚至在历史研究者的作品之中，我没有看过哪一本书能像《生死疲劳》一样深刻、全面地表现特定的历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认为文学家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写当代历史的时候，比我们专门的历史学家做得更好。

实际上文学也是在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更典型的例子还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的“伤痕文学”，它反思了“文革”出现的种种悲剧，记录了普通年轻人的真实经历。其实过去的文学写作大多如此，沈从文喜欢写湘西农村，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对湘西的农村生活、农民生活、爱情、家庭，甚至土匪等人、事的生动的描绘。如果我们考察那个时代的湘西缺乏历史资料时，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就可以作为一种史料。我在写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时，就用到了李劼人的小说。李劼人的小说中提到的地名、茶馆名、餐馆名都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成都，对于这个城市的理解和对成都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的记录都非常真实。沙汀也是这样，作为一个生长在四川的乡土作家，他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四川乡场生活，写茶馆中的种种活动，实际上都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就像他自己说的，这篇小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茶馆中间的事情，他无非是加了个结尾而已。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沙汀和李劼人都是在观察四川社会，然后通过小说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读他们小说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读历史。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时期四川的历史，读他们的小说的时候，就获得了历史的知识。

三、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大家可能会问，如果过分强调文学性，会不会牺牲历史写作的真实性？这就涉及到怎样认识历史的真实性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们说到“历史”时，往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第二个则是经过历史研究者重构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之后，后来的人根据留下来的资料记录，比如档案、日记或是回忆录等记载重构出的“历史”。

这两种历史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昨天就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即使不说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传统社会在每时每刻间会发生多少事情，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每个城市、每个国家在每时每刻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事，而这些事情中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只占全部事情的极小的一部分。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肯定不到百分之一，甚至连千分之一都没有。哪怕在今天，我们拥有先进的记录手段，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拍摄、用文字去记载各种事情，但是对于真正的大千世界而言，最后也只能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记录。更不要说我们一边记录，一边还在失去，有多少能留到数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呢？而一百年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依靠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不过现实事件千分之一的资料去重构历史的话，又距离真相到底有多远？所以，我认为历史研究真的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行为，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描述，不同人对同样资料的使用，都会影响到写出来的历史的样貌。所以，历史写作就是一种主观的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历史是科学的原因。过去我们经常说“历史科学”，那是不对的，历史并不是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一旦方法和数据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能反复证明的才能叫作科学。就像做实验，如果每一次实验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就不能说是发现了科学的规律。但是历史就不可能如此，同样的资料拿给不同的人写作，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他的历史写作，比如写作者的现实经历、看问题的角度、家庭背景、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件事在有的人那里会被看成是非常好的，而另一些人却会说这是坏到了极点。

之所以对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评判，是因为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完全依赖个人的好恶、个人的经历。在二十年前，我们在北京卧佛寺开第一届新史学的讨论会，那时正好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的选编本出版，大家都觉得这个资料非常重要。我们闲聊时曾经聊过，这个日记的全本有上百册，都保存在山西省图书馆里，如果选编成薄薄的两本，实际上和日记的原貌相差很远。所以我就提议干脆选十个人去山西省图书馆读那套日记的全本，读了以后也不商量，每个人写一篇文章，最后汇集成一本书，来看看每个人在阅读他的日记过程中看到了什么。我猜想即使依照同样的资料，十个人写出来的刘大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视角下的刘大鹏。可惜当时刘大鹏日记并不对外开放，所以这个想法没能得到实施。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寻找历史的真实性？根据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史学研究观点，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挖掘资料去写出真实的历史，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这个观点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非常大。我认为二十世纪初的那一辈历史学家们，从梁启超到傅斯年等人，都是在这样的观点影响下开展历史研究的。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遵照着找出真实历史的初衷，使用各种研究手段，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来研究历史。在西方也一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史学研究界也受到社会科学的强烈影响，但是在1980年代时发生了一个转向，特别是在海登·怀特《元史学》（Metahistory)出版后，西方历史研究者就从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强调人文的历史研究上了。

过去我们看待历史的记载，认为档案、官方文献，或者是书信日记等，就是在记录历史，但是在海登·怀特以后，我们把这些记录文字看作是一个文本，甚至看作是一种文学。如果说文学和历史有很多相近的成分，那么历史是否有再创作的成分？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我们今天称它为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但是我们也肯定《史记》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史记》所记录的历史的有些内容，实际上距离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即汉武帝的时代，差不多三千多年之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条件可比我们现在差远了，由于没有印刷术，还是竹简的时代，即使一车书也没有几本。

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依靠书籍，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则大部分都依靠走访，去各地老人那里考察并记录。而且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足够的考古资料来供他使用，所以很大程度上，司马迁的史学书写就是一种文学创作。以《刺客列传》为例，司马迁生长在汉武帝时期，大约是公元前一百四十多年，但是与荆轲刺秦王差不多相隔了六七十年，司马迁写荆轲时的历史，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在没有多少文字依据的情况下，在2024年写1940年的历史。我在很多年前出版过一本书，叫《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暴力秩序》，它就是根据1940年的社会调查写的。但是我的这本书是有文字记录作依据的，设想一下，如果今天我要写袍哥这个群体，却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可以参考，只能根据自己对一些老人的访谈来完成写作，那么可以想见我写出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差距有多远？

所以司马迁用《史记》来写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在相当的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文学创作。尽管我们今天把《史记》看作伟大的历史著作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和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以及真正的历史之间到底有多少距离，都是值得讨论的。除了汉武帝时代的各种史实，司马迁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记录，其他的历史都只有根据他人的记忆。甚至我认为他和希罗多德不太一样，希罗多德记录希腊和波斯的战争，这些战争差不多就在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他可以说是经历过那些历史事件的。

历史研究需要追求真实性。这不仅仅说文学是一种创作，实际上历史写作也是一种创作。所以最近我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研究到底需不需要有想象力？绝大多数历史的研究者都认为必须要有想象力。因为不可能把全部历史用文字记载下来，需要研究者用想象力，依照自己对资料的理解去填补那些空白。再退一步说，哪怕是有资料、有根据，写出来的历史难道就是真实的，就反映了历史本身吗？

当然也不能这样说。例如今天我们去读各种档案记录，可能有些是袍哥被抓住后的供词，供词的内容有可能是被清朝的官员有意修改过的。即使没有修改，完全按照袍哥所说的记录，也与实际的历史有很大的差距，因为袍哥在说供词的过程中可能受多重因素影响，比如严刑逼供、记忆的误差，或者审判官的提问不当等等。这些都会让他们在讲述自己的实际经历时偏离现实发生的事件，并且这其中的偏差是永远不可能被验证的。

四、从文学看历史

多学科的交叉实际上扩大了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视野。其他学科进入历史，其实历史也进入其他的学科，就以新文化史为例，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历史进入到了文学的领域，一方面是对文学资料的使用，另一方面是用小说来证明历史。J·贝林（Judith Berling）就用潘镜若的百回通俗小说《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来观察晚明社会。所谓三教就是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信徒到处去行走传道。根据他们行走的路线，记录遇到的三教九流，开铺子的、木匠、做棺材的，社会的种种，通过小说看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又比如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姜士彬（David G. Johnson）教授的目连戏研究，过去这样的题目是文学或者文学史的题目，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进入到传统的文学史领域，选择从大众宗教和地方社会这样的独特角度进行研究。

当然我们用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资料，并不是说可以直接拿过来，而是要非常小心，要加以分析考证。例如，我在茶馆的研究中引用过李劼人《暴风雨前》中写的成都茶馆中的“茶馆讲理”。什么叫“茶馆讲理”？就是人们如果有了纠纷，那么就到茶馆里面去，找一个中间人来调解，一般都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如袍哥大爷、保甲长，或者退休官员等。输的一方付茶钱。李劼人说“茶馆讲理”的时候，两边都尽量邀约很多人，谁的力量大，那么就判谁赢。他还说成都的茶馆老板特别喜欢茶馆讲理，因为“茶馆讲理”的时候双方经常要打起来，这下茶馆的老板就高兴了，就赶快把放在角落里的烂椅子烂茶杯全部搬出来，这些都是算损失，要求赔偿的。

这个描述太生动了，我直接用不是挺好的吗？其实，根据档案和地方报纸的报道，这两个说法都是不对的。这个“茶馆讲理”为什么从清代一直到1949年能长期存在下去，就是因为“茶馆讲理”比官府更有公信力。人们情愿把命运交给这些调解人，也不愿意去官府打官司，因为他们不相信官方。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社会的实践，如果都是按李劼人的说法，谁的力量大就判决谁赢的话，那谁还相信“茶馆讲理”？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肯定早就消亡了，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而且调解人都是地方上有社会声望的人，如果每次调解都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他的声望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些人在社会上混，就是靠周围人的信任。

但是李劼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作为一个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他是反传统的，可以说对这些民间活动是不屑一顾的。当时这种现代化的精英知识分子就认为现在的司法系统是新的东西，而对民间的调解嗤之以鼻，所以用这种讽刺的语调写出来。巴金也是一样的，巴金也是成都人，写了《家》这部经典。大家族代表着黑暗的封建社会，爷爷代表大家长，最叛逆的觉慧要逃出家庭，要得到自由。到哪里去呢？就是要去上海，成都代表着封建和落后，而上海显示着文明和进步。

第二点就更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根据警察局的档案，有好多这种茶馆的暴力记录，甚至打烂了多少茶碗，损失多少桌椅等等都记录在案。这种暴力的发生，是茶馆最害怕的事情，因为这种暴力发生时，顾客一哄而散，在那里喝茶的人好多都还没有付茶钱，一打起来就都跑了。有一次，一家工厂的工人在一个茶馆聚会，就是因为突然斗殴，几百号人一哄而散。这些损失可能到最后一点补偿也拿不到，一些茶馆便因此歇业。所以用文学作品作为资料时要非常小心，不能随着李劼人的思路，简单地把他用讽刺的语调说出来的这些故事作为历史的本色，而是要通过其他资料进行印证。

所以文学和历史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使用的时候要很小心，毕竟经过了作者的再创造，表达了他的思想，实际上历史不仅是根据资料写出来的文本，也受到写作者头脑中种种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从来都说我写的建筑文化是我理解的文化，我写的茶馆是我所理解的茶馆，换一个人来写茶馆，也可能发现的是另外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历史没有标准的答案，就这么简单。我认为实际上有三种文学，一种就是写同时代，作者生活在他书写的那个时代，根据他对当时的历史的理解写出来的小说，这种可以看作历史的记载；第二种写的是过去或者未来，我从来不会引用这种，特别是从现代人角度出发写历史，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多少史料价值；第三种就是完全没有历史感的，只是精神世界的一种表达，特别是诗歌。

但诗歌还有一种可以用，就是竹枝词。竹枝词和一般的诗歌不一样，总的来说，诗歌对情感的表达很抽象，竹枝词不一样。一般文人写竹枝词都是非常写实的，发生了什么，在街上看到了什么，那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大概在20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论文，它就是完全用竹枝词为研究资料，因为关于19世纪的成都的资料特别少，那么就通过竹枝词来看19世纪的成都的城市盛会。

而且我现在感到，其实写文学也是在写历史，但是我现在的一个倾向是尽量淡化历史，特别是在写当代史时。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不知道读过没有，最近几年杨本芬写的小说《秋园》《浮木》，秋园是她的妈妈，秋园真的是非常苦，一家人就这么辛辛苦苦。人物来自哪里是和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受到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种种的政治影响下，但是作者基本上不提这种历史的背景。

因此你可以想象，很多年以后读者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现在的文学作品淡化历史背景，以后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读《红楼梦》一样，它后面到底是写了什么，还要去考据。有一个问题我想提一下，现在我们对当代的历史写得非常少，当然我们很多历史研究者找出各种原因，这个敏感，那个敏感，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不认为是全部的理由。你写政治事件有可能是敏感的，那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不写普通人？

其实写日常生活、普通人，比起大的政治事件，碰触的敏感要少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历史研究者不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历史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缺位，是当代一直写作的当代历史学家的一种失职，你没有记载历史，没有把它记下来，那么很多年以后你到底去哪里寻找历史？我们可能不是从历史学家那里寻找，而是要去文学家那里寻找，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柳青他们的书，甚至“文革”时期浩然的《艳阳天》这些书，尽管它们是在所谓的特殊情况下写的小说，其实也是在记载历史，为什么当时会出现那种历史？会出现那种小说？

我们的历史写作对当代历史基本上不管，以后就只好在文学那里去寻找、去挖掘历史。其实并不是文学的写作没有历史感，最好的例子就是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它是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的。他出了一本书讲他的心理路程。路遥死得蛮早的，我想就是因为他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可能消耗的是他的整个心身，他写了一本书，叫《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就在讲当时为了写《平凡的世界》，他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与世隔绝。他写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报纸，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不像现在我们有数字化的条件。虽然他写的是平凡的人、农村的青年、农村的家庭，但是实际上小说后面的历史背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觉得路遥其实就在记载历史，你看他描述的1960年代的那种饥饿，那个时候农民真的就是那样贫穷，然后到改革开放，这些青年人到了矿山，到了工厂，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些平凡人、普通人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它有中国人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在后面。

所以我说在这些方面，文学家比历史学家做得好，那么文学和历史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海登·怀特的《元史学》里边，他就说了，其实在深层结构上，历史写作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写作。海登·怀特分析了关于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的作品，从这四个历史学家的历史作品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划分为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实际上历史写作也是一种文学，而且在表达方式上，也有隐喻、提喻、转喻、讽喻等等。所以说历史和文学在表达方式方面其实有很多类似之处。小说可以证史，诗歌可以证史，今天的历史研究可以用更多的文学作品，这是由于我们受了新文化史的影响。其实中国早就有这个传统，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就用了很多诗词去发现历史。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写《王氏之死》的时候，引用了不少《聊斋志异》的内容。有些学者不认可使用这些鬼怪故事，觉得走得放得太远。但是我们要知道史景迁在写《王氏之死》的时候，是197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历史学家们只关注农民起义、革命等，哪里会关注清初山东郯城偏僻乡村的一个普通妇女。而且那个时候连意大利、法国的那些微观史的早期著作都还没有完成或还没有出版，但是史景迁却能如此超前，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史景迁能通过有限的资料重构历史，而且是写清初边远乡村的一个贫穷妇女。这个眼光和方法，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

小说能够反映的历史，包括西方的小说家，像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巴尔扎克所描述的巴黎、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显现的苦难和暴力，难道不是历史吗？虽然小说是创作，但是他们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们在小说中所反映的世界，也就是历史的写照。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努力把自己的写作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历史写作不能只是把人看成群体，要看到个体。文学也是一种历史，文学对记录和理解历史的贡献和历史研究同样的重要。历史学家总觉得文学是不可信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也是不可信的。历史资料中，包括档案，虚构的成分非常之多。我觉得历史学家可以从文学家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有日常叙事。我不反对宏大叙事，但是不能只是宏大叙事，只讲国家、民族，不讲个体。如果说过去过多地强调宏大叙事，那么矫枉必须过正，现在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个体的命运和日常的叙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