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学界论述虽不多，却颇有争议。本文通过对残卷发现经过、抄写时间、残卷分段、版本价值若何等几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世说新书》唐写本残卷当系唐代写本，或由日本学问僧抄写，后带回日本，藏于以古籍收藏闻名的京都东寺观智院。残卷本有五段，皆第六卷中内容，今所见罗振玉影印本当系其中四段，虽非完帙，但足以窥见唐以前十卷本《世说新语》之大体情况，故其版本价值实在宋本之上。

唐《世说新书》第六卷(残卷第2段)局部

今天的读者远比明清两代的文人幸运，当明人袁褧以家藏陆游校刊本《世说新语》为骄傲，杨慎把今天习见的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当作独得之宝时，绝对无法想到数百年后的我们，可以看到久佚不传的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更不会想到我们还能看到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谓予不信，且看下面几则材料。

嘉靖乙未（1535）嘉趣堂本《世说新语》袁褧序云：

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谢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谓可观。爰付梓人，传之同好。

又，杨慎（1488-1559）《世说旧注序》称：

刘孝标注《世说》，多引奇篇奥帙，后刘须溪删节之，可惜。孝标全本予犹及见之，今摘其一二，以广异闻。

据此可知，明季最为流行的是刘辰翁评点本，刘孝标的注已不复旧观，杨慎于孝标全本虽“犹及见之”，或不属己有，故只能仓促“摘其一二，以广异闻”。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 局部图

再看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晁公武谓当是孝标续义庆原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谓家有详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本合。其每卷析为上下，则世传陆游所刊本已然，盖即旧本。至振孙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者，则佚之久矣。自明以来，世俗所行凡二本：一为王世贞所刊，注文多所删节，殊乖其旧；一为袁褧所刊，盖即从陆本翻雕者，虽版已刓敝，然犹属完书。

清代李调元（1734-1803）也以杨慎辑得的旧注为难得，他在《世说旧注序》中说：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三卷，梁刘孝标注，段成式《酉阳杂俎》引作《世说新书》，不知何时改作《新语》，相沿至今，不能复正。《唐·艺文志》作《世说》十卷，有刘孝标续十卷，今其本不传。《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同。据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则又佚之久矣。孝标所注，特为详赡，故高似孙《纬略》极称之，其纠正义庆之缪，尤为精核，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考证家所引据不可少之书也。但多为宋刘须溪删存之，可惜！升庵《自序》“孝标全本，予犹及见之”，故为此书，以补孝标之佚。则意所佚之续十卷内语乎？虽篇页无多，至可宝也。古书亡者多矣，非有博览如升庵，不几佚而竟佚乎？

观此可知，至晚在清代，喜爱《世说》的读书人尚无法看到附有汪藻《世说叙录》等文献的宋本，盖因当时流行的《世说》版本大多是经过宋明人或删或补的“赝品”。故清末学者李慈铭（1830-1894）说：“阅《世说新语》。此书遭刘辰翁、王世懋两次删补，殊甚痛恨，刘孝标之注更零落不全。予购求善本有年，竟未得也。”[2]

《世说新语》明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

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崔朝庆（1860-1943）写于1937年的《节本世说新语》小序称：

今所传者有二本：一为王世贞所刊，删削原文旧注，已失匡庐真面；一为袁褧翻雕，陆游重刻之本，较为完善，书中句或钩棘，语近方言，千数百年来，未能有人釐正，美犹有憾，此可视若史之阙文者也。[3]

尽管此时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已被影印至海内，但珂罗版《世说新语》影宋本依然无从得识“庐山真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写本《世说新书》虽是残卷，却是“千年等一回”的无价之宝。围绕唐写本残卷，可以探讨下列四个问题：

其一，此本如何发现的？

此本的发现也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据日本学者田中勇次郎编《唐钞本》（台湾明文书局1981年翻印本）称，日本明治十年（1877），京都东寺寺侍西村兼文从该寺宝库中发现此古钞残卷，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起见，乃将残卷割裂为五，分别藏于山添快堂、桑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山田永年五人处[4] 。1915年夏，流亡日本的学者罗振玉（1866-1940）在神田香岩处看到《世说新书》古本的一截，如获至宝，后设法复合并影印之。

其二，其抄写时代是否为唐代？

关于残卷的抄写时代，学者多以为乃唐写本。最早记录此残卷的是晚清著名学者、书法家、藏书家、金石学家杨守敬（1839-1915）。他在《日本访书志·世说新书残卷跋》云：

《世说新语》古钞残卷虽无年月，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其为李唐时人所书无疑。余从日下部东作借校之，其卷首尾残缺，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校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

杨守敬作为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的随员，自明治十三年（1880）至十七年（1884）在日本生活了五年。他所提到的日下部东作，乃日本近代书道之父、鸣鹤流派的创始人、日本明治时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与中林梧竹、严谷一六并称为“明治三笔”的日下部鸣鹤（1838—1922）。当时日下部鸣鹤与杨守敬交往密切，执礼甚恭，他继承了大量杨守敬珍藏的拓片碑帖，从中汲取书法精华，为其后来开启日本书法鸣鹤派奠定了基础。杨守敬从日下部鸣鹤处借校的不过是古钞残卷五段中的一段，仅十一条，观其起讫两条，可知乃五段残卷中的第一段，应该是山添快堂的藏品。作为书法大家的杨守敬，将此段残卷与日本古写佛经加以对照，乃断定“其为李唐人所书无疑”。

《世说新语》明刻本

杨氏的这一推断与残卷的另一位收藏者神田醇所见略同。神田氏《跋》云：

余家藏旧钞本《世说》残本，刘孝标注《豪爽篇第十三》，书法端劲秀润，为李唐旧笈矣。按《世说》一书，屡经后人窜乱，久失旧观。《隋志》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新旧唐志》并同。《日本见在书目》亦载刘孝标十卷，乃至唐代传本，一存其旧，未经改易。迨宋时诸本纷出，卷第遂有改易。陈氏《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所云可以证焉。有宋绍兴八年董弅刻于严州者三卷（此本淳熙戊申陆游重刊于新定，嘉靖乙未袁褧又重雕之，道光戊午周氏纷欣阁又翻刻袁本。）各卷分为上下，卷数与隋唐两志夐异，乃经晏元献删定，已失旧观，明王世贞兄弟又加增损，而以何元朗《语林》羼入，谓之《世说新语补》。于是《世说》旧观，荡然亡矣。此书旧题《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尚云“新书”，《菅家文草》有《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诗，黄伯思《东观余论》辄云《新语》，则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后来相沿称“新语”，无知其初名者矣。此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与今本异同甚多，可补正夺误者，不胜枚举，实海内孤本，千载之后独能存临川之旧者，独有此卷耳。纸背所写金刚顶莲华部心念诵仪轨，亦七八百年前旧钞，纸尾署杲宝，此卷当是其旧藏。杲宝为东寺观智院开祖，见本朝《高僧传》。忆三十余年前与亡友山田永年等四人，获一长卷，截而为五，各取其一，余得末段，即此卷也。他日倘得为延津之合，不亦大快事乎！故记以竢之。京都神田醇记。

此跋作于何年，神田氏未详署，据其“忆三十余年”云云可知，至迟也在1907年之后，与罗振玉见面的1915年之前。神田氏此跋对《世说》版本、卷第、书名、刊刻、删定、增损之历史言之甚详，非谙熟《世说》者莫可道，而他对此残卷的钞写时间，亦断以“李唐旧笈”，尤其“纸背所写金刚顶莲华部心念诵仪轨，亦七八百年前旧钞”这一细节，至为重要，或许便是杨守敬所据以对照的“日本古写佛经”亦未可知。如是，则两人的断语当极可信。

罗振玉影印《唐写本世说新书》 珂罗版

罗振玉《跋》云：

我国《世说》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见更古者。予所藏有康熙庚子张孟公移录蒋子遵校本，所主之本，为传是楼所藏淳熙刊本，其书亦三卷，每卷分上下。宣统初元，在日本东京见图书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后所刊，皆出晏元献改誊删校之本，其未改本以前本不可见也。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而无由得以入吾目。乙卯夏，访神田香岩翁，始知香岩翁藏其末一截，出以见示，为之惊喜。已又知第一截为小川简斋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请于神田、小川两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许诺，并由小川君为介于小西君，神田君为介于山田君，于是分者乃得复合。神田翁复以所为跋尾见示。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菅家文草》[5] ，谓此书初名《世说新书》，五季宋初始改称《新语》，其说至精确。予考《唐志》载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则临川之书，唐时作“新书”之明证，可补神田翁所举之遗。亡友杨星吾舍人曾见第一段，载之《日本访书志》。尚未知古今称名之异，今影印既竣，爰录神田翁及杨君之跋于后，并记是卷已析而复合，实得神田、小川两君之助，而山田、小川两君之见许，其惠亦不可忘也。爰书之以飨读是书者。丙辰（1916）十一月上虞罗振玉书于海东寓居之四时嘉至轩。

此跋详叙古卷分而复合之款曲，“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及读到杨守敬（字星吾）跋文，“神田翁复以所为跋尾见示”后，罗振玉更不复疑。从此，古钞残卷为李唐写本乃成定谳，刘盼遂径以《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为题撰文，杨勇也认为：“此卷避讳至‘治’字而止，想系唐高宗以后钞本，神田等云为李唐旧物，是也。”[6] 后来诸家亦未表怀疑。

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直到1998年范子烨博士论文《世说新语研究》问世，才对唐写本残卷之抄写时代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并从讳字及书法两个角度考察《世说新书》残卷之抄写时代，发现：（一）抄本不避李唐诸帝名讳，甚至亦不避陈隋皇帝名讳，却避宋武帝刘裕及梁武帝萧衍讳，故认为“残卷”当系梁代之抄本，“其抄写时限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52）至大同六年（540）之间”[7] 。（二）取梁代至初唐四篇书法作品与抄本书法比较，发现“其用笔风格已十分接近，而其精神气韵颇为相似。就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书法发展的轨迹看，‘残卷’出现于梁代是完全可能的。”[8]

应该说，范氏的考证有其理路，然又让人未敢轻信。我一直对此存疑却又未能找到足以反驳的理据。近年来梳理《世说》研究史，得以对唐写本相关文献仔细研读，深入思考，遂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仅以抄本残卷之不避唐讳来判断其非唐时手笔，忽略了此残卷出现于东瀛这样一个事实。上文提到，杨守敬和神田醇二人判断残卷为李唐旧笈的根据，一是“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一是根据“纸背所写金刚顶莲华部心念诵仪轨”，后者提到一重要信息，即古佛经“亦七八百年前旧钞，纸尾署杲宝，此卷当是其旧藏。杲宝为东寺观智院开祖，见本朝《高僧传》”。而京都东寺观智院兴建于公元八世纪末，正是李唐中晚期，当时中日佛教交流频繁，大唐东渡扶桑及东瀛派往大唐的僧侣使节不知凡几[9] ，故此书或由日本学问僧抄写，后带回日本，藏于以古籍收藏闻名的京都东寺观智院亦未可知。如说日本僧人书法不至如此俊秀精美，则也可设想另一可能，即此卷或由大唐赴日本弘法的僧人临摹缮写而成，因在海外，不避皇帝名讳亦无不可。总之，仅以避讳字和书法风格两点，实难以推翻亲见残卷真迹的书法大家杨守敬及藏书家神田醇二人的审慎推断。至于据《世说新书》之名梁代即有，便谓古钞残卷定为梁时所写，逻辑上亦难成立，盖唐时《世说新书》十卷本最多，不可轻以书名、卷数定其抄本之时代也。

其实，范氏书中亦未敢坐实。在引用六幅书影后，亦于页下下一脚注云：

友人凌家民先生提供以上资料，且告余曰：“此残卷或为东瀛来华之学问僧所抄，如此自可不避诸帝讳，而书法又具李唐风神也。”凌先生学识渊懿，于书学尤为究心。其说有见，余不敢隐，谨志于此，以公诸同好云。[10]

此则注释以前未曾注意，此次披阅真有拨云见日之感。窃谓凌家民之判断慧眼卓识，足以为古钞残卷的抄写时代问题完满收官。故本文依旧以唐写本残卷目之。

刘强 著《世说三昧》岳麓书社2016年

其三，残卷影印本到底是“五合一”，还是“四合一”？

前引神田醇《跋》谓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乃“截而为五，各有其一”，而罗振玉则说“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那么，到底罗氏影印的残卷是“五合一”还是“四合一”？王能宪以为：“罗振玉影印唐写本《世说新书》跋称割裂为四，误。”[11] 认为当系“五合一”。然，据罗振玉《跋》文，五段残卷的收藏人已发生些微变化，原来的山添快堂、桑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山田永年五人，唯神田香岩尚在，其余四人所藏盖已易主：“第一截为小川简斋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香岩翁藏其末一截”。而罗氏最后影印的确实是四截。今考唐写本残卷，可推知其四段起讫、条数如下：

第一段17叶：《规箴》4“孙休好射雉”条—《规箴》13“元皇帝时”条（即“张闿毁门”条，共10条[12] ）。（小川简斋藏）

第二段19叶：《规箴》14“郗太尉晚节好谈”条—《规箴》27“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条，共14条。（京都山田藏，盖山田永年后人。）

第三段19叶：《捷悟》1“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条—《夙慧》7“桓宣武薨”条，共14条。（小西氏藏）

第四段14叶：《豪爽》1“王大将军年少时”条—《豪爽》13“桓玄西下入石头”条，共13条。（神田香岩藏）

据此果然是四截。作为当事人，罗氏当不会记错。那么，还有一截面目如何？据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云：

自明以来，诸收藏家所著录，从未见有十卷本者；而孝标分卷之原型，于是不可复考。今唐写本，于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据神田翁《跋》，称此卷尚有一段，为山田永年所藏，意必为《品藻篇》及《规箴篇》之前三条文；合《品藻》至《豪爽》凡五篇之量，适当全书十分之一。此五篇为第六卷，则前五卷与后四卷之旧，固可由此略摹而定也。千年队璧，顿复旧观。

刘氏以为所缺之一段，定为山田永年所藏，未必符合情实，然其谓“意必为《品藻篇》及《规箴篇》之前三条文”，则大抵不错。今按：《品藻篇》共88条，如确如刘氏所言，当有数条与《规箴》前三条合并为五截残卷的第一截，其起讫及条数大抵如下：

《品藻》80“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条—《规箴》3“陈元方遭父丧”条，共12条。

如果真是这样，则五段残卷即使全部复合，亦未能凑满第六卷。不过，有此珍贵的唐写本残卷，《世说新书》十卷本虽然依旧是“神龙首尾两不见”，终究可予读者以遐想的空间。故罗振玉、刘盼遂等前辈欣喜之情，实可感同身受。

其四，唐写本残卷版本价值若何？与宋本相比孰愈？

宋本《世说新语》中华书局影印

唐写本残卷问世以来，大受青睐与赞美。如神田氏《跋》云：“实海内孤本，千载之后，犹能存临川之旧者，独有此卷耳。”前引杨守敬《跋》称：“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校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显然以为此卷价值在宋本之上。罗振玉《跋》则先云：“我国《世说》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见更古者。”后则曰：“宣统初元，在日本东京见图书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后所刊，皆出晏元献改誊删校之本，其未改本以前本不可见也。”亦认为残卷虽残，足矫宋明诸本之枉。又，刘盼遂得睹此卷影印本后，率先撰文指出残卷“特异之处”三端：其一，可借窥《世说》十卷本之原貌，所谓“千年队璧，顿复旧观。庐山之面目可识，中郎无虎贲之叹，岂非艺苑中所同声称快者乎！此唐写本足以上探《世说》卷帙之源泉矣。”其二，“由此可证群书中所引《世说佚文》必非临川原本，实出于注语及临川别书矣。然不得唐本，迄难能证成此说，此写本可以破从来佚文之谬说也”。其三，“晏、王二氏，剪裁《世说》注文，或刊全节，或删语句，亦有本无此注，后人据他书妄行沾益者。

（奭刂）荆野于武夫，靳渥洼于欵段，读者回惑，莫秉南针。及唐本出，宿滞冰释。……然非得唐本，作两造之质，将亦无征不信，是又唐写本可以征注文之增消矣。”[13] 杨勇亦称其“为人间唯一古卷。……制度大方，字体古雅，为未经宋人删改之《世说》也。”又说：“此卷片言只字，最能见当代风貌，而文章气韵，正自有未易言者，皆能于此卷得之，实稀世之珍品”。[14] 周祖谟更将其与影宋本对比，评之曰：“此本只存《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几篇，文字远胜于宋本。”[15]

余嘉锡 著《〈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纵观诸家对于唐写本，可谓交口称赞。独今人范子烨以为：“残卷书法虽工，但抄写质量不佳，其与宋本相较，互有高下。”在将唐卷与宋本正文及刘注进行仔细校勘后又称：“残卷虽系与原本最近之古本，但其讹误、脱漏亦多，故宋本之价值是它所取代不了的。在‘残卷’中，刘《注》的字数往往多于宋本，盖因宋本曾遭宋人删节之故。”[16] 观其语气，又似与推测残卷为梁代钞本时不甚相侔[17] 。

窃以为唐写本残卷虽非完帙，但其版本价值实在宋本之上，因今所传宋本、明本，皆为宋人删削，非复临川之旧观，举凡卷次、篇数、正文、注文等情实，如无唐写本残卷，恐永无窥见之可能，此其版本价值之最著者。杨勇谓之“稀世之珍品”，信不虚也。前引刘盼遂文又称：“以上三者，皆就其荦荦大耑言之，其有稗于《世说》者，已如此之巨；若夫订文字之异同，正袁本之悂憀者，数尤夥颐。”

今接着刘氏对唐写本残卷之价值稍作申论如下。

首先是諟正文字。如《世说·规箴》第22条，宋本作：

王大语东亭：“卿乃复论成不恶，那得与僧弥戏！”

今按：“论成不恶”，不成语。李慈铭曰：“案‘论成不恶’四字，当有误。或云：论成者，谓时人‘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之语。珣劣于珉，世论已成也。’”由于李慈铭未见唐本，故只能存疑。唐写本作“伦伍”。朱铸禹虽见过唐写本，亦称“不可解”。[18] 杨勇释“伦伍”：“伦伍者，品评人物之次第也。时人品论高下，犹军伍之有先后，故有难兄难弟之言。”龚斌则曰：“伦伍，同辈，流辈，此作‘流品’解。”并引《宋书·臧质传》及《颜竣传》“伦伍”用例以证。语义更为显豁。两相对照，宋本显然不及唐本。

再如《规箴》篇26条，宋本：“并上下权要”，唐写本残卷“上下”作“弄”。周一良批校云：“六朝碑版弄字又写成“挊”（去扌旁）者，后世遂为二字。唐写本作弄，是也。魏孝文吊比干文碑‘执垂益而谈挊（去扌旁）兮’，即弄字。又如魏齐郡王祐妃常氏墓志‘明慧之鉴，允昭于载挊（去扌旁）之春’。杨乾墓志‘又不好挵。’加手作挵，且不作挊（去扌旁），竟成卡字矣。尔朱绍墓志‘弱不好挊（去扌旁）。’”[19] 此皆可证唐写本在諟正文字方面之重要价值。

《兰州学刊》2018年第二期封面

其次可补充刘注。刘孝标《世说注》，经宋人晏殊、刘辰翁及明王世贞等人剪截删定后，不复旧观，唯赖唐写本残卷可以窥察原貌。故刘盼遂云：“孝标《世说》注，虽更晏元献、王元美，迭施刊剟，而临川原本，从未寻斧柯，尚称全璧。”如《夙惠》篇第3“晋明帝数岁”条，唐写本残卷有刘孝标注云：“案桓谭《新论》：‘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问其远近。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近者。日初出大如车盖，日中裁如槃盖，此远小而近大也。言远者日初出，怆怆凉凉，及日中如探汤，此近热远怆乎？’明帝此对，亦二儿之辩耶也。”然各本删去注文，以至对“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句，出现理解偏差[20] 。又如《规箴》第6“何晏、邓颺令管辂作卦”条，唐写本注文多于今本70余字；同篇第26“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一条，唐写本注文多于今本者至222字之多；又《夙慧》第2“何晏七岁，明惠若神”条，唐写本注文多于今本40字；不胜枚举。唐写本之价值，于此可见。

《兰州学刊》2018年第二期目录

再次可贯通文义。如《规箴》第14“郗太尉晚节好谈”条，宋本作“冰衿”，历来莫得其解。王世懋批云：“‘冰衿’二字未解。”凌濛初则释曰：“‘冰矜’意者，寒战也。人怒极，恒有此。”吴勉学云：“冰矜似是寒战意。”今按：“冰衿”，唐本作“冰矜”。余嘉锡案：“冰衿”不可解，余初疑‘冰’字为‘砅’字之误。乃观唐写本，则作‘冰矜’，点画甚分明，其疑始解。盖郗公不善言辞，故瞠怒之余，惟觉其颜色冷若冰霜，而有矜奋之容也。陈仅《扪烛脞存》十二谓‘冰衿谓涕泗沾衿’，未是。”[21] 实则此则前有“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正可作“冰矜”作“矜”之内证。然若无唐写本，亦难以断言。

以上，对唐写本之版本意义及文献价值稍作考辨，尚有未尽之意，兹不赘论。

（此文原载《兰州学刊》2018年第2期）

【注释】

[1] 此文为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世说新语研究史论》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5FZW009。

[2]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3] 参见《节本世说新语》，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初版，三十六年二月再版。中学国文补充读本第一集，崔朝庆选注，王云五、丁鷇音、张寄岫等主编。卷首有《世说新语释名》七页，《琅邪王氏与太原王氏之世谱》四页。

[4] 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页68。

[5] 《菅家文草》是日本平安时代以才学著称的诗臣菅原道真的汉诗文集，收录了468首诗歌。其中第149首题为《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聊命春酒，同赋雨洗杏坛花。应教一首》，其中提到《世说新书》。

[6] 参见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香港大学：《东方文化》1976年第8卷，第2期。亦见氏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版，页48。

[7] 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四章《〈世说新书〉残卷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28。

[8] 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页130。

[9] 张荣湄《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及研究》称：“平安时代（790-1192）《世说新语》已流传到日本。《世说新语》从440年成书以来到891年《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为止，经历了四百多年时间。这期间，中国和日本交流频繁，日本朝廷从630年到894年之间，派遣了十数次遣唐使，选送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到中国，以学习吸收中国的文化。其中有享有盛名的入唐留学的弘法大师释空海（775-835）。他曾经写过《敕赐〈世说〉屏风书毕献表》，但写的确切的时间并不清楚，由释空海在世时间来推定，大约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出版前六十年左右。这也许是有关《世说》在日本流传的现存的最古的信息。”见井波律子：《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李庆、张荣湄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页140-141。

[10] 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页130。

[11]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页109下注释[11] 。

[12] 按：前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世说新书残卷跋》以为“十一条”，盖《规箴》第13条“元皇帝时”中“贺曰”另作一段，以至杨氏计算失误。见中华书局1999年影宋本《世说新语》，页904。

[13] 参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载《清华学报》2卷2号，1925年。

[14] 参见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香港大学：《东方文化》1976年第8卷，第2期。亦见氏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版，页46、页48。

[1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1。

[16] 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32、页144。

[17] 范子烨在《世说新书残卷之由来》一节末尾称：“笔者曾以为‘残卷’可能出自敦煌石室，后流入日本，但于时间不合，且有关敦煌古籍之目录亦无记载（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现在看来，‘残卷’可能是日本学问僧从唐朝携回的，但这不足以说明‘残卷’即是唐朝本。”（见氏著《世说新语研究》，页124。）这一说法当系受到友人凌家民的影响，故其持论尚有犹疑。窃谓范氏之所以对唐写本残卷之价值估计不高，以至将残卷与宋本的异文校勘，视为“发掘其存在的问题”，盖因前面推测稍过，尚未完全说服自己，故反影响了对唐写本之客观评价。

[18] 朱铸禹云：“‘论成’不可解，或释为如今俗语‘讲到底’，亦未知是否，记此待更考。‘伦伍’，亦不甚可解。或谓王珣交游相与为伍者皆不恶，似或可通。”参见氏著《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489。

[19] 参见周启锐整理，朱总斌校对、标点：《周一良批校〈世说新语〉》，《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92。

[20] 如杨勇即认为：“日，指元帝。”参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三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535。

[21]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