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五眼联盟。五眼联盟中的五个国家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其中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孤悬海外的岛国。
再次一级，人们可能会想到日本、韩国、甚至菲律宾。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也是都位于太平洋第一岛链上的关键位置。
除了加拿大外，美国的关键盟友加起来，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岛国联盟”，以控制关键的海上航运节点，以及限制陆地国家的影响力为指导原则。可以说，美国的盟友政策一方面是以昂撒文化圈为基础，另一方面则与它的海洋霸权政策相匹配。
这就让美国的另一个重要陆上邻国，墨西哥的地位显得非常尴尬。
Mexico
经济上，美国和墨西哥的联系非常紧密。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墨西哥出口总额的80%以上。在美国主动与中国脱钩断链的背景下，墨西哥也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但是，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糟糕得多。文化上，墨西哥人属于西班牙语言圈，即使移民到美国，也习惯于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政治上，两国关系长期紧张，在非法移民、毒品、水资源等很多方面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
而中国一旦完成对中南半岛国家的整合，其意义要比墨西哥之于美国重大得多。
一方面，中南半岛国家在文化上与中国同源。尽管由于美苏的崛起，一些国家例如越南跟我们产生了不小的龃龉。但是，两个国家的人民在底层思维上仍然是相通的。一旦经济利益上重新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历史上的争端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我们是一个陆海兼顾型国家，中南半岛对于我们来说在地缘战略上也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如果说美国搞岛国联盟，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强大海军力量的优势；那么，中南半岛则能够极大地扩展我们强大的陆军力量和陆基区域拒止力量的辐射范围，让美国精心打造的岛链封锁形同虚设。
马六甲海峡
同时，凭借中南半岛，我们还将直接获得印度洋的出海口，以及制约马六甲海峡的筹码。
可以说，“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并非仅仅是一句口号。整合中南半岛将是我们走向世界，打造全球新秩序的关键一步。
1.文明与国家
1993年6月，亨廷顿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正式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相反，亨廷顿认为未来的人类世界仍然将充满斗争，而主导这些斗争的主要因素将是来自不同文明圈之间的差异。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则将持续受到非西方文明的挑战。
塞缪尔·亨廷顿
比如，以东欧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文明区，沙特、伊朗等中东国家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区，以及中华文明区。
这种论调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是难以被“经济的全球化”和“西方主流的价值观”所弥合的。相反，经济的全球化还会增加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那么，美国要维持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就要做到两点：一是对外挑动其他文明圈的国家内斗，使其无力挑战西方文明；二是对内要弘扬美国主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防止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摧毁美国的国民特性，导致文化上的分裂和对抗。
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也符合这一逻辑。于是，我们看到，在东正教文明区，乌克兰已经与俄罗斯反目成仇；在伊斯兰文明区，美国持续利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搅乱中东局势；在中华文明区，美国则联合一些岛国，保持着对我国的岛链封锁。
不过，在对内方面，美国的情况则要糟糕得多。外来移民急速增加的同时，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一直在持续损害底层白人群体的切身利益。而美国大城市的白领在物质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后，在文化上义无反顾地向着不可名状的方向开始了激进的探索。
这些因素都导致美国此前以盎格鲁-新教为主体的文化，遭到了持续的、严重的削弱。
而墨西哥作为向美国输入非法移民的重要通道，尽管在经济上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但是在文化上一直扮演着削弱美国的角色。因此，美国和墨西哥可以建成自由贸易区，却建不成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而美墨之间的文化障碍对于我们和中南半岛国家来说，是不存在的。
中南半岛国家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的一份子。这种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沉淀下来的文化联系，即使经历了近代以来的波折，仍然是很难打断的。
例如，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是我国的重点侨乡。其下辖的埔寨镇塔下村，不仅是泰国前总理他信、英拉以及现总理佩通坦的祖籍地，同时也是泰国前海、陆、空总司令猜也实，空军上将巴威、陆军上将乌泰三位大将的祖籍地。2005年，泰国总理他信还曾应邀携子来丰顺县寻根。
寻根之旅
而类似的村子在丰顺县还有将近2000个。
当然，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份文化上的联系究竟能发挥多大的效果，最终还要看经济基础。
而一旦这些国家和中国重新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血统、历史、文化等文明要素就会自动发挥其威力，以较低的成本重建和增强中华文明区，而不是像墨西哥人那样不断削弱美国的昂撒文化。
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能照进现实，是因为美国所构建的经济全球化秩序本质上仍然是“资本的全球化”，“富人的全球化”。
各个国家最广大的普通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的文明区域。相似的文化，相似的习惯依然为普通人带来了弥足珍贵的安全感和熟悉感。
而“高贵”的国际公民资格，则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国际化仍然是少数精英才能玩得起的游戏。而且，这种全球化秩序只可以“同富贵”，无法“共患难”。
当全球的经济增长遇到瓶颈，精英们之间也开始进行存量争夺，其中一些人会发现那些原本听起来无比美好的自由许诺将统统失效，自己那不够白的肤色，才是无法改变的原罪。
2.制度的底色
今年的8月27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宣布“暂停”与美国驻墨大使馆的关系，称“美国人必须学会尊重墨西哥主权“。原因是美国驻墨大使批评墨西哥正在进行的一项司法改革是在破坏民主政治。
那么，这项改革是如何破坏民主的呢？根据计划，墨西哥最高法院法官和联邦法官，将由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提名候选人，然后再通过普选确定最终人选。也就是说，法官此后也要经过选举程序才能上台。
可是，选票难道不是西式民主的标志吗？“至少他们还有的选”难道不是选出来的人再烂都可以用来引以为傲的理由吗？那么，为什么法官要经过选举反而是在破坏民主呢？
听起来很正当的理由当然能找出很多。例如，法官要筹集资金搞竞选，就会导致其失去中立性。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操纵选举，将带有偏见且缺乏经验的法官送入司法系统。
“至少他们还有的选”
但是无论找出多少理由，它们同样可以用来质问，为什么轮到总统选举，就突然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了？
实际上，抛开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的法官不搞选举，你墨西哥凭什么搞？
而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美墨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美国更加依赖用制度输出代替文化输出，对墨西哥施加控制，以保护美国在墨西哥的经济利益。
不过，美国通过强制向墨西哥进行制度输出，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显然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控制方式。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两国的文明异质性导致的，因为盎格鲁一脉对文明的认知，带有强烈的种族洁癖。
尽管墨西哥人90%以上是西班牙殖民者和当地土著的混血后裔。从人种来看，墨西哥人实际上也属于白人的范畴。但是，亨廷顿将其归于拉丁文明，踢出了西方文明的行列。
美国在进行种族调查时，也不会将“老墨”视为白人，而是划为拉丁裔单独列出。在老盎格鲁人的认知中，他们的皮肤尚且不够白，不能跟自己归为一类，更别提来自亚非拉的族裔了。
而这种区分在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之间是不存在的。
我们对某些国家例如越南的不满，主要来自他们在历史以及现实中的某些具体行为，而行为方面的问题是可以改正的。
浪子回头金不换。在我们的文化中，后天行为的意义要比肤色重要得多。
同时，与美国不同，中国对外输出制度的冲动是很低的，不会强制其他国家仿效我们的制度。
中国是无可争议的中华文明中心。我们保留了这片区域上千年的详尽历史文字记录。这意味着，一旦我们重新确立起中心地位，这些文字记录将再次焕发生机，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输出力量，将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重新组织、串联起来。
在现实中，它们会转化成各种小说、电影、电视剧，变成街头巷尾的杂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由于民间文化上的同源，我们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互信一旦建立，便不必依赖上层建筑的相似。它们愿意选择何种方式组织上层结构，都很难对民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向心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我们国家是一个主权性很强的体系，很多方面是为了抵抗外来干预而设计的。其他国家来模仿我们这套体系，其实反而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利益。
这种具有强大包容性和韧性的文明共同体，这种由上千年的文明积淀带来内生性区域凝聚力，将是西方的殖民秩序所无法想象的。
3.多元一体
1899年，梁启超在对欧洲世界史著作进行品鉴时，第一次使用了西方语境下的“民族”一词。
应该说，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西方列强的崛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历史上，法国、德国的崛起和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概念的形成，在时间上是几乎同步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如今在使用“民族”、“种族”这样的词汇时，都是在引用西方文化中的含义。当我们用这些词来描述自己时，尤其要注意辨别。
实际上，梁启超也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假如将西方的民族概念直接套用到我们的历史，将会导致一种非常危险的局面。
于是，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首次提出并反复使用“中国民族”的概念，用来描述我们的历史演变。一年后，梁启超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沿用至今。
梁启超
尽管梁启超先生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做过很多有争议的事情，但是这个词的创立足以让先生彪炳千秋。
中华民族的概念不仅让我们在低迷时期有了对抗西方“民族”和“民族国家”概念陷阱的思想武器，维持了国民的凝聚力，还让我们如今在崛起时期拥有了团结中华文明区的思想利器。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其对应的单位是中华文明区。如今我们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谈中华文明区的伟大复兴。这个概念中蕴含的“多元一体”的特征，非常有利于我们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区域新秩序的构建。
我们常说，这个世界正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而多极化时代竞争的关键，就是看哪个强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本地区的高质量整合。而“文明区”作为一个现成的，低成本的建构工具，将会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
正如200多年前，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了促使欧洲列强崛起的思想工具；如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概念将成为助力东方复兴的利器。
现代经济体系的高度复杂性和协作性，决定了未来世界的竞争格局不会再是像18、19世纪那样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而是以文明区域为单位。
实际上，当前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乐于促成这种趋势。
例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代表什叶派的伊朗和代表逊尼派的沙特已经达成和解。这其中蕴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愿景，那就是实现中东国家几百年来的夙愿：由自己来主导本文明区域。
这样的政治愿景将比美国的任何短期许诺都要有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以破坏和制衡为主的中东战略，长期来看必将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且，中华文明区有着一个明确的核心和悠久的历史传承，非常适合以文明为竞争单位的未来世界格局。
西方文明尽管也在进行一系列整合，例如打造欧盟，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是，欧洲国家仍然受困于它们在几百年前创造的文化概念：民族和民族国家。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欧洲各国的右翼力量对欧盟的破坏将极大地增加其内部运作的成本，削弱其竞争力。
而且，西方文明是一个多核心体系。以美国为首的昂撒集团，为了维持其对欧洲的主导地位，正在持续削弱欧盟的实力和团结。这实际上是属于西方文明的内斗。
未来西方的历史书上，很可能会这样对美国盖棺定论：西方文明区本来拥有的强大竞争力，但最终毁于以美国为首的昂撒集团自私自利，同室操戈的行为。
拉丁文明区，作为一个由西方文明衍生出来的概念，实际上是没有主体性可言的。而且，其内部总是会产生一些像阿根廷米莱一样的奇葩政客，打断自我整合的过程，未来很可能会沦为其他强势文明区的附庸。
东正教文明区内斗
东正教文明区一直被西方文明视作异端，如今正在遭遇史诗级的挑战和削弱，将来很可能会因此失去单独作为一个文明区的资格。
印度文明区尽管人口众多，但是地缘条件极差。只要喜马拉雅山仍然存在，它们出来祸害世界的冲动将被极大程度地抑制。
至于我们，中华文明区的复兴从中南半岛开始，但绝不会在这里终止。毕竟，我们上千的历史书所记录的地方远不止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