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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寻梅:小小说《玻璃》赏读
侯发山
2024-09-19 18:26:09

频道·对话

——《玻璃》赏读

/踏雪寻梅

通信系统中,信息从发射端到接收端,需要传输媒质——频道,在同一频道上的对话,才会有参与,有理解,有共鸣,才能顺利地完成交际任务。而一块玻璃,透明地镶嵌在大厦的墙面,却影响了这一频道上信号的传输。

面对碰碎的玻璃,王有福和酒店不同的解读,打乱了传递的频率,使当事人各自按照自己的生命理解轨迹行事,引发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

王有福在德巴街酒店的玻璃上撞了个头破血流,按照他的逻辑思维频道,信息是这样在他的大脑平台上过滤的:自己撞了人家的玻璃,赔不起,只好偷偷溜掉,别人问起也不敢承认;酒店不可能赔偿,这肯定是个骗局,前去看布告就是投案自首。最后他掏出钱让“我”赔给酒店,一再致歉,“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王有福按着自己的固有频率,走过人世的磁场,不管世界的振幅是强还是弱,是大还是小,王有福的生命运行轨迹是决定其频道信号的指向标。“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这是他怀疑酒店诚意的源头。在他的意识中,自己碰碎了对方的玻璃对方还要赔偿是不可思议的,他不会换一种思路去考虑受伤与酒店管理的关系,没有听从“我”的劝告,拒绝索赔。王有福的选择纠结着一种困惑、一种担心、一种固执、一种狡黠,显露出固有的价值观体系在新时代、新秩序面前的举足无措。

酒店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新型价值观的代言,针对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的情况,采取了“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的举措。酒店的勇于担当振幅有限,虽然产生了共振,但与自己的初衷大相径庭。王有福惊慌失措的言行,回应着酒店作为一种新文化姿态的尴尬、孤独和落寞。这种标新立异还是初春的嫩芽,经不起倒春寒的冷意。照相馆橱窗下的一堆碎玻璃锋利的碎碴,扎向那个庄严的承诺,经理“谁撞的,眼睛瞎了吗”的大骂声如一把剪刀,把连接酒店与王有福的一种新的关系的纽带彻底剪断。重拾一种信任,构建担当的体系,给“人”找一个立足点,则需要在新旧价值体系中找一个平衡点,找一个焦点,才能对这一焦点进行访谈。

王有福与酒店的对话,是通过一层玻璃展开的,玻璃是透明的,但是这种无形的透明,唯有碰撞才会感受到其真实的存在。在两种观念中很显然存在着一层看不到的玻璃,在玻璃上我们能碰得头破血流,还茫然地为这种碰撞买单。但玻璃毕竟是有形的,最可怕的是无形的厚墙壁般的玻璃挡住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目光、神情,使两条频道平行延伸,无法形成交集。法制意识、维护个人权益意识的薄弱,以人为本思想的淡薄,则无法与历史车轮同步,也就不会在世界的海洋中弄潮。

   一块碎玻璃又是一面多棱镜境,折射到人们生命状态的不同侧面。玻璃墙伤人事件的背后是传统的伦理观念遭遇新兴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矛盾与困惑,社会的群体或个体,都是站在自我角度上在某种观念的裹挟中碰撞,逃避,担当,疑惑,然后才汇入一条河里,这条文化的河流在兼容中流淌,汇成一种共生的形态,左右着民族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

贾平凹的《玻璃》,站在一个新的制高点,发送出极强的电子信号,使在不同频道发声者去感受来自一个全新世界的振动,那块碰碎的玻璃,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附原作】        

玻璃
贾平凹

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莱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选自贾平凹短篇小说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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