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这是 20 年前，共产党员干部服从组织分配，听从组织调遣的同义语和真实写照。那时候遇到工作岗位变动时，很少有人向组织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或讨价还价条件。别人是否做到了我不敢说，我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1994 年 11 月，在我从三门峡市经贸委副主任任上调三门峡市经合委任副主任一年半之后，又被市委组织部安排到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和三门峡大学任副校长、党委委员。为什么再次变动我的工作岗位，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想搞那么清楚。正如郑板桥所说“难得糊涂”。我也宁愿永远“糊涂”着。三门峡大学当时已被撤销，但牌子还得以保留与广播电视大学两块牌子一套领导班子，一支师资队伍。

三门峡大学创建于 1988 年，是为了满足区划调整三门峡市升级后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而创建的地方性专科层次的大学。鲍茹文同志从三门峡市总工会主席任上受命筹办三门峡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市政府在大岭北路，三门峡财校院内建成了一栋楼作为三门峡大学的校舍。

当时的三门峡百业待兴，经济实力也还非常薄弱，鲍茹文校长当时在办校中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我揣度大概是为了引起领导和社会各界对办好三门峡大学的关注和支持，在三门峡市的一次两会期间，鲍茹文校长邀请了一些专家对如何办好三门峡大学进行了一次论证。

可惜的是不知道当时都有哪些“砖家”参加了论证，“论证”结论居然是“三门峡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也没有必要办大学”，呜呼，一些所谓“砖家”的胡说八道，误国害民的例子莫此为甚。据说，正是这个“论证”结论导致市府决定不再为三门峡大学下达招生指标，建成的校舍整体移交给三门峡财校。到 1992 年决定与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合署办公。

我奉调到三门峡电视大学、三门峡大学任副校长时，除了在财校院内原三门峡大学校舍的楼上借了几间办公室之外，在校的几个班的学生都分散在陕县高中的一栋危楼以及梁家渠村和棉纺厂技校借用房舍做教室和宿舍，根本不像一个大学。两个学校合并后仍然没有几个专职教师，上课的教师基本上靠临时外聘。

我到职后分管教学。教务处长汇报，原来教授英语课的外聘教师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继续兼职授课，经济管理专业两个班的外贸英语课程实在聘不来任课老师，问我该咋办，是否放弃这门课程？我回答，学生既然来求学，在校期间应该尽可能多地教给学生一些东西，课程不能缩水，不能缺斤短两。实在没人授课，我来讲。就这样我接受了两个班《外贸英语》的授课任务。每周 12 节课。到陕县高中为学生上课。

就是为两个班上课时才进一步了解到学生们在已被陕县高中废弃的危楼里上课住宿。据说学校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根据当时的建筑施工市场行情和通常做法，完全具备了新教学楼的开工建设条件。我即多次在学校领导班子会上力主尽快开工建设新的教学楼。

在校长已主持完成招标、确定了施工单位之后，我自告奋勇协助校长管理现场施工，保证在 1995 年年底前，学校搬进新校舍。之后我到当时的中房公司借调张占伟、王宪红两位技术人员担任建设单位施工员，盯在现场抓质量抓进度。

1995 年 11 月份，孙善武调任三门峡市委书记。一天傍晚在孙善武巡视市情到上官路以西的时候，发现崤山路以南有民工正在用洛阳铲挖桩基孔，就向民工了解情况。从民工嘴里得知，正在挖的桩基是三门峡大学的学生餐厅，东边已完成主体工程的是三门峡大学唯一的教学和办公楼。晚饭后，让市委办公室通知三门峡大学领导班子集体到孙善武当时暂住的三门峡宾馆汇报情况。此时樊流梧到三门峡大学接任校长时间不长。

孙善武书记首先询问三门峡高等教育的情况，当他知道三门峡大学只招了一届学生就停止招生，当时只有一所广播电视大学招生情况也不太好之后，指出：三门峡作为一个地级市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是不行的。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像咱们这样的小城市不要说在大城市好大学的毕业生不愿意来这里就业，就是三门峡考上外地大学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回来为家乡建设做贡献。

河南大学本来就少，三门峡市还根本就没有大学。咱们高中毕业的子女们升学困难，家长也操心，无法一心一意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要下决心，办一所自己的大学，暂时得不到国家批准，国家不承认学历的，我们自己承认，学生毕业后，在三门峡辖区内就业的只要表现好，有成绩，职务职称晋升时，我们学校发的毕业证我们都承认，都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更有利于我们留住人才。

办大学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就会有办法克服困难。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绝不轻言放弃，只要有一种迎着困难上的“滚石上山”的精神，就能把想办的事情办好。就在这次汇报会上决定三门峡大学改名三门峡工学院，另外选址，重建校舍。在现有的十几亩地上办不成有水平的大学。

再说，紧邻崤山路这条主干道建一个学生食堂，也影响整个城市布局。决定学生食堂的施工立即停下来。正在挖掘的基础桩基，靠近崤山路的回填。离崤山路比较远的保留，建起了后来的金镰宾馆惠风堂餐厅。当天夜里赶上停电，在三门峡宾馆的房间里只好点起蜡烛说事，宾馆院里一片漆黑。可又有谁知道，在这样一个黑咕隆冬的夜里却孕育了三门峡工学院发展历史上的一片光明。

宾馆汇报会后的第二天，我们即请市建委规划处的王志超、姬凌滨等同志和我们共同为待建中的三门峡工学院规划新校址。当时曾提出了两个方案。那两个方案都是在已经建成一座楼的校址上向南向西扩展。

第一个方案是扩展到五原路北，校区自崤山路向南一直跨过拟建的虢国路到拟建的五原路，分成南北两个校区；第二个方案是继续向南扩展直到青龙涧河北岸，包含虢国路和五原路，形成北中南三个校区。

这两个方案的共同缺陷都是从北到南地形高差太大，而且东西向有一条甚至两条城市主干道横穿校区，给学校管理，特别是师生安全管理增加很大难度。因而都被否决，最后还是孙善武亲自为工学院选定了现院址。

可以说，没有孙善武就不会有原来的三门峡工学院，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河南科技大学应用工程学院和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三门峡工学院院址选定后，时任市建委主任史玉亮同志几乎天天呆在现场协调解决拆迁和场地平整工作，为三门峡工学院早日开工建设创造条件。

1996 年 3 月 15 日，三门峡工学院奠基仪式举行，标志着三门峡工学院新校园的建设工作正式开始。

建设一所大学困难很多，其中最困难的莫过于资金困难，而正是在资金筹措问题上显示了孙善武的魄力和能耐。1995 年 9 月 14 日至 11 月 26 日，我在位于洛阳东花坛的市委党校学习。一天学院办公室主任杲世温带车到党校接我回校说是有重要任务，我在党校请了假回到学校。

樊流梧校长向我交代，孙书记要在灵宝为学校筹措建校资金，他到三门峡时间不长，对灵宝一些黄金大户不太了解，你带两个人到灵宝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了解一下确实还有经济实力的黄金大户还有哪些。

于是我就和杜自让老师、杲世温主任带了一辆车到灵宝故县、阳平、朱阳镇、豫灵镇等几个有黄金矿的乡镇跑了好几天，做了一些明查暗访工作，也和戴长发、冯厚学等企业家有过一些接触，回来后向孙善武书记提供了一份名单。过了一段时间，孙善武书记通知学校派人到灵宝提取资金。

樊流梧校长带领办公室和财务处工作人员开上汽车到灵宝市几个单位取回资金 300 多万元。后来又从市政府取回灵宝有关企业家捐赠的几笔资金。孙善武书记特别交代，这批资金既不要还本也不要付息，这是为工学院建校募集来的投资款，出资人都是以后工学院的校董。

工学院建成开学时一定要请所有出资人参加开学典礼。可以说，没有孙善武书记就不会有三门峡工学院，就不会有三门峡的高等教育。原来那个广播电视大学随着大形势的变化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现在呢。不管孙善武后来有没有问题，有多大问题，功过是非都要分明。他为建设三门峡工学院呕心沥血所作的贡献到啥时候都不能抹灭。

孙善武书记 1995 年 11 月任三门峡市委书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工业战线深入开展“转抓练增”活动。提出要在企业内广泛深入地开展“转机制、抓管理、练内功、增效益”活动，经过几年努力争取把三门峡建成河南省的工业强市。从市直各单位抽调青年干部，第一批组成了 12 个工作组，进驻 12家工业企业，协助企业搞好“转抓练增”。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进入 50 岁的我也有幸被作为“青年干部”抽出来担任组长，与市公安局的杨秀民、市地方志的张建军两位科长一块进驻豫西轴承厂，驻在灵宝帮助企业搞“转抓练增”工作。

1996 年春节的时候，工厂依例放假 7 天。工厂放假我即回到三门峡，但没有在家休息而是利用工厂春节放假的假期到学校和谢广山一起编制了拟建中的三门峡工学院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系部专业设置方案交给领导作参考。后来，这个方案几乎完全被学校采纳。

教师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一所大学，能不能办得好，能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关键在教师，在于有没有一支政治、思想和专业知识俱佳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我虽然不是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但对这一点我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

为了加强学校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领导力量，樊流梧校长专门聘请终生从事教育教学领导工作的市教委副主任王光尧和原三门峡一中校长李长海参加三门峡工学院的筹建工作，参与领导层的相关会议和重大事项的决策工作。王光尧、李长海二位老同志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三门峡工学院的建设，乃至三门峡全市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的付出都永远应该被后来者牢记在心上。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直把他们视为我的两位良师益友。

为了组织教师队伍，1996 年 4、5 月份，向市工业办公室请假，委托杨秀民同志全权处理驻豫西轴承厂工作组的事务后，我和李长海老师、人事处长刘艳辉、教务处长陈国祯一起南下武汉和长沙到我的母校武汉钢铁学院和中南工业大学招聘矿产、冶金相关专业的教师。经过认真动员，从众多报名者中筛选出 8 个人到校任教，回程中又到郑州大学和郑州工学院选拔优秀毕业生，加上通过其他的招聘渠道招聘，到 1996 年 8 月底终于组织起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

在开设专业课之前，这一批青年教师分别担任不同的基础课，尽管每个人担任的课时多一些，但总算保证了 1996 年 9 月初，三门峡工学院第一届新生开学后都有了授课的老师。可以说这一批青年教师是三门峡工学院教师中的骨干，代表着三门峡工学院的中坚力量。

后来，我分管教学工作，这大部分人又是我去招聘进来的。所以我必须也应该从各方面关心他们，不管是工作上的，思想上的还是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我都应该尽我所能给以帮助。

比如说，饮食习惯问题，20 多年前的 1996 年粮食供应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在学校里他们从南方来的人又是少数，连他们每天都能在学校食堂吃上大米饭的希望也难以满足。说起来他们已经从大学毕业了，但都还年轻，有些比我的女儿年龄还小，都还算是孩子。

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就邀请他们周末到我家来吃饭。我老伴炒菜的水平不高，到周末就去买一扇排骨，炖上一锅排骨，焖上一锅米饭，家里地方小，就请他们分批轮流在周末时到我家吃饭，过一下吃米饭的“瘾”。

我知道这些做法不可能解决他们生活上遇到的所有困难，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至少让他们知道有人在关心关注他们。饭菜也未必都可口，但他们被关心被关注的希望得到了部分满足。

和他们在一起接触多了，连我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可惜这样的时光刚过了一个学期。市委就决定调我回我曾经工作过的外经贸局任局长、党委书记，我只好离开了我深深爱着的这一批年轻人。后来这一批人中的大多数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三门峡工学院，留下来的现在都干得有声有色，有些还走上了很重要的岗位。

也是在 1996 年上半年，我还和李长海一起带着财务处的李翠莲等与市教委刘景范副主任、市政府办公室李虎豹科长一起到北京、天津考察学习办学经验，并请费孝通先生为三门峡工学院题写学院名牌。

费孝通先生是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副国级领导人。我们从天津回来后不久，就收到了从天津寄来的费孝通先生为三门峡工学院手写的名牌题字。

1996 年 6 月底，原计划要结束的“转抓练增”工作组的任务又延长到年底才能结束。樊流梧院长经请示孙善武书记，向市工业办公室申请，另派组长接替我在工作组的工作，我提前离开“转抓练增”工作组回校做迎接三门峡工学院第一届新生入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因为建成三门峡工学院之后。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和三门峡工学院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罢了。我在任三门峡工学院副院长的同时，仍然是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的副校长，而且主管两校的教学工作。时值“河南省广播电视教育科学研究会”换届，我有幸在该研究会 1996 年年会上当选“河南省广播电视教育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是世界上专业设置最全，在校学生最众，分校设立最广，开设课程最多，办学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每个学期的期终考试也是参加考生数量仅次于全国高考的国家级考试。每年的电大期末考试，各级电大都会派遣巡考人员到下一级教学机构巡视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

1997 年元月，河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派教务处长到三门峡巡考。因为我分工主管教学，所以担任三门峡主考。正在陪同处长在各考场检查巡视的时候，市委组织部通知我立即赶到组织部。我到市委组织部后被告知，市委决定调我回三门峡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任局长、党委书记。没有等期末考试结束我就离开了刚建成不久的三门峡工学院。回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三门峡市外经贸局工作。

从 1994 年 11 月我到三门峡大学开始到 1997 年 1 月离开三门峡工学院，我在大学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半。期间我承担过外贸英语的授课任务；协助校长主管过大学新教学楼的基建施工；主持了三门峡工学院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系部专业设置方案的编制；教师队伍的招聘组建；分管过教学工作。也担任了河南省广播电视教育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对三门峡市高等教育的起步和发展流过汗出过力。在我的人生履历上多了一段从事高等教育的经历。也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和宝贵的经验。时间虽然不长，干事也不算多，到学校去任职也不是我个人的意愿和请求，但这一段经历仍然令我回忆和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