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情结、现实映照与青年的人生可能

——论电视剧《人生之路》对《人生》的改编

潘 磊

2015年由路遥《平凡的世界》改编的电视剧播放，成为重要的现象式作品。但中篇小说《人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1984年的电影版。不可否认，《人生》在路遥一生的创作历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如研究者所说：“路遥的最高成就其实止步于《人生》，他此前的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品都是《人生》的准备，而后的《平凡的世界》无论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各种评判标准来看（主题、人物、思想、结构等等）都不过是《人生》的‘加长版’。”的确，高加林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在传统道德和个人欲求之前的痛苦徘徊，都使这一人物形象充满了复杂性，因此具备了恒久的文学魅力。

《人生》

路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

去年，经由改编和扩充后，路遥的《人生》被拍成电视剧《人生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和读者的期待。这部剧成为继《人世间》之后，又一部从小人物视角反映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年代剧。电视剧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起点，讲述了高加林、高双星、刘巧珍、黄亚萍等青年人走出黄土高原来到上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几经沉浮，不断奋斗、拼搏改变人生命运的故事，最后高加林成为上海某报社记者，高双星因为冒名顶替高加林上大学被开除公职，刘巧珍创办了餐饮公司，黄亚萍成为优秀的舞蹈演员，他们的人生历程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和历程。

奋斗的人生及城市情结

“对于高加林来说，不管他如何努力，他已经无法回到土地和农村，也无法在农民的身份中安顿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实际上，高加林已经回不去了，他的这种回归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安歇，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另外的道路离开他的土地，再一次走上疯狂的‘进城’之路。”杨庆祥的评论精准地把握住了高加林的性格，他会一直努力进取，决不会安于现状，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时代精神的反映。正因此，无论是在1984年的电影中还是在电视剧中，高加林扑倒在土地上请求宽恕，以及“从感情上来说，我实际上更爱巧珍，尽管他一个字也不识”的爱情告白，这些情节都被舍弃了。电视剧抓住了高加林努力奋斗、绝不认输的性格特征，通过一系列的情节、事件去呈现他的拼搏性格，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高加林被高双星冒名顶替上大学后，在高明楼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在当民办教师期间，高加林并不拘泥于教材，而是以多种方式启发学生思维，如将诗歌写到学校的墙壁上再附上各种农具以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带他们到县城游玩开阔眼界。而且他关注农村教育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写成文章，最终在国家级报纸上发表。在县城当通讯员期间，他一边从事文字报道，同时又努力学习摄影，参加省里的新闻培训班，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成为县里一名不可或缺的新闻干事。

不容忽视的是，支撑高加林奋斗的是其强烈的城市情结。他生活的20世纪70年代，为了保证优先快速发展工业，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城乡分隔的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不得自由迁徙，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城市、小城镇发展，城市化终于松动和放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蔡翔曾指出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召唤的生产装置”，“高加林解构的是‘改革文学’建构的人和土地的自然感情，只有把人和土地的关系自然（感情）化，当年的农村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城市开始占据改革的核心位置，并成为一种召唤的生产装置”。由此可以看出，高加林对城市的向往正是其时时代精神的反映。正如研究者所言：“路遥笔下的农村青年既希望恪守乡村，又难以克服对城市的欲望，农村贫苦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环境促使他们无限向往城市物质文明，对城市的追求构成他们人生追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城市情结。’”高加林受到城市人的歧视而发出的呐喊——“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也是当时许多农村知识青年的心声。在《人生》中，“县城”寄托着高加林对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的最美好的想象。他第一次去县城卖馍，极不情愿，但他走到了县文化馆的阅览室——这是重要的都市文化空间，开始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杂志，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痛苦。当通讯员进入县城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像一个“都市闲逛者”那样到县立中学、县体育场、东岗等具有现代色彩的都市空间散步。尤其是东岗，高加林喜爱它更是因为他从这里寻找到身份认同，因为经常来这里的大部分是小城里的知识分子（中学教师、医生）。这次闲逛更使高加林确认了自己的城市情结：“他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面对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有意思的是，尽管高加林在情感上对乡土不无眷恋，但他更能领悟现代的城市美学，他（当然也是路遥本人）对城市空间之美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县河上新架起了一座宏伟的大桥，一头连起河对面几个公社通向县城的大路，另一头直接伸到县体育场的大门上。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落日的红晖抹在一片瓦蓝色的建筑物上。城市在这一刻给人一种异常辉煌的景象。”在高加林眼中，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这一点使路遥与内心始终排斥都市的部分“50后”作家区别开来，成为其独特的文化标识。

电视剧将原作中的这一点做了延伸、扩充，不仅遵照原作讲述了高加林在县城做通讯员的经历，而且从小说结束的地方讲述了高加林到上海后的奋斗与打拼，给观众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及上海多元、包容的现代都市文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起着引领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上海的转型与振兴全面启动，1990年跨国公司、中外金融机构纷纷进入上海。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的数据，截至1998年9月，上海市各类中外金融机构近3000余家，上海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定，奠定了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重要职能作用，同时带动了相关配套服务企业，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程光炜在评论《人生》时曾指出：“八十年代的现代化还没有准备好为这位雄心勃勃的乡村青年提供更理想的人生出路，直到十年后，这一出路才由获得制度环境支持并大力提倡的‘进城务工’，而被历史正式命名。”电视剧延续着《人生》的精神脉络，对原作做了延展和扩充：向往城市文明的高加林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到上海“进城务工”，起初在报社做校对，后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成为一名记者。应当说，编剧洪靖惠对高加林的理解是较为准确的，她说：“高加林的个性包含清高与傲气，既然他都想去联合国，那么他肯定想去中国的大城市施展抱负。”剧中高加林因为走后门被清退后，开始文学创作，由于在全国小说大赛中获奖要去领奖而来到上海，有机会感受了上海这一大都市的魅力。入住旅店时遇到的来上海寻找机会的专科毕业生、在上海开小吃店的安徽阿姨，都给了高加林以极大的精神鼓励，最终他在陈方明（他当民办教师时认识的上海大学生）的指导与帮助下，报考了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大众日报》的记者岗位。虽然没有高等教育的背景，但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过人才华而被录取到报社，成为一名校对，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报社的正式记者。这些情节展示了市场经济初期整个社会的巨大活力，一个高中毕业生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一名记者，实现了人生的飞跃。不仅高加林，巧珍从底层打工者成为一个开办公司的老板，也从一个侧面见证着上海这一都市的活力和魅力。《人生之路》的编剧洪靖惠来自上海，她通过高加林、刘巧珍的人生经历，将上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以及它作为一个极具活力和包容性的国际大都市为普通人带来的机遇和发展，融入剧本的创作中。这些对小说原作的拓展与延伸，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又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当代青年观众的审美趣味。

电视剧《人生之路》海报

“镜像”中的现实映照

电视剧对原作最大的改动是加入了高双星这一线索。在原作中，路遥只是含蓄地点明巧珍的姐姐是高明楼的儿媳妇，他的儿子三星顶替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名额。电视剧则加入、塑造了高双星这一人物，他是高明楼的二儿子，高加林的同班同学，两人是好友。在剧中，与高加林依靠自身努力实现从一个农村青年到上海著名报社的记者的人生飞跃不同，高双星人生的“成功”是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他与高加林都报考了上海浦东学院，在父亲的唆使下，他拿着高加林的录取通知书顶替高加林进入这所学校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高双星是高加林的“镜像”，他通过冒名顶替高加林上大学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最后又被开除公职，映衬和见证着高加林依靠自己努力奋斗的人生之路，制片人魏巍说：“我们是把高双星作为高加林的镜像人物在设计。从一出场很亲密的好兄弟，到走上不同的道路，这是我们在续写和扩展原著戏剧空间时，最重大的一个人物关系设计和戏剧结构调整。”

编剧对高双星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一情节的设置，是以艺术的方式对近年来社会关注较多的多起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的回应，也使这部电视剧具有了相当的社会批判力度。高考无论是在高加林生活的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当今，都是维系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之一，既是许多家庭和考生改变命运的重要出路，也承载着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许。电视剧中并行着两条叙事线索：一面是高加林被顶替后，本想再考一年，后因母亲受伤而只能放弃，在高明楼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没有编制的民办教师；一面是高双星以高加林的身份进入上海的大学，在大学校园内汲取着思想和知识，与同学自由地论辩，并且收获了一个上海女孩的爱情。两种不同人生强烈的对比，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冒名顶替上大学是对被顶替者的权益的巨大伤害——正所谓“被偷走的人生”，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

重要的是，编剧并未止于暴露和谴责，而是深入开掘了冒名顶替者高双星的内心世界。他从一开始想拒绝父亲的安排，到后来受到上大学从而脱离贫瘠的农村的诱惑而默然同意成为高加林人生的加害者，进入大学后不能使用自己的名字的痛苦与煎熬，面对忽然到来的爱情内心的自卑与矛盾，后来借办二代身份证的时机他开始使用自己的真名，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擦亮自己的名字。即使如此，也不能更改他冒名顶替的事实。这些情节的设置和心理刻画都极为丰富地再现了冒名顶替者复杂的内心世界。高双星所经历的痛苦与煎熬及最后被开除公职的结果，对现实中的冒名顶替者无疑是一种警醒，正如他的妻子所言，这不是错误，而是犯罪。但剧中高双星仅仅被开除公职，高加林并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许小萍仅仅依靠高加林所供职的报社来维护个人权利，这些情节设置也凸显了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的司法困境及现实缺陷：正是对顶替者法律规制的乏力为此类事件的频频发生提供了土壤。无论是剧中冒名顶替许小萍上大学的未曾正面出现的“无名者”，还是冒名顶替高加林上大学的高双星，追究其刑事责任都是较为困难的，因为“顶替他人学籍的行为往往牵涉众多主体，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借助公权力协助顶替他人学籍的行为需要受到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针对这些主体的法律制裁已经较为完善。相形之下，对于冒名顶替者本人的法律规制，现有法律规范却存在重大疏漏”。《人生之路》通过高加林和许小萍被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人生经历，指向了当时环境下相关法律的漏洞及亟待完善，因此具有了相当的批判力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观众对相关法律亟待完善的思考。

事实上，剧中作为高加林人生“镜像”的不止高双星，还有马栓，马栓这一形象反映了编剧和导演对20世纪90年代进城务工农民生存境遇的关注，蕴含着一定的现实批判色彩。原著中马栓是一个暗恋着巧珍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与巧珍分手后，巧珍选择了与马栓结婚。对此，电视剧做了改动，马栓与高双星、高加林是高中同学，因为多次高考失利而选择回乡创业，开办了个人的陶瓷厂。后因他与巧珍的女儿患病而来到上海成为最早的进城务工者，在建筑工地打工时意外身亡。然而，遗憾的是，电视剧并未对此有过多展开，使得马栓仅仅成为巧珍人生的一个陪衬。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未完，全文见《中原文学》2024年9月刊）

美      编：隽红

责      编：祝俊

二      审：海焰

终      审：李纲

签      发：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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