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蒙元政权自建立以来便带有浓厚的蒙汉二元体制色彩，这一体制也反映在其官方史学活动。本文作者在梳理元代实录审查与进呈机制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为未登帝位者纂修实录、《后妃功臣列传》单独成书两大现象。前者既是吸收金源制度的结果，亦是蒙汉二元体制的产物，更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对汉制的隔膜。后者原本是作为实录中“传”的补充，但最终单独成书。元明易代后，该文献成为明修《元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人的上述作法体现了少数民族史学因素，此乃源于其本民族自身历史文化条件所自然形成的特点。

蒙古入主中原以后，学习中原王朝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史学建设。纂修实录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实录的纂修情况，学术界已有诸多探讨，但是存疑问题尚多，仍需考辨。元代在实录的具体纂修上，出现了许多与前朝不同的作法。本文即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启发下，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实录纂修中的审查与进呈

元代的实录纂修活动基本是沿袭中原王朝的修史传统而进行的。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元代历朝都纂修了实录。为明晰整个纂修过程概况，先列表如下：

本表是在充分吸收前列各位专家的研究结果而成。其史料来源主要为《元史》列传及《国朝文类》中收录的四篇《进实录表》。此外于其他材料中查到的，如姜天麟曾参与修纂《英宗实录》，黄清老曾参与修撰《明宗实录》等，本表概不列入。而对有争议的几人，如申屠致远，《元史》本传称其“元贞元年，纂修《世祖实录》，召为翰林待制，不赴”，故本表不予列入。如苏天爵，一般都认为其预修《武宗实录》，而没有修纂《英宗实录》、《明宗实录》，但是根据姚景安之研究，此事不确，本表暂依姚说。如马绍、李谦、孛术鲁翀，《元史》中只提到马绍、李谦推荐李之绍预修《世祖实录》，而并没有说明二人参与修纂，孛术鲁翀本传只提到“会修《世皇实录》，燧首以翀荐”，但是所列时间在大德十一年（1307）后，因此本表对此三人也不收录。再如周伯琦，《元史》本传中只是称其预修后妃、功臣列传，本表也暂不收录。

元代实录的修纂要受到监修大臣和皇帝的严格审查。一般程序是先用汉文纂修初稿，然后译成蒙文上奏，经过审查和修改后，才能最终纂定，藏之史馆。如前五朝《实录》的修纂，忽必烈即位之初就由王鹗负责采访先朝事迹录付史馆，并开始进行纂修《实录》的先期活动。在至元元年（1264）时，王鹗就上奏：

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

此时已经准备开局纂修《太祖实录》。至元二十三年（1286）翰林承旨撒里蛮进奏：“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这就为以后《实录》纂修定下了基本原则。至元二十五年，撒里蛮向忽必烈进读翻译成蒙文的《祖宗实录》，元世祖审查后认为：“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此次纂修，世祖并不满意。此后分别在至元二十七年的六月和十一月，国史院又奏进改修过的《定宗实录》和《太宗实录》。此后仍然在不断改进。至成宗纂修《世祖实录》时，仍在进行前五朝《实录》的修改工作。成宗元贞元年（1295），由董文用奏进新修成的汉文《世祖实录》。二年，兀都带把改定后的《太宗实录》、《宪宗实录》和刚刚纂定的《世祖实录》一起翻译成蒙文奏进。成宗铁穆耳审查后认为：

忽都鲁迷失非昭睿顺圣太后所生，何为亦曰公主？顺圣太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计月日先后差错。又别马里思丹砲手亦思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书耶？

昭睿顺圣太后即为世祖皇后弘吉刺氏。这时，成宗对《世祖实录》显然不太满意，因此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直到大德七年（1303），才由翰林国史院把最终修订完的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一齐奏进。

元代，进呈实录也有一套很严格而且神圣的仪式。从监修国史到诸司官员都要参加仪式。进呈实录官员在侍仪的带领下，来到光天殿面圣。进行拜兴之礼后，由翰林待制四人捧送实录于御前香案，再由应奉翰林文字跪读《进实录表》。翰林学士承旨接下来要在御前恭候御览。完毕后，再行拜兴之礼。然后由翰林待制取回实录，按照先前仪式依次退回国史院。一般实录修成都要大宴翰林国史院官员，皇帝也会派重臣陪宴。除了设宴犒赏史官外，皇帝有时也会给以物质奖励。如畅师文，因修成《成宗实录》而得到“赐钞壹百锭”的奖赏。

修《世祖实录》时，还由王恽完成《圣训》六卷，以后几朝修成的改称《制诏录》。另外在成宗大德八年（1304），还由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王慎荣等人认为此金书节文可能是畏吾尔文，瞿林东认为，“金书”可能用的是“国言”，“节文”大约就是事目。笔者认为，此次进奉的应该是一种实录的节要本。文字当然用的是成宗能够看懂的蒙古文字。元代这种专供皇帝阅读的节要书非常多，成为皇帝学习知识的重要读物。如大德十一年（1307）“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仁宗曾命元明善“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政要者以进”。《世祖实录节文》应该也是为了给皇帝了解祖宗功业的简单读本。“金书”应该指的是一种装帧精美的文本。王恽《进实录表》只称“用黄绞夹复封全”‚此时可能经过缮写，然后装帧精美呈上。元代不乏用金泥写书的例子，如英宗时，就曾“有旨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并命吴澄作序。把二百一十卷的汉字《实录》缮写成八十册上进是可能的，但是要把五十四卷的《事目》缮写成一册上进则是相当有难度的。因此笔者认为“节文”不可能是《事目》。

未登帝位却修实录

元代实录的纂修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唐宋的特点。唐代实录缘起于太宗欲自看国史，房玄龄等人“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唐初皇帝主要是为自己和前代皇帝修实录，到后期及宋代主要固定为只为前代皇帝修实录。由前列《元代实录纂修表》可以发现，元代还为四位未登帝位者纂修了实录，这和唐宋有所不同。

忽必烈即位后，学习中原王朝修实录的传统，开始通修《太祖》、《太宗》、《睿宗》、《定宗》、《宪宗》五朝实录。但是拖雷并没有做过蒙古国的大汗，他只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作为幼子守产而监国三年。拖雷是在其死后多年才被追封为睿宗，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大汗。忽必烈即位后学习中原王朝修实录的传统，但是他又没有严格按照中原王朝修实录的传统行事，仍然为没有做过大汗的父亲拖雷纂修实录。这种做法被后来许多元代皇帝效仿。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不仅为前任皇帝忽必烈纂修实录，还为没有继承皇位而早逝的父亲真金纂修实录。武宗海山即位后，也是既为前任成宗修实录，又为没有做过皇帝的父亲答剌麻八剌修实录。武宗短命而亡后，即位的仁宗则通修《成宗》、《顺宗》、《武宗》三朝实录。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即位后，同样既为前任英宗硕德八剌修实录又为没做过皇帝的父亲甘麻剌修实录。这种为没有做过皇帝的生父修实录的做法，在金代也曾经出现过。金熙宗和金章宗都追尊自己没有做过皇帝的生父为皇帝，不仅上庙号而且还分别为他们纂修了《睿宗实录》和《显宗实录》。后世只有在明代嘉靖皇帝时，经过“大礼议”之争的几番周折之后，出现过一次。元代之前的唐宋两朝均未出现这种情况。在五代后唐明宗时，曾有人提议为未登帝位者修实录，但当局最后还是采用史官的建议“伏以凡关纂述，务合品题。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实录；追尊册号之帝，约文只可纪年。”所以最终修成的国史名曰《懿祖、献祖、太祖纪年录》和《庄宗实录》。

元代纂修实录的这种特殊作法，可能是受金朝的影响，但更与元代政治的特殊性紧密相关。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入主中原，他采行汉法是有限度的。元代既保留了大量的蒙古国时期的制度，同时又学习中原王朝的许多制度。元代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蒙汉二元体制的并行。但是在吸收汉法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并没有全盘汉化。在蒙古统治者理解汉法的问题上，有时也会出现很可笑的事情。如蒙古统治者只是理解皇太子即是皇位继承人的意思，但是不能完全明白皇太子和前任皇帝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于是在武宗海山即位后，因其胞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拥立有功，便指定其为皇位继承人，并且封其为“皇太子”。如果以中原王朝的传统来看，皇帝封自己的弟弟为皇太子是十分荒唐的事情。但是在蒙古人看来皇太子只是一种皇位继承人的封号，别的身份他们并不清楚。同样在实录的纂修上也体现了蒙古统治者的这种特点。在宗法礼仪上，他们学习中原王朝修祖庙建庙号的做法，而他们同时也为没有做过皇帝的父亲建庙号。因此在蒙古统治者看来，既然可以为没有做过皇帝的父亲建庙号，那么为其纂修一部记录其历史的《实录》也是应该的。于是元代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实录的纂修就出现了中国传统史学上的非常特殊的情况。

《后妃功臣列传》单独成书

学术界普遍认为《后妃功臣列传》是明朝人纂修《元史》的重要依据，但是对于元代纂修《后妃功臣列传》的情况却十分模糊。元代《后妃功臣列传》的纂修并不是一项独立的修史活动，而是为了补实录中传记之阙而进行的。在中原王朝的修史传统中，实录虽然类似编年体史书，但是都附有大臣的传。正如元代史官袁桷所云“实录乃加谥以后，书必有臣传，亦有字数限式。”比如在唐代实录的纂修中，“在不改变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本位的根本大法的情况下，灵活变通，吸收纪传体史书的做法，为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设立了列传”。元代的《后妃功臣列传》就是为了弥补实录中传的缺失而纂修的。这也说明元代实录中并没有传的部分。补修的《后妃功臣列传》应是单独成书的。

元末明初的著名史学家王祎（1322-1373），曾经模仿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纂修过一部《国朝名臣列传》。在是书的序中，王祎对实录与正史之体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对于元代实录与后妃功臣列传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文曰：

国朝沿袭旧制，其修累圣实录咸有常宪，而名臣之当附传其间者，久犹阙如。盖自大德丙午迨今至正戊子，屡诏史臣纂修，以补实录之阙，亦既具有成编矣。

元代《后妃功臣列传》的纂修应该始于元成宗时。在成宗大德十年（1306），哈剌哈孙“加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置僚属，奏修三朝皇后及宗室功臣传”。此后各朝继续进行修纂后妃功臣列传的活动。武宗至大四年（1311），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实录的同时也进行累朝皇后及功臣列传的纂修。仁宗时应该也有修纂，当时的平章李孟读到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所撰《功臣列传》后，大加称赞道“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誊吏牍尔。”可知这一阶段的后妃功臣列传虽然没有最终成书，但是应该有部分功臣列传已经纂成。曾在成宗至文宗期间担任过史官的袁桷也说“曩在史院时尝纂次世祖以来功臣列传，考实录所著，旌表令尤谆切。至作隐逸孝行，讫未有章灼笃实可以诏后世，若孙孝子允其人哉。”则此时的功臣列传应该也有类传的部分。到顺帝至元元年（1335），妥欢帖穆尔仍按惯例命翰林国史院同时纂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以上各朝后妃、功臣列传的纂修基本上都是伴随先朝实录的纂修而进行的。但是这些纂修活动最终都没有完成，所以此时苏天爵特上一道奏疏称：

夫祖宗大典，既严金匮石室之藏，而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诚为阙典。然自大德以来，史臣屡请采辑，有司视为泛常，迄今未尽送官，卑职昔尝备员史官，谨具四事，以备采择。

苏天爵的建议是否被政府采纳不得详知，但是通过至正八年（1348）大规模纂修后妃功臣列传的活动可知他的建议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三史修成后，元顺帝于至正八年春，特命翰林国史院专修后妃、功臣列传，并且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学士杨宗瑞、侍讲学士黄溍为总裁官，由左丞相太平、左丞吕思诚领其事。由前引王祎的序中，可知这次《后妃功臣列传》是“具有成编”的。在王祎的文集中，还收录了一篇《代国史院进后妃功臣列传表》。《明史》中称，王祎在元顺帝时被举荐为史官，不就。但胡行简为王祎文集所作序称：

余沿三史事使浙，见秘监黄先生西湖僧舍，高第弟子王君子充在焉，始相识。明年冬，诏徵先生入翰林为学士，子充从至京，时得陪绪论。又明年，余奔祖丧，暨还燕，而先生悬车告老，子充且亦南归矣，深以不得承教为恨。

黄溍乃元末史学大家，曾经入翰林参预三史的修纂，还担任《后妃功臣列传》的总裁官。王祎作为黄溍门生，深得乃师真传，并且随师进京修史。虽然没有出任史官，但对于元代官方的修史活动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这篇表或许就是其代黄溍而撰，通过这篇表可以确知顺帝时的这次纂修活动应该已经完成。表称：

圣君致治，资内外以成功信史。……洪惟我朝，复迈前古……维祖宗实录之具完，独臣后本编之犹阙。粤自大德丙午之岁，逮今至正戊子之年，屡庀攸司特严直笔，乃懿范徽猷之放失，及骏勋伟绩之网罗，迄为全书，足裨正史皇明润色乎。鸿宪追典谟诰命之馀，体制取法于旧规，配纪传表志之列，于斯为盛，莫之与京。……臣等粗殚忠赤，甫就汗青。……广金匮石室之秘藏，贻诸百世。

这次修纂活动之所以最终能够顺利完成，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有苏天爵的《名臣事略》作为参考。正如萧启庆教授所言“名臣事略必为纂修该书时之主要蓝本，且其内容，谅必是因袭者多，出入甚少了。”《后妃功臣列传》作为补实录中“传”的部分，最终却单独成书，这与以前的中原王朝的做法是不一致的。由于《功臣后妃列传》修成后“藏之金匮”，所以当时的许多学者“皆莫及知”。常遇春攻下北京后，这些藏在金匾的《后妃功臣列传》和实录一起落入明人之手，后来成为明修《元史》的重要来源。

结语

通过以上对元代实录纂修中相关问题的考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元朝坚持实录的纂修活动，这体现了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史学上对中原传统王朝的一种认同。作为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元朝在入主中原后就模拟汉族王朝的作法，进行了一系列包括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和前代史等内容在内的官方史学建设活动。这种在史学上的作法，体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史学作为社会文化的特殊形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比如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就纷纷学习汉族王朝的修史传统，进行了许多的史学建设活动，使史学在此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朝统治者在官方史学上的建树，也体现了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一种文化认同理念和基本心态。

第二，元朝在实录上的一些特殊作法，比如为未登帝位者纂修实录、《后妃功臣列传》单独成书等，都体现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在此问题上，可以和后来由满族建立的清朝进行比对。清朝在实录纂修的方式上，虽然大体上承袭明代惯例，但是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历朝实录告成后，都由实录馆缮写正副本五份，而且每份俱书满、汉、蒙文各一部。此外还有一点和元代实录相同，即清代实录中也没有大臣的传记。元、清两代在实录纂修中的这些作法，都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这种特殊性源于本民族自身历史文化条件所自然形成的特点。

文章来源：《文献》2010年第3期，第113-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