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不是农业，是农事。

农事这一概念蕴含着农耕在中华文明系统的重要地位。 从“农业”到“农事”，也是一字之差，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农业，而且也促使我们反思，中国未来特色的农业应该怎么走。

1、农业与农事：一字之差，天地之别

农业这个词也源自西方。

在西方文明体系中，农业的称谓与农村称谓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农业是相对于占据主导地位工业而形成的称谓。由于工商业经济才是西方文明的母体经济，所以农业在西方文明体系中则处在附属的地位。

但农业在中华文明地位，恰恰是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体经济。当我们顺着这思路，对农业这个词进行溯源时，则可以发现，从农业到农事的一字之差背后，其蕴含内容是天地之差。

特别是在现代化经济系统中，相对于现代化工业经济体系而已，农业是一个卑微的附属产业。

从其对国民财富的贡献而已，其创造的GDP的占比可以忽略。而且在现代化经济的评价体系中，农业产值占比越大，越标志着现代化程度越高。

我在地方调研中，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谈到当地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时，当代的领导总是把当地农业占比大，看成是一个问题，看成是当代经济结构现代化程度很低的标志。

农业在现代化经济中的地位，与此相对应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是一样，其占比越小越好。

然而，几千年来农业在中国的称谓，叫“农事”，所谓农事，就是讲农业不是一个简单产业，而是一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呢?是天大的事。同样的农业，以不同视角看。

一个站位在天上，一个站位地下。如果从GDP看，农业和工业只是属于不同产业而已，但是从其对国计民生承担功能看则差别很大。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影响的是生活品质，工业产品是属于满足发展的产品，不是生计必需品。

而一个国家，没有农业会饿死人，会引发社会动乱、国家颠覆。人类文明是从农业革命开启的，农业是人类生命之本、文明之源。只是在近代以来兴起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农本地位被动摇。

特别是对于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对于拥有14亿人口大国农本地位动摇危及是中华文明根基与国家安全、民生大事。农业无论是对于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还是明天的中国，农业是一件“国之大者”的大事不会变，也不能变。

202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农事在中国文明中有多大，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安民治国的天下第一等大事。

作为中国四大农书之一的《齐民要术》讲：“农事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起源于神农创立的中国农耕文明，经过几千年的不同阶段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农事模式。

神农发现五谷、尝百草、制耒耜，开启看中国农医同源的中国农耕文明。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解决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天时的问题。舜命后稷，食为政首，解决了政府如何管理农事的问题，让农事管理成为国家治国之大事。如果说神农发明耒耜，解决的如何利用地力，尧的敬授民时，解决如何利用天时，而舜命后稷，食为政首，解决是人事。

由此满足的农耕生产所需要的天地人三大要素。禹制土田，万国作乂，也就就是禹王定九州、制定国家的田亩制度，使土地规划与管理、包括水利治理等纳入国家治理之中，解决是土地管制制度的问题。到了殷周时期，随着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生活富裕之后，而不是满足现状，而开始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对民进行礼仪教化。《诗经》所展现就是那个时期，对民进行礼乐教化的真实记录。

这时的农耕已经不是单纯满足物质需要的农耕，而是进入礼仪农耕、诗意生活、礼乐教化、民安而足的阶段。这样礼乐教化的农耕与诗意生活的结合，将生活与生产、教育与农业、物质与精神融为一体，一个系统成熟中国文明体系初步形成。

正是在周之前奠定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了，才有中华文明在另一更高层次演化与发展，这就是经过战国纷争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从此使中华民族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于此相匹配保证国家统一的政治体制。

从秦始皇的法制到汉朝独尊儒术的德治，基于德治与法制的有机结合，孕育出中国文明走向辉煌的高光时代，大唐盛世。

2、古代农事地位：天下之大本、民生之大事

无论中华文明如何发展，鼎盛千年的丝绸之路如何繁荣，但中国历朝历代治国者，都恪守着“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祖训。农事是天下之大本、民生之大事、治国之政要、文化之源头的功能一直维持者。

正因为农事如此重要，所以，劝农耕作，便成为历代皇帝必须做的大事。《汉书·文纪》记载的汉文帝)劝农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

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景帝的劝农诏曰 “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中国田园诗人、隐居乡下的陶渊明劝农诗：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

傲然自足，抱朴含真。

智巧既萌，资待靡因。

谁其赡之，实赖哲人。

哲人伊何?时维后稷。

赡之伊何?实曰播殖。

舜既躬耕，禹亦稼穑。

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陶渊明劝农诗给我们描述的是悠悠遥远的上古时代，先民他们过着傲然自足，纯朴怡然自得的农耕生活。可惜这个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狡诈奸巧，衣食乏匮，分配不公等问题出现了。

如果改变这一切呢?就是我们的后人要像圣贤先人学习。这些哲人就是叫人种植五谷种植的后稷，曾经亲耕的舜王，亲临稼穑的大禹。

《周礼》典籍有种八政要，排列第一的是食。《尚书洪范》中记载的八政是：“一曰食，二曰货，叁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中国古代农事与今天农业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古代农事是大农业。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齐民要术》所记载农事，不是今天理解的单纯的农耕的农业，而是农耕、养殖、手工、食品等融为一体的大农业。

相对在现代化农业冲击下的当代中国农业，越来越萎缩成为单一种植粮食背景下，如果让中国农业成为农工商一体、农林牧副渔并存的、吃穿住用行的综合农业，是目前值得反思的一件大事。

3、农事是中国古代道家、儒家、农家、医家之源

农业不仅是解决生计的、生产粮食的产业。中国几千年农耕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与智慧创新的过程。从下面这几张图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太极八卦智慧源自古代的天文学。

右上图中八角星是今天贵州苗族服装上的图案，现在苗族身上穿的衣服上都有这个图案。这不仅仅是一个衣服的装饰，这个图案与在山东出土的6000年前陶瓷上的图案是一模一样。

通过历史学家的初步判断，这个图案是4000到5000年前，我们祖先发明的最早的天文图。从最初的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形成的四个方位，再加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四个节气，形成了八个方位图。这八个方位的图演化为抽象的八卦图，从八卦图又延伸出九宫格。今天少数民族的服装的八星图，也是古代天文图演化的结果。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的吃穿住用行以及其所从事的农业活动即农事这件事，包含着古代的高科技，是中华智慧之源!

中国文化从大类分，可以分为道家、儒家、农家、医家等四大家，而构成中国文化的这四大类都源自农事。天地人不仅是满足农耕的三大要素，由此还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天地人三才的思维方式。对天地人的形而上的思考，天地抽象为阴阳、乾坤。以此为逻辑起点，形成诸经之首的《易经》。

作为《易经》逻辑起点的三爻。就是代表的是天地人。运用阴阳理论，三个阳爻，对应应该有三个阴爻，合起来是六爻。这六爻既可以代表一天中昼与夜的阴阳，也可以代表一年的四季的阴阳交替。把阴阳再抽象为乾坤。

天代表阳，这就是乾卦，地代表阴，就坤挂。天地相交组合形成64挂，就像西方的科学家元素周期表一样，这六十四卦涵盖了宇宙人生的所有方面。元素周期表涵盖了构成这个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

中国《易经》的64卦涵盖是整个宇宙人生的演化周期与基本情况，64卦之后这是宇宙人生演化周期重复开始。这是多么大道至简的智慧。

《易经》源自天地，这不是我们的推测，而是《易经·系辞》讲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是集道与术、象与数为一体的涵盖人生宇宙的大百科经典，所以称诸经之首。

老子的《道德经》是在《易经》基础上，对道进行专门研究的经典。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论的道，也是从天地人开始，最后归结为天地人中最高存在是自然。

如果说道家的思想是侧重于天而论道，是沿着天人关系探究天人合一之道。而儒家则是对人与人如何和谐相处进行的研究。即使儒家对人伦的关注，也同样的是从天地人的大逻辑出发，儒家所讲人性，源自“乾道生男，坤道生女，阴阳有别，刚柔有体。《易经》”。

在此需要清楚，儒家所关注的人性与西方的人性不一样，中国的人性源自天道而推演出儒家仁爱的人之性，西方人性源自人的本身，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生存自由与权利的人性。

源自炎帝的中国农家，就是天地人三才思维模式原创者。除此之外中国的中医，应该说是与农家同出一家。所不同的农家面对的动植物这个生命世界，医家面对的人的生命世界，而形成了中国农家与医家。

综上所述，农事在中国的地位，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成就了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的之源。农事之大在中国与农业在西方文明的地位，无法相比。

此文源自《大国乡村：乡村蕴含中国式未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张孝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