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滥觞于先秦，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秦汉之际，在中央有御史大夫、司隶校尉，在地方有郡御史、刺史，为了使监察权的行使有章可循，汉朝立法达人还专门制定了《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这样的监察法规。经过两千余年的沉淀、积累、变革，明清之际的监察制度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明朝建国之初就特别重视监察制度建设，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太祖朱元璋出身穷困，因此对昏聩贪婪之官的痛恨要比常人更猛烈一些。这位杀伐果断的太祖皇帝和他的子孙们不遗余力地握紧“以猛治国，重典治吏”的方向盘，当然，用力过猛，过于重惩轻教，忽视固本清源，反腐成效不见提升，由是官员数量骤减，一些官员不得已一面身披夹拷戴罪，一面署理政务坐堂问事，这成为明代最为奇特的现象。

　　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被后来的子孙给搁置了起来。惩邪反腐还是要靠制度的力量，思想的感化，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及其继任颇有建树。具体做法为：织密监察网络，保持监察权的独立性，加大监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明朝在权力构建上把监察官员的主责主业摆到主要位置，一方面将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这样就让唐宋时期御史朝会、祭祀、礼仪的事务减弱，使监察纠劾的业务能力提升了。都察院之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这些人与都察院的领导有上下级之名，无领导与被领导之实，并拥有直接给皇帝写信纠弹的权力。他们如候鸟一般，每到一定的季节时日，由两京出发，往来于祖国的天涯海角；当然，为防止借出差之机绕道旅游等违法现象发生，明朝对出差时间、路线都做了严格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把古代巡视巡查制度功效发挥到了极致。清代弹词《孝义真迹珍珠塔全传》的主角方卿便以“八府巡按”放任，这个看似威猛高大的官职，原型是各道派出的巡按御史，只是个品秩七品的芝麻小官，不过在百姓心中，常被视为清廉耿介、代民伸张正义的名片，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明清之际监察官员“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仿汉、唐事例，与都察院并行设置独立并行的六科给事中，这是个天才的创举，他的重要职权是封驳六部文书，对朝政拾遗、补阙，即便是皇帝的命令，只要认为不是合理行政、合法行政就原封不动地给你退回去。通政使司、提刑按察使，早期的巡抚和早期的总督等都有监察的职责，但只是副业兼职，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才被称为真正“风宪”衙门，履行监察主业。

　　明朝的监察制度为保障社会生产发展，政治清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软肋亦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监察官员可以风闻奏事，而且还不用负责，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无限放大了监察权，导致了监察权的滥用及嬗变；另一方面，监察体系中台、科分离，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都察院与十三道监察御史领导弱化并可相互纠举，往往造成相互牵制乃至对峙，有时候还会给朋党以专营的机会，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监察功能因内耗而削弱。

　　清朝建立后，对明朝监察制度在大部分上继承，在小部分上改革。勤勉敬业的雍正皇帝胤禛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科、道之间相互配合补充，优化了领导机制和监察力量——但实质上也剥夺了六科的封驳权。因为要长年对西北用兵，军机处就成了实质上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雍正及其继任由此发明并爱上了的密折奏对，既然核心要义是保密，六科给事中自然无法知晓，封驳之权也就名存实亡了。在此之外，清朝还在一些重要行业、重要事件、重要节点设立监察御史，比如有巡盐御史、河道御史，乡会试科举考试要派驻监察御史。

　　在制度运行、权力构架发展到时代的峰值时，要确保监察权力得到有效的运行，关键在人。明朝皇帝宣宗朱瞻基就一语道破监察官员铨选的重要意义，“受朝廷耳目之寄,掌国家纲纪之任,用得其人,则庶政清平,群僚警肃;用非其人,则百职怠驰,小人横恣”。监察队伍的建设关乎监察质效的优劣，因此在我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之际，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被选任成监察官员的，其铨选苛刻严格，令人望尘莫及。

　　处于第一位的就是思想政治一定要坚定，道德操守一定要清白，通俗来说就是对上忠诚敬畏，对下清廉耿介，朱元璋在这一点上的态度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凡任风宪者，宜以公正为心，以廉洁自守。” 这样的要求在工作履历中亦有体现，如果说你有降级，革职等处分，三年考满考评末等或者曾经在被监察体系扫地出门这些劣迹的话，那就对不起了，想到风宪衙门任职，成为人见人爱、人人喜欢的“霜台”，那就只能等下辈子了。因此，历来操守清廉的明代清官海瑞就被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加入了光荣的监察队伍，康熙年间理学儒臣陆陇其洁已爱民,离任时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由此被推荐擢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

　　其次就是工作才干要强，经验要丰。凡是贪腐奸邪之人，必定狡诈圆滑，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如果让一个刚刚步入社会、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来监督他，监察成效令人担忧。朱瞻基对监察队伍铨选的重要原则是“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后来，康熙皇帝玄烨又做了进一步解释:“考选给事中、监察御史,以大理寺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书科中书、行人历俸二年者,及在外俸深有荐之推官、知县考取。若遇缺急补,间用部属改授。”在监察官员的选任上注重工作经验和基层工作经历，嘉靖朝的邹应龙，康熙朝的郭琇、彭鹏等人都是在岗位工作表现突出，或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之后才被选任为监察官员的。后来邹应龙挑战权臣严嵩、严世藩父子，他的英勇事迹被编成了京剧名段《打严嵩》，为百姓津津乐道，郭琇揭开了明珠丑陋奸邪的一面，吹响了清算索、明两党弄权的号角，彭鹏的事迹在清末被写成了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

　　最后还有一些补充性的要求，比如对学历的要求，朱棣规定，“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官，宜用有学识通达者。”可以试想，让大字不识几个，缺乏远见卓识的糊涂人来做皇帝的耳朵和眼睛，国家前途命运可想而知。科举正途出身这是铨选监察干部的硬门槛，历来被誉为“清华”的翰林一般都是要往内阁中枢培养的，内阁中枢就那么三五个人，剩下的翰林会有一大批补充到监察系统上来，因此监察官员又被称为“清望之官”，据《国朝御史题名》记载，清朝两千余名汉族监察官员，科举正途出身的高达百分之九十五，拥有进士学历的百分之八十。比如回避的要求，假如你的亲人家属、门师同科等这些比较密切的人在京城做到三品以上的官员，或者在地方被任命为督、抚一级的大员，那么恭喜你，由于你亲近的人在你的重要监察序列，基于回避原则，你自动丧失了铨选的条件；假如你在部院有其他职务，那么就得给你出道选择题，兄弟，要么独来此处走我们监察的独木桥，要另寻他处走你的阳关道。

　　古代监察官员较其他官员而言，面对着极具尴尬艰险的境地，在入职门槛要求高，责任能力要求强，工作处境比较差的现实下，还要时刻面对被腐化、窥视、围猎的风险，还要面对得罪权贵，遭受打击报复的可能。总的来说，做监察官，既劳累又危险，但我国古代监察体系中却涌现了一大批勇于任事、直言敢谏的模范监察官员，他们在紧要关头、危难时刻挺起了脊梁，演绎了一幕幕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为揪出阉党祸乱，明代左副都御史杨涟被杀，据说死前被阉党施以酷刑，把铁钉往耳朵钉，至今读到杨涟狱中留下的“血书”绝笔，常常潸然泪下；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被杀，其兄受到株连致死，母亲悲痛致死，族人十余人被捕…… 清代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家奴刘全遭革职罢黜，抑郁而终；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淬弹劫山东巡抚国泰，因和珅等权贵斡旋遭到斥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监察”一词，自襁褓摇篮之日便注定了它的前程远大而旅途艰辛，即使在那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夜晚，这些闪耀于历史星河的监察官员依然坚守良知与忠诚，前赴后继，代代传承，这依赖于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对廉洁、公正、职责的价值取向，这也依赖于我们的先人们对国家监察权力量历来重视的政治思维，以及监察权力架构建设、制度制衡设计、人才素质培养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