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光影；文学，则是一支妙笔，勾勒出千百年间的人间百态。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虽跨越千年，却都围绕着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展开创作，在历史与文学的交织中，引发人们对于人性、权力与文学表达的深刻思考。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宏大的叙事笔触，讲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歌前半部分，诗人毫不留情地描绘了李隆基的荒淫无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将帝王沉溺于温柔乡，荒废朝政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随着诗歌的推进，笔锋逐渐转向对二人爱情的细腻描绘，“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种对爱情的深情歌颂，使得诗歌的批判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杨玉环身处后宫，在皇权的绝对统治下，她的“爱”更多是一种无奈与被动的选择。她的命运从被选入宫的那一刻起，就不再由自己掌控，即便内心有不满与挣扎，也只能将真实情感深埋心底，展现出的“爱”不过是在高压环境下的生存姿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将帝王荒淫粉饰为爱情的书写，模糊了权力腐败的本质，削弱了对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的批判力度。
而在《长安的荔枝》中，作者以小人物李善德为主角，围绕“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历史典故，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荔枝运输大作战”。故事聚焦于李善德为了完成将荔枝从岭南运往长安的任务，绞尽脑汁、四处奔波，期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深刻展现了底层百姓在权贵需求下的艰难处境。然而，作品中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故事更多地停留在展现小人物在困境中的求生挣扎，而对于杨贵妃以及背后权贵阶层的批判力度稍显不足。诚然，我们不能苛求李善德拥有海瑞、包拯般的勇气与觉悟，让他公然对抗权贵、为民请命，这样的设定不符合小人物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生存逻辑。但作品在叙事过程中，对杨贵妃的描写过于轻描淡写，仅仅将她作为荔枝需求的源头符号化处理，未能深入挖掘权贵阶层的奢靡生活对普通百姓造成的巨大伤害，使得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深度有所欠缺 。
无论是《长恨歌》还是《长安的荔枝》，它们都是特定时代下文学创作的产物。《长恨歌》诞生于唐朝，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以及诗人自身的情感诉求，使得作品在批判与抒情之间寻求平衡；而《长安的荔枝》创作于当代，作者试图通过小人物的视角，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再现历史，但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权贵阶层的批判。历史文学的创作，应当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握好情感表达与批判力度的平衡。既不能像《长恨歌》那样过度美化帝王的荒淫之举，也不应如《长安的荔枝》般对权贵阶层的问题浅尝辄止。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学则是映照这面镜子的光芒。希望未来的历史文学创作，能够以更深刻的视角、更有力的笔触，展现历史的真实面貌，让读者在感受文学魅力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对社会、人性的深刻思考，让历史文学真正成为照亮现实、启迪未来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