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30年代的民国前期，中国广告业迎来首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的广告繁荣并非单纯商业现象，而是中西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产物，其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维度：
 
一、媒介形态的多元突破
 
传统与新兴媒介在此时形成独特共生。一方面，街巷幌子、灯笼招牌等传统广告形式仍在延续，如上海先施公司的霓虹灯招牌与绸缎庄的幌子相映成趣；另一方面，报纸广告成为主流——1912年《申报》广告版面占比已超50%，香烟、化妆品广告常以整版图文呈现。此外，月份牌广告异军突起，郑曼陀等画家将仕女形象与商品信息结合，1914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月份牌随烟赠送，年发行量达百万张，成为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的广告载体。
 
二、内容叙事的时代革新
 
广告内容深刻反映社会变迁。女性形象从传统闺秀转变为摩登女郎，如“阴丹士林”布广告中穿旗袍的独立女性形象，呼应新文化运动思潮；民族叙事贯穿营销，1915年“抵羊牌”毛线以“抵制洋货”为口号，广告中“羊”与“洋”谐音双关，配合“中国人用中国货”标语，年销量激增十倍。同时，广告语言从文言向白话转型，《良友》画报中“力士香皂，国际明星的选择”等通俗文案，拉近与市民阶层的距离。
 
三、地域中心的商业辐射
 
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商业圈推动广告专业化。1919年上海有广告社10余家，华商广告公司首创“美术设计+媒介代理”模式，为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定制橱窗陈列与路牌广告。南京路“四大公司”竞争催生立体营销：新新公司安装户外扩音器播放广告歌曲，大新公司在屋顶设露天电影放映广告片，形成“十里洋场”特有的广告景观，其模式辐射至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
 
四、社会文化的镜像折射
 
广告成为启蒙与消费主义的双重载体。一方面，《申报》“天乳运动”广告呼吁女性放足，配合医学图解宣传健康观念；另一方面，“胡蝶牌”缝纫机广告将摩登生活与家庭主妇形象绑定，构建“现代主妇”消费想象。这种矛盾性恰是民国前期的时代缩影——传统伦理与现代思潮在广告中博弈，最终塑造出“中西合璧”的消费文化范式。
 
从月份牌的仕女到霓虹灯的光影，民国前期的广告繁荣不仅是商业技术的革新，更是社会转型的文化注脚。它既见证了民族资本的觉醒，也记录了中国现代消费社会的萌芽，其兼具传统底色与先锋意识的探索，为当代广告史留下独特的研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