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诗歌发展的脉络中，桐城诗派以其独特的诗学理念与创作实践，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流派。桐城一地，素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之美誉，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文学大家，他们不仅在散文领域创立桐城派，更将文道合一、雅正醇厚的审美追求融入诗歌创作，使桐城诗派在明清诗坛独树一帜，展现出地域文化与诗学传统交融的独特魅力。
 
一、桐城诗派的形成：地域文化与学术传统的交融
 
桐城诗派的崛起，与桐城地区独特的文化生态紧密相连。明清时期，桐城文风鼎盛，书院林立，家族文化传承有序，方、姚、张、马等世家大族重视教育，培养出众多饱学之士。方苞祖父方象乾著有《滇黔纪闻》，父亲方式济因《南山集》案谪戍黑龙江，仍创作《龙沙纪略》，这种经世致用的家学传统深刻影响了桐城诗人的创作视野。
 
从学术渊源看，桐城诗派深受程朱理学与唐宋古文运动的双重滋养。方苞提出“义法”说，主张“言有物”“言有序”，这种散文理论被延伸至诗歌创作中，强调诗歌应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要求诗歌既要有思想深度，又需注重学问根基与艺术形式。这种将学术精神与诗歌创作相融合的理念，成为桐城诗派区别于其他流派的重要特征。
 
二、诗学理念：雅正醇厚与文道并重
 
桐城诗派的核心诗学理念，在于追求“雅正”的审美品格。姚鼐在《惜抱轩诗钞》中提出“熔铸唐宋”，主张诗歌应兼具唐诗的雄浑气象与宋诗的理趣韵味，反对俚俗纤巧之风。他的《山行》“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晴。千层石树遥行路，一带山田放水声”，以清新笔触描绘田园风光，意境淡雅悠远，体现出雅正诗风的典范。
 
“文以载道”的传统在桐城诗派中得到延续与创新。方苞的《苦寒行》“冰合大河失，长流无急湍。阴崖日不暖，朔风常夜寒”，表面写塞外严寒，实则借景抒发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刘大櫆的《闻蛙》“何处最关情？蛙声阁阁鸣。稻花菱叶外，一路作车声”，以田间蛙鸣隐喻农事繁忙，暗含对农耕生活的赞美。这些诗作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道德教化相融合，展现出诗派“文道并重”的创作追求。
 
三、创作实践：多元题材与细腻笔触
 
桐城诗派的作品题材丰富，涵盖山水纪游、咏史怀古、赠答酬唱等多个领域。姚鼐的《登泰山记》不仅是散文名篇，其同题诗作“泰山郁穹崇，崔嵬上无极”，以磅礴笔触勾勒泰山雄浑气势，将游记散文的叙事手法融入诗歌，开创独特的山水诗风格；方东树的《病起》“病起空庭白露微，西风吹叶雁南飞。十年作客愁如海，一夜思亲梦到扉”，以细腻笔触抒发思乡之情，情感真挚动人。
 
在艺术手法上，桐城诗人注重炼字琢句与意境营造。姚莹的《复过鄱阳湖》“长天接水水连天，万顷波摇一叶船。回首不知云隔岸，远帆惟见树参天”，通过“接”“摇”“隔”“见”等动词，将湖光山色的动态美与静谧感巧妙融合；张裕钊的《渡淮》“淮水东南流，苍茫接天白。长风卷惊涛，浩渺不可极”，以雄浑壮阔的意象，展现出宋诗式的筋骨与气势。
 
四、影响与传承：诗派的延续与时代嬗变
 
桐城诗派自明清发端，其影响延续至近代。曾国藩作为桐城派后期代表，将桐城诗学与湖湘文化结合，提出“经济”补“义理、考据、辞章”之不足，拓展了诗派的思想内涵；严复、林纾等近代文人虽身处新旧交替之际，仍继承桐城派的文学传统，在诗歌创作中坚守雅正格调。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与文学革新思潮的冲击，桐城诗派逐渐走向式微。其过于强调格律与雅正的倾向，在追求个性解放的近代文学浪潮中显得束缚有余、创新不足。但桐城诗派文道并重的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仍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贵借鉴，成为古典诗歌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的桐城诗派，既是地域文化孕育的硕果，也是中国古典诗学发展的重要分支。它以文道并重的诗学理念、雅正醇厚的审美追求、丰富多元的创作实践，在明清诗坛留下深刻印记。尽管其发展历程伴随着时代的兴衰起伏，但其对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精神，至今仍在中华文脉中焕发着独特光彩，为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提供了独特视角。 #2025为河南发声#  #2025新星计划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