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记，又名木记、书碑，相当于现代图书出版物的版权页。通常是指在内封背后、或序文、目录后边、或书尾刻印的图记，常常镌刻有书名、作者、刻工、藏板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古籍镌刻信息，是古籍版本鉴定重要的参考依据。

牌记边框的形状种类不一，有钟形、炉形、爵形、鬲形、亚字形，或无边框而随行书写的。作用一是做广告宣传，扩大书肆影响招揽生意，一为版权维护，申明版权防止他人翻刻贩卖。

元代牌记

北宋山东济南“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儿”铜版广告是世界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铜版正中有店铺标记“白兔捣药图”，而且还有标注：“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小小一块铜版，清楚说明了店铺的名称、商标、经营范围等内容，形象生动，简洁明了。随着两宋时期书籍印刷业的发展，书商们对刻印版权的维护愈发重视，书籍上的牌记其实就是将刻书广告、版权印在书页上而已。

元代牌记实例，元仁宗延佑四年（1317）圆沙书院刻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 》。牌记做成钟鼎形状，内镌日期及刊刻地点。鼎旁还有一方钤印，作“方氏若衡曾观”，是清道光年间女诗人方若蘅藏书印。

明代牌记

明代在明神宗万历朝之前，对牌记的使用一如宋元，无甚改变。像上图明世宗嘉靖年间《事文类聚》，用荷盖莲座牌记，在福建地区很流行。而图二明穆宗隆庆年间的《偶记》牌记，则用长方形四边海水花纹图案。

万历年间金陵龚少冈三衢书林刊《两翰林纂解诸子折衷汇锦》，牌记已经很简略了，主要刻印信息需要通过序跋、版心题记等内容来补充了。

嘉靖年间《困知记》的长文牌记，详细说明了本书的刊刻经过和具体年月，不啻于一部小小的编者感言。

从万历年间开始，明代牌记渐有变化，造型各异的牌记逐渐退出主流，出书人改在内封扉页上题写书名、年月、出处。一些仍旧残留下来的牌记，也只简单著录相关信息，不再用独特的装饰修饰表达。

像上图崇祯年间由著名刻书家毛晋刊印的《十三经注疏》，书尾的牌记只作加黑处理凸显文字而已。

万历年间闵齐华、闵齐伋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书尾牌记文字直书，没有任何修饰。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开始流行的扉页牌记，信息大多镌刻在了扉页上，往往还会钤上书肆的广告印记。

牌记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在东亚诸国都曾出现。这是日本元禄二年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日本书肆的牌记。

清代牌记

清代继续沿用明末的扉页牌记，严格的来说，这种信息记录方式已经不算是牌记，应该名之为署记。但因为历史习称，后世仍将其沿称为牌记而不改。上图为清代雍正年间积秀堂《十科策畧》、道光年间三元堂《史记》的内封扉页牌记，书名、年月、出处、撰者，信息齐全。

到了清朝中后期，扉页牌记又开始了新的变化。扉页正面（一般称之为内封）大都只题写书名，而在其背面镌刻详细出版内容。上图是光绪年间常见的一种扉页牌记，涉及刻板时间、刊刻地点及书肆名称。

清朝中后期，传统的牌记依然有所留存，但已经成为了非主流的存在，偶见于一些追仿古本的书籍中。像上图福州正谊书局所刻《伊洛渊源录》，书尾牌记依稀尚存宋元明三朝福建刻书的旧日风格。

署检，即署名刊刻，类似今天的责任编辑。本书由被曾国藩评为一生只会“拼命著书”的清末大文人俞樾署检，算是找名人做了广告，质量有保证大家都来买。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福建布政使署补刻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长文牌记，详细记录了刊刻始末。

有些牌记爱用篆书题写，像这个牌记：“道光二十有一年岁次辛丑冬十月虎林西泉氏校刊”，没点古文字功底确实不太好认。

有些牌记下还会有版权声明，这是清代光绪年间江南总农会石印本农学丛书，一角刻着“书经存案，翻刻必究。”

清末民初，牌记最终逐渐消亡，现代的版权页开始出现，并最终将牌记挤出了历史舞台，而今只在一些仿古线装书上还有沿用了。

来源：中央党校图书和文化馆古籍特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