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物收藏捐献方面，张伯驹先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文物鉴赏家史树青评价他说：“张伯驹的爱国行动，可以称得上是民族英雄”。张伯驹在文物收藏的名声和故事超过了他的婚姻传奇，也掩盖了他在诗词、戏剧和书画方面的成就。何以如此？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他所收藏的书画文物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巨大，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国宝无价”，更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其二，他收藏情怀和捐献义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三，他收藏文物的事迹极富传奇，比起他诗词、戏剧、书画故事，更易流传。

捐献文物  功在千秋

2018年是张伯驹120周年诞辰。当时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或单独对张伯驹进行了隆重的纪念。从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伯驹的鉴赏和捐献对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以及国家对张伯驹捐献业绩的崇高评价。

张伯驹是1982年2月逝世的，自他逝世到2018年的30多年间，纪念张伯驹的文章和书籍就从未间断过。张伯驹的收藏业绩和光辉思想随着岁月推移，反而愈益彰显其历久弥新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2018年4月2日，首先由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和吉林省博物院共同举办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展览：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展出了张伯驹捐献或转让给国家的国宝书画33件（套），都是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这些珍品中包括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在内的8件古代书法精品（1956年张伯驹夫妇捐献给国家），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等（张伯驹转让与国家），唐·李白《上阳台帖》。在这次展览开展仪式上，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高度赞美张伯驹：

我们至今怀念张伯驹先生，视其为楷模，不仅是对其在书画鉴藏方面成就的赞誉。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博雅通脱，更是一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

5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百代高标  千秋丛碧》的纪念文章。12月7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举办了“高山仰止——张伯驹潘素伉俪艺术文献展”。这些活动和展品，充分说明张伯驹的文化成就和人格光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骄傲。

《平复帖》与《游春图》

张伯驹何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收藏家？一般来说，收藏家至少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文化，二是财富，三是情怀，四是机遇，且缺一不可。

按照上述四条件看，第一条文化，张伯驹是一个文思敏捷、读书万卷，尤富词作天赋的文化大家；第二条财富，可真不是凭主观愿望和努力就可以拥有的，但张伯驹很是幸运，他父亲开办的盐业银行，为其收藏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第三条情怀，张伯驹说过两句话，一是“烟云过眼”，二是“予所收蓄，永存吾土”。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张伯驹的收藏情怀，是常人难以企及的。第四条历史机遇，乃是千载难逢，但被张伯驹遇上了，这就是溥仪盗运宫中书画及后来这些书画的被盗卖与流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成就了张伯驹。

张伯驹在收藏界起步虽晚，起点却高，底子也厚。同时，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1924年，溥仪从故宫被赶出之后，移居天津。那时，清室优待费也取消了，溥仪生活窘迫，不得不变卖从宫里携带出来的书画，这其中就有不少归了张伯驹。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初，溥仪把此事交给了太傅陈宝琛去经办。陈宝琛将40件名贵书画交给他的外甥刘可超去办，其中4件书画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当时，张伯驹正在天津，银行朱虞生经理约他同往观看，计有关橦的《秋山平远图》、李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索价12万。朱虞生经理嫌要价太高，没有答应。溥仪的确是急着用钱，也就没有太计较，接着，溥仪又让人抵押了一些字画。后来，朱虞生经理病故，银行所存大部为张伯驹购得。其中文徵明的《三友图》、王翚的《观梅图》等都是绝世佳品。张伯驹本来就历练了一幅好眼力，通过收买大内的珍品，其鉴定书画的功力更是“火眼金晴”了。

至于张伯驹收藏文物故事，择其要者述之。首先是“三求平复帖”。此事还得从唐·韩干的《照夜白图》流失海外说起，因为这件国宝流失海外，曾使张伯驹感到如同自己的孩子被拐走一样的痛心。

《照夜白图》原为溥儒藏物，溥儒作为皇室家族，收藏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古画。其中：唐朝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是国宝级的历史名画。“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喜爱的一匹名马。此图又是唐代画马大家韩干于唐天宝年间所画的最著名的代表作，上有南唐后主李煜题“韩干画照夜白”、乾隆皇帝题跋及很多史上名家的印记。这幅画最终为上海画商叶叔重所得，张伯驹知道叶氏是做国际文物买卖的商人。当时宋哲元主政北平，伯驹立即致函宋哲元，要其阻止《照夜白图》被外国人收买。然而，经宋哲元一番察访，给伯驹的复函是：“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

有了前车之鉴，张伯驹担心溥儒收藏的另一件国宝，即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再落入外国人之手，便下决心收购这一珍品。

张伯驹最早是在1936年北平书画界为湖北省洪水灾害组织的赈灾义展上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平复帖》的。晋陆机《平复帖》，法帖之祖，早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百余年，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展会后，张伯驹委托琉璃厂一老板向溥儒求售。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来。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罢。次年，也就是1937年初，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以6万元求让，溥儒仍坚售20万元，又未能成。

《平复帖》

1937年夏，北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本来是到北平避暑的张伯驹，由于交通受阻，暂时无法回到上海。转眼就到了1938年的1月28日，已是农历丁丑年的腊月二十七，张伯驹由天津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也正是这次巧遇，才使张伯驹求购《平复帖》的愿望终于实现。傅增湘，1872年出生于四川，曾当过民国教育总长，政务之余喜爱收藏古书，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二人是忘年好友。

就在这次相遇中，傅增湘告诉了张伯驹一个惊人的消息，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他准备出售《平复帖》。不料，张伯驹听了以后反倒面露为难之色，他说：“《平复帖》我两次相求，他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母丧，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点……”傅增湘表示，要促成这件事，“我知道您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必顾虑，我去和溥儒说。”回到北平第二天，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来了。“溥儒要价4万，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还是一次买断较为简便。”傅增湘就这样为张伯驹作主了。

按照傅增湘的意思，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元，请傅增湘送去，其余2万元分两个月付清。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平复帖》，其心情的快乐与感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本来，收藏者的快乐就是出自喜欢和热爱，为藏品尝尽酸甜苦辣而无怨无悔。收藏者最欣慰的就是在玩赏中品味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达到与先人的沟通。

说实在的，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过程，并不十分复杂，也没有过分的惊险，令人敬佩的则是张伯驹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他收藏《平复帖》的初心和后来毅然捐出《平复帖》的壮举令人感动和敬仰，这才是“三求平复帖”故事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

再来讲一下张伯驹收藏隋展子虔《游春图》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广为人知，最富吸引力和传奇性的故事。其实，收藏《游春图》的过程也没有过多的传奇，之所以为人们广为传诵，主要还是因为《游春图》命运的曲折与《游春图》的巨大价值，以及张伯驹为收藏《游春图》而不惜出卖心爱的房产，甚至说几近倾家荡产。更重要的是，张伯驹在收购《游春图》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比金子还要可贵的人品以及慨然把《游春图》转让给故宫博物院的大公无私的民族情怀。

《游春图》历来被认为是隋代画家展子虔的作品。展子虔擅画人物、山水、鞍马、宫苑、楼阁等，尤其擅长画山水画。《宣和画谱》称：“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

《游春图》

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卷轴画。《游春图》集中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因此，它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溥仪在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皇帝，他也把当年从故宫盗运出来的大量书画珍宝运到了长春，存放在一栋小白楼内。《游春图》就是其中的一幅。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春伪满皇宫一片混乱，在“小白楼”中剩下的1000多件书画也被偷盗和肆意抢劫。这些流散出去的珍贵书画于1946年初开始在东北市场出现，这就是被文物商们俗称的“东北货”。

1946年初，北京琉璃厂墨宝斋的穆蟠忱邀玉池山房马霁川和文珍斋冯湛如同去长春收货，购得了《游春图》。

张伯驹先生知道了《游春图》的事情后，就力主故宫博物院回收，在故宫博物院表示无力回收后，才决定自己收购。张伯驹委托的交易中间人是马宝山先生。最后谈妥的价格是黄金200两。200两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张伯驹因资金紧缺，手头拮据，只好忍痛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成交之日，马宝山请买方张伯驹和卖方股东李卓卿同到自己家中，张伯驹带的黄金成色只有足金130两，伯驹先生力允补足欠款。于是，由马宝山作保，李卓卿亲手将《游春图》卷交于伯驹，后经几次补交，到不足170两时，时局大变，双方已无暇顾及欠款之事。

张伯驹的文物收藏故事还有很多，也很有趣，例如收藏唐杜牧《张好好诗》卷的故事；收购唐李白《上阳台帖》、明唐寅《王蜀宫妓图》的故事；收购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宋范仲淹《道服赞》的故事；一夜之间收得“夫妻砚”（柳如是、钱谦益）的故事等等，每一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些动人的故事，这些藏品无不凝聚了他的心血。

张伯驹一生收藏了多少文物珍品呢？他将自己从1932年到1960年间收藏的书画珍品记录到《丛碧书画录》一书中，这是张伯驹一生所藏精品书画的总目，成书时间在1960年前后。据该书统计，张伯驹1960年以前共收藏有书画117件。其中唐代以前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30件，约占其所有藏品的四分之一。但《丛碧书画录》所列作品还不是张伯驹一生所藏有的作品总量。除此以外，张伯驹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的部分书画也没有包含在《丛碧书画录》中，原因可能是因为《丛碧书画录》写于1960年，这些没含在目录中的书画可能是张伯驹在1960年以后收藏的。

在一定程度上讲，收藏家藏品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收藏家眼力、实力和地位的重要参考因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张伯驹的收藏，其精品之多，质量之高，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20世纪的收藏大家。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

张伯驹作为一个伟大的收藏家，不仅仅在于他的藏品之精与藏品之多，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个收藏大家的崇高情怀和伟大义举。他的“予所收蓄，永存吾土”体现出了高尚的民族大义和伟大的爱国情操。

不得不提的是他的“烟云过眼”和“藏与不藏”的观念。“烟云过眼”是讲一个收藏家的收藏情怀。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的序言中说：

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是郁于胸中也。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烟云过眼”是古代鉴藏家将“书画收藏”行为作的一个比喻，其含义大抵是自己的珍藏犹如“烟云过眼”一样，终究会流入到别人手中，所以只是“烟云过眼”，一切等同浮云和烟尘，归于空。因而藏家都希望“子孙永宝之”。这里的“烟云过眼”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书画中的画面和意境犹如烟云一样，收藏家欣赏之时犹如看到苍天白云的壮观和悠然，然而，人死则万事皆空，还不是一无所存？这是精神层面的“烟云过眼”，一切都是虚无的、暂时的。物质方面的“烟云过眼”呢？就是说，再珍贵的文物，自己的子子孙孙都不可能永久保存下去，终究会损毁或流传外人之手。这方面的例子当然很多。

张伯驹所强调和理解的“烟云过眼”观恰恰与普通人说的“烟云过眼”观大为不同，他所理解的“烟云过眼”，是书画精神的永恒，是书画精神、意蕴对欣赏者、收藏者灵魂、气质的陶熔。他说的“陶熔气质，洗涤心胸”就是这个意思，即收藏者收藏书画的目的决不能停留在文物的经济价值上，而是看重书画文物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收藏者在欣赏书画时，那种“烟云已与我相合”是说书画意蕴对欣赏者精神上的感染和升华，这种“烟云相合”是永恒的，即便是收藏者死去了，但他对书画意蕴的理解照样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成为一代代人精神传承的财富。

在《丛碧书画录》序言中，张伯驹还说道：

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转辗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概己。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冯其庸先生称颂张伯驹的这种思想“可说是光芒万丈的思想”。他说：

读了这段话，我们才能十分透彻地看到伯老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怀，也更可以看出，伯老之作为收藏家，与历史上的和当今的收藏家胸次境界的区别。

“胸次境界”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藏与不藏”，既矛盾又统一。藏，就是以极大的魄力和所有的财力去收藏去抢救有价值的祖国文物，用张伯驹的话说就是“不怕一掷千金，魄力过人”；不藏呢？就是决不追求“自宝其宝”，“子子孙孙永宝之”，最终的目的则是“予所收蓄，永存吾土”。

我们今天之所以纪念张伯驹、歌颂他，赞颂他为“百代高标，千秋丛碧”，赞颂的就是他这种“藏与不藏”的作为与精神！

那么，张伯驹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胸次境界”呢？张伯驹早年博学多才，尤精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诗词、戏曲、书画之类，且家境宽裕，此时他收藏宋元名迹的行为可以说是个人的喜好；那么中年以后，当张伯驹家道中落，即使是贷款或者卖宅也要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那就不是单纯的个人雅好所能说清的了，这时候，他的收藏已具有民族大义的高尚追求了。也就是说，他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国宝级的艺术品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他有担负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传承文化的责任。这种责任心使张伯驹成了一个伟大的收藏家。

张伯驹曾说过：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张伯驹的这种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归结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华文物的“世传有绪”，而绝不能流入外国。在他看来，中华文物的每一件都是中华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每一件文物留存在国内，都是中华文脉的延续。这就是张伯驹作为一个伟大收藏家的至高品格。他在上海被绑架期间所说的话“宁死魔窟，不卖文物”，就是这种品格的鲜明体现。

到了1956年，新中国正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张伯驹毅然将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卷等8件古代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正是他这种家国情怀的体现。

著名学者启功先生更是评价张伯驹在我国文物收藏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张伯驹，无愧于这一评价！

                 （原载《博览群书》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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