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恺的《国宝沉浮录》一书有“佚目”书画简注，内列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石渠宝笈· 初编》著录为真迹。由香港王文伯携美，售与顾洛阜，后价让勘察斯城纳尔逊博物馆，现仍藏于该馆，并成为镇馆之宝。经考辨，此图并非是“真迹无疑”的北宋孤本画。
一、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简介
南宋邓椿《画继》记：“乔仲常，河中人。工杂画，师龙眠（李公麟）。”也有说乔仲常为李公麟外甥或其表亲。其传世之作只有《后赤壁赋图》。《后赤壁赋图》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 初编 · 卷三十二》，被定为“上等”。该图“素笺本，墨画，分段楷书本文（指苏轼《后赤壁赋》一文），无款，姓名见跋中。”“卷高八寸三分，广一丈九尺一寸三分”。有宋梁师成、清梁清标诸藏印。卷后有宋赵德麟、武圣可二书跋。，该卷还有七则无名氏跋书、元赵岩跋书，均为仿伪书
二、相关的研究
杨仁恺的《国宝沉浮录》是“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的一本专著，将颇多的故宫散佚书画的文献记载，及其亲历的见闻收录其中。关于《后赤壁赋图》，杨仁恺说：“应当承认，我未见原作，仅从谢稚柳先生手中看到照片，未敢肯定其为真迹。”但是他记吴湖帆大弟子王季迁“用重金购入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就是独具只眼的佼佼者。”其后又记：“谢稚柳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画师，又是独具只眼的鉴赏家。他对此卷的初步评价云：‘他（乔仲常）的技法，表现在形象上，尤其是一些山与石，採取了扼要的、化繁为简的形式，产生了一种清空的气氛，正显示了他的绘画趋向，最前的一段，对‘人影在地’作了突出的描写，这一种题材的表现，除在中唐以前的壁画上有过外，其他的图绘中是从未见过的。”又云：“据历来的叙说，乔仲常人物师李公麟，这种山水画的风貌，在北宋，既不同于当时社会风尚所归的董（源）、李（成）、范（宽）、郭（熙），而有许多迹象表明，恐怕也仍是从李公麟而来。”两位“独具只眼”者，一是“重金收藏”，另一是艺术评鉴，对杨仁恺影响很大，因此他改口说，谢先生评鉴的“精妙之处可资借鉴“。又曰“此外根据画后赵德麟（令畤）宣和题跋，尚留有元人赵岩一题，后又发现已残缺的几家北宋人跋，都是以此卷为对象。兼之，宋素笺接衔间钤有北宋画家梁师闵（应是北宋宦官梁师成）印多方，它与宋人题识时代吻合无间，应承认是乔氏传本孤本。”这一结论是其后来“面对原作、仔细审阅后得出来的看法。”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 ·上卷》中曾考鉴北宋李公麟《龙眠山庄图》，其中涉及到《后赤壁赋图》。徐文指出：“此本（指《龙眠山庄图》）是描写实景，构图沿用五代以前和传世称为唐王维《辋川图》等画法---平正、质实，不作灵巧的剪裁，但用笔又比较草逸。虽然二卷（包括另一卷《山庄图》）都是摹本，也还能看得出来。这种笔法和李氏（李公麟）真迹临韦偃《牧放图》正相一致。”下文就顺沿到乔仲常绘画。“亦可参看李氏外甥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真迹。当然真迹与摹本又自有区别。《山庄》二本大都比较拘滞，而《赤壁》则更能‘掉臂游行’，苍率俊逸。李画化古为新，合行家、利家为一手，超出于五代、北宋前期最为流行的旧传派--关仝、李成、范宽诸家之外。其被称为‘宋代第一’并不是偶然的。而乔仲常则是追随于后的一人。”之所以将徐邦达先生考鉴李公麟《山庄》的评鉴引出，因为可以由此看出《山庄图》与《后赤壁赋图》在构图、画法上的一致性，即徐先生认为乔为李氏“后一人”的说法，《后赤壁赋图》不仅为“真迹”，且能“掉臂游行”，即自由挥洒，苍率俊逸，胜于死板的摹本一筹。
2006年台北故宫举办“北宋书画特展”，并出版了名为《大观》的展览图录及相关的研究论文。“特展”包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及相关研究论述。研究文章含括了上述的一些鉴定意见。如此图承袭了李公麟的绘画特点，突破了以往的山水画传统，与李公麟《山庄图》、《临韦偃牧放图》画法有一致之处等等。“特展”研究论文也有新的阐述。如苏轼《前、后赤壁赋》的文学名篇，在苏轼卒后（1101）不久就以绘画形式予以表现，最早的即是乔仲常所绘的该图。又如，该图採取一段赋文、一段图绘的方式展开，第七段赋文：“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玄”字缺末笔，避宋代始祖赵玄朗名讳，以此可证该图为宋代绘画。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不在这里详细介绍。曾见央视书画频道介绍此图，影像中出现纳尔逊·阿金斯美术馆长从库房双手捧出该图并予以展示。节目主持人称该图为该馆镇馆之宝。如按上述的研究评价，确可称为“国宝”，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某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是该图的“硬伤”所在。
三、几点考鉴
其一，有研究者早就对乔氏此图考鉴为不可靠的作品。原因之一，现存该图与《石渠宝笈· 初编》所记尺寸不合。按《石渠宝笈· 初编》记，该图：“卷高八寸三分，广一丈九寸二分”。若换算为现今通用的尺寸，即高为27.6厘米，横637.2厘米。而现存该图的尺寸为高29.5厘米，横560厘米。该图书画共分为八段，每段长度约为28厘米，但第一段仅存10.9厘米。论者分析可能卷首伤缺，重新装裱时仅剩现状中残存部分，故其长度与《石渠宝笈· 初编》所记有明显差距。可以做这样的分析。现存作品的高29.5厘米，较《石渠》所记的27.6厘米，高出大约2厘米。难道该图卷“长个儿”了吗？也有人分析说，清代量尺与今天通用的量尺有不同的换算法，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尺度。那让我们换一种比较方法。北京故宫藏宋马远《水图》，著录于《石渠宝笈· 初编》，记“幅高八寸三分”，与《后赤壁赋图》的幅高相同。今测量《水图》的幅高为26.8厘米。为什么两作的幅高相同，而测量结果有0.8厘米的差距呢？这其中有重新装裱时少许的伸缩、有测量的工具不同、丈量者手松紧的一些原因。尽管如此，无论《水图》幅高26.8厘米，还是《后赤壁赋图》的幅高八寸三分、换算为27.6厘米，与今传的《后赤壁赋图》的幅高29.5厘米相比，怎么解释也说明不了今传本“长个儿”的原因，除非今传本不是《石渠宝笈· 初编》著录的原本。
其二，著录于《石渠宝笈· 初编》的《后赤壁赋图》的“上等，秋一”。根据《石渠宝笈· 初编》的“凡例”，凡收录该书的书画作品分为“上等”、“次等”。“上等”作品详加著录，包括题跋、鉴藏印记等均著录详明。“次等”则简记作品款识，不著录题跋、藏印。又，“上等”书画钤加“乾隆鉴藏之宝”等六玺。“次等”作品钤三玺，以示区别。奇怪的是，上述诸位专家、研究者无一人注意到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仅钤有嘉庆、宣统二帝的二方印玺，无一方乾隆帝的鉴藏玺，更不用说应有的六玺之印。也许论者以为有可能漏钤了，所谓“事属难免”。但根据《石渠宝笈· 初编》的“凡例”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初编》中的“上等”书画钤加的六玺，至少要分两次钤加。按相关规定，在入选《初编》前，先有一次“预选”。“预选”之作钤加五玺，入选之后再钤加“乾清宫鑑藏玺”等殿堂之名的鑑藏玺，以成六玺。难道两个环节都“漏钤”了吗？又且，《石渠宝笈》诸书的著录，都是参与编修的编纂官们照原作分为草拟、誊清、定稿三个阶段完成的。难道各环节都疏漏了吗？迄今为止，录入《石渠宝笈》诸书的书画作品“漏钤”玉玺的，似乎只此一件。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此外，此图在清初曾为收藏鉴赏家梁清标所藏。《石渠宝笈· 初编》记梁氏藏印：“前隔水有‘梁清标印’、‘蕉林鉴定’二印；押缝印有‘棠村’、‘观其大略’二印；后隔水有‘蕉林梁氏书画之印’、‘蕉林书屋’二印。”所谓“押缝”是指钤在画卷每一接纸处的“骑缝印”。若每一“押缝”钤二印，那八接纸则应钤七组计十四方“骑缝印”。现存的该图无一方梁氏押缝印。《石渠宝笈· 初编》的编纂官们不会无中生有吧。但为什么没有乾隆帝的六玺？又没有梁清标钤加的押缝印呢？难道都漏钤了吗？又，该卷有宋梁师成钤加的藏印、押缝印。梁师成，宦官，深得宋徽宗赵佶的信任，官至太尉。其所钤诸印，无论印形、印文都颇为诡异，有些印文文字很难识别，以至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一书将梁师成误释为北宋画家梁师闵了。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还有些作伪者在钤伪印时故意将印章震动一下，使它模糊难辨，以蒙人视察。”若非徐先生所说，职官太尉的梁师成怎么有这样的印章？又怎么钤成这等模样？
其三、该图卷后有宋人赵德麟、毛注（圣可）二跋。赵德麟，名令畤（？--1134），与苏轼颇有交往，书法学苏轼，除该跋书外，尚有书法传世，如藏台北故宫的《赐茶帖》等。经比鉴，赵德麟的跋书为仿书。在此之前，台湾大学教授、书画鉴赏家傅申先生也认为赵德麟跋书为伪书。毛注的跋书当然也不可能为真迹。
四、鉴后的启示
当代鉴定家张珩《怎样鉴定书画》一书，被当作当代书画鉴定学的筑基之作。该书以“主要依据”与“辅助依据”的阐述为主要内容。“主要依据”为书画本身，“辅助依据”为题跋、藏印、著录文献等。这一划分原则上是成立的，但“主要依据”脱离了“辅助依据”的“辅助”，难免成为“就画论画”。正如杨仁恺先生，其先看到《后赤壁赋图》的照片，“未敢肯定其为真迹。卷中山石树木，运笔草草，人物较树石工整，与所见北宋画极少关联。”但当知道“独具只眼”者的看法后，也随之改变了说法。可见“看画论画”的主观随意性。
以辩证法论，“辅助依据”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主要依据”。如果现存的《后赤壁赋图》的幅高丈量准确，与《石渠宝笈· 初编》著录本相比较确实“长个儿”了，应不是《石渠宝笈· 初编》著录的原本。最先揭示尺寸不合的研究者，以“姑为存疑”的“宽容态度”而轻轻放过，转过来又去讨论该图是否为《石渠宝笈· 初编》著录原本，是否为乔仲常作的议题，为之可惜！而这位研究者的态度决非个例，即使他的发现研究刊之于出版物，还是会被更多的研究者“视而不见”，或者干脆“自己说自己的，不知道还有别的说法”。于是在“主要依据”的作品本身，进行各种所谓的“深入讨论”，得出所谓的各种“合理的见解”。正像“鉴者”经常对“赏者”说，你说了半天，它是真的吗？
如何看待这卷并非《石渠宝笈· 初编》著录的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有一鉴例可作一种推论。晋王羲之《行穰帖》原为清宫旧藏，今藏普林斯顿大学。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各藏一件《行穰帖》仿伪作，那是“调包”的做法所致。什么人能对清宫藏书画“调包”呢？看看《国宝沉浮录》一书中种种案例，看看什么人物参与其间，会让我们有所感悟。真希望《石渠宝笈· 初编》著录的原本，某一天会像李公麟《五马图》那样，在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又重回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