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方面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回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制度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的；二是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也是因为对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诺思到阿西莫格鲁，对于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

诺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新古典主义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美国、欧洲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开创了“新经济史学”，形成了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理论。他在对美国经济成长的研究中，构建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并解释了美国建国之后各行业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快速增长的过程，这就是他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核心观点。接着，他于1973年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将研究对象从美国转向西欧，采用同样的框架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通过对美国和西欧各国经济增长以及成为发达国家历史的研究，他得出了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且制度总是有效的理论判断。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并非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1981年，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仍然坚持制度是重要的这个判断，但放弃了制度总是有效的观点。为了解释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会存在，诺思在1991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引入了意识形态、认知和不完全理性等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诺思虽然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结合起来，但他很少采用计量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讲故事”、阐述历史事实和简单数字统计的方式，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根源。

阿西莫格鲁等并没有局限于“制度至关重要”的理论判断，而是发展了诺思的理论判断，打开了“制度”黑箱，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因果识别。

第一，阿西莫格鲁等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划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此时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制度又是如何形成的？为此，阿西莫格鲁等人区分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该国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市场是高度竞争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最适合自己个人才能的职业，并能够根据对社会财富的贡献获得回报。这种社会能够激发所有人的积极性，经济活动参与者都能够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在攫取性制度下情况则相反，由于市场是垄断的，资源错配带来效率的损失。同时，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可以尽可能攫取对方的剩余，包括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于是创新或采用新技术等的动力就会大幅下降。因此，他们认为，包容性经济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只有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在攫取性经济制度下，虽然也可能会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阿西莫格鲁等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催生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则导致攫取性经济制度。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绝大多数民众没有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经济制度通常就成为精英群体攫取其他群体剩余的手段。相反，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民众与精英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制衡，经济制度就会呈现出包容性。阿西莫格鲁等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将“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是对诺思“制度至关重要”命题的重大发展。他们不仅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而且论证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类型，打开了“制度”黑箱。

第二，阿西莫格鲁等在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下，通过建立数理模型，研究了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差异的经济根源。既然攫取性制度不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增长，为什么这种制度还会建立并长期存在呢？诺思等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考察。他得出的判断是，无效率的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种制度虽对整个社会无效率，但对精英群体却有效率。阿西莫格鲁等将诺思的这一分析模型化。对于精英群体来说，在攫取性制度下，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极力维护这种制度。对于被攫取者来说，虽然也会有“抗争”意识，但每个个体能够从“抗争”中获得的收益可能弥补不了为此承担的成本，加上个体的“搭便车”、机会主义等倾向，被攫取者往往不会形成集体行动来推翻这种制度。可见，阿西莫格鲁等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经济根源的分析，完全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又比诺思等的分析更加深入。

第三，阿西莫格鲁等采用相对严格、科学的计量实证进行了因果识别，检验了制度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诺思提出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判断之后，许多学者对诺思的判断和研究提出质疑。一个质疑是，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另一个质疑是，诺思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欧国家和美国，是这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相似，也可能是好的地理位置演化出了好的制度，好的制度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就回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假说。而阿西莫格鲁等通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运用多个富有创新性的工具变量，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非结果。阿西莫格鲁等采用严格的计量实证识别出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于诺思等“讲故事”式的探讨分析，规避了“举例”论证的弊端，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发展。这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比如2020年克拉克奖得主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

此外，阿西莫格鲁等还进一步对制度进行解构，深入考察了不同经济制度对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差异化影响。他们认为，财产权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最为重要，强有力的产权保护能够有效地激励投资和创新，促进经济繁荣的实现；而契约执行制度则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复杂交易更为关键，因为金融活动是契约密集型的，契约执行的效率直接决定了金融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总之，制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包容性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阿西莫格鲁等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发展了制度决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并解释了不同国家制度存在差异的根源，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