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俊超 李婉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党在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在健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提出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能够有效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为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面对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态势和国内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走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赶考路”，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待探讨的时代课题。

在时代变局中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挑战与机遇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秩序的重组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我国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勇气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应对挑战。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双重挑战。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速度，使得信息的产生、传播、接收实现了即时性、无界性和个性化。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应用、直播等新兴媒介形式，以交互性强、覆盖面广的特点，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主要渠道，也使得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更为隐蔽、多元和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已从过去直接灌输的模式转变为更为隐匿的弥散策略，呈现出学理化渗透、具象化渗透等新特征。西方国家以“文明冲突论”冷战思维为支柱，扩大了国家体系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冲突，强化了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制造出西方文明独占先进与优越的错觉。同时，它们利用操控的数据和人权指数、发展指数等算法模型贬低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堆砌文化景观、构建符号体系、植入价值体系为逻辑主线，将学理化渗透成果下沉至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必须构建起有效的意识形态安全防御体系，通过正面宣传、理性引导和科学管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古今中外，任何政党想要夺取并稳固政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必须重视并做好舆论工作。良好的舆论环境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加速器”、促进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引领道德风尚的“风向标”。反之，负面的舆论环境则可能成为迷惑民众的“迷魂汤”、撕裂社会的“分离器”、无形伤害的“软刀子”、引发动荡的“催化剂”。做好舆论工作关键在于有效地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引导好民众思想和社会舆论。从党的前途命运角度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响应与传播机制。系统阐释党的理论成果，强化全党的理论武装和政治认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能够确保党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角度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通过正面宣传、舆论引导和舆情管理，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袭，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增强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持，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角度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新，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促进全体人民在共同理想、价值理念和道德追求上的统一，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为国家发展汇聚磅礴力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不断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对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意义。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引导实现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演进的有机体，其内部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发展变化。从这一视角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人民逐渐从精神上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的历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成为中国人民自主选择未来发展方向的驱动器。自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启了对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深刻反思，这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争持续了10余年之久。除了《新青年》作为主要阵地之外，《新潮》《民铎》《每周评论》《觉悟》《时事新报》等杂志和《欧洲心影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书籍均以不同视角参与到这场激烈的论争之中。这些讨论犹如破冰之刃，有力冲击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思潮迅速传入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文化碰撞与实践探索之后，有识之士最终从众多复杂的思想论争中，主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一选择不仅标志着古老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让这片土地绽放出崭新的现代文明之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通过多样化文化活动的开展、教育的广泛普及和媒体的有效传播，不仅显著提升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复归。放眼国际，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显著加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海外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国家宝藏》《传承者》等一系列节目和“欢乐春节”“文化中国”等庆典活动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中国独特的魅力与风采。这些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充分体现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推动社会认知变革和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方面的关键驱动作用。

　新时代深入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部署，2013年、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分别从不同角度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与前进方向，同时审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的规划和方案，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变化。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性规划与措施孕育出一系列创新性理念，不仅实现了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也为新时代背景下深化相关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创新性理念的指导，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脉络，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从而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使其更加贴近人民的生活实际，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不断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首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屋建瓴，不仅嵌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要义，还巧妙结合了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响、哲理深度与文化魅力的共鸣。它阐明了关于宣传思想工作“九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作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形成了关于文化建设工作“五个方面”的重点部署，明确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提出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一要系统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责任使命、功能价值和重大意义的内容，深入理解其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辩证统一。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又要关注这些理论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作用。二要充分利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展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和阐释。通过举办重大文化实践活动，提升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根基的能力。举办专题展览、文化节、论坛讲座等活动，不仅能吸引公众关注，还能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解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三要以贴近大众、贴近生活的形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确保这一思想全方位融入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各项实践活动中，有效地将之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鲜活实例。

不断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根本要求是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直接关涉大是大非问题，旗帜鲜明讲政治意味着在政治方向、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规矩等方面保持高度警觉，具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准确把握政治风向的能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轨道前行，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一方面，宣传内容上，应当聚焦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全党的思想宝库，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发展大局，确保宣传工作的准确性与一致性。具体而言，要紧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精心开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宣传工作，有效传达国家政策导向，深化社会各界对国家战略的理解和支持，汇聚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宣传策略上，要全面加强党同媒体的联系，做到党管媒体的发展方向和舆论导向，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媒体领域得到全面贯彻。这意味着要确保媒体机构能够紧跟党的步伐，按照党的要求开展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应对和纠正错误言论等方面。

不断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根本保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持久生命力。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精辟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时代如何演变、科学技术如何革新，马克思主义始终展现出其作为科学思想的非凡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持续强化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核心在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一，要体悟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与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北斗”，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灵魂，谱写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新篇章。正是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才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而且成为影响世界历史的重要力量。第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针对那些具有负面影响的言论和行为，必须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开展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彻底根除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坚持得好、把握得牢，就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形成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确保我国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三，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在实际工作中，面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在学科领域“失语”、教材内容“失踪”、公共论坛“失声”等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宣传方式方法。遵循学懂、弄通、做实的原则，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广泛传播、切实发挥作用。

　以守正创新交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优异答卷

　　守正以固本，创新以致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尽管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但由于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以及某些片面观念的影响，“重物质轻精神”和“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仍然存在。这种不平衡导致文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未能与经济建设同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紧紧瞄准这一目标，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奋力书写新的优异答卷。

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将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实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既纠正了历史虚无主义，又消解了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坚决反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错误倾向，决不能搞“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第二个结合”作为推动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对正道和真理的坚守；另一方面，积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充分展示敢于探索的勇气。二者相结合，不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的核心支撑，也成为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水平的关键手段。这一策略有效地将传统智慧与现代需求相结合，为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在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要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积淀中汲取源头活水，积极探索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路径，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度契合与互促共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并非将文化观点片面地拿来使用，也不是在过去的理论中寻找今天的答案，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孕育出新的“结合体”，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第二个结合”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深刻批驳了西方中心论，为抵制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注入了鲜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牢固树立改革创新的自觉意识。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创新，必须全面覆盖理念构想、实施策略、体制机制和表现形式等多个维度。一是把握理念创新的系统性。宣传工作理念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内容、渠道、策略、技术、方法、评价等多个层面的革新，要在传统宣传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引入新的思维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以便更加有效地传播信息、塑造形象、引导舆论、凝聚共识。二是善用科技创新表现形式。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稳步推进，2023年年底，国家级广电视听产业基地（园区）达到28个，规划建筑面积总计3.9亿平方米，入驻广电视听企业10680家。继续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要顺应移动互联网和可视化技术的发展潮流，整合应用各类前沿科技，例如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平台、人工智能算法、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通过这些先进技术的集成与创新应用，有效提升宣传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增强社会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同时，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意识形态中的引领作用，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宣传体系。三是创新基层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2023年年底，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有馆办文艺团体9843个，演出14.9万场，观众10651.7万人次，基层文化服务建设投入稳步增长。要继续优化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高效机制，确保高质量文化资源顺畅抵达基层单位。推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影响力。四是巧用网络推动对外传播创新。近年来，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023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621.8亿美元。作为文化交流的便捷平台，如何利用网络创新话语形式，提升文化交流的国际化水平，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要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加速重构，强化主流媒体在全球传播领域的机制改革与创新，建立一个多元化渠道与立体化形态并存的海外传播体系。通过创新传播内容、机制和平台，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真实面貌，讲述中国故事，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与叙事模式，全方位提升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影响力。

　培育优秀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人才兴则民族兴，人才强则国家强，人才是第一资源。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意味着个体的理解力增强，这将促进思想文化广泛传播与普及。新时代新征程，做好思想舆论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关键是要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这是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必然要求。首先，要增强角色意识。在推动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文化领域工作者处于核心位置，各级领导干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人才不仅致力于文化内涵的研究与阐释，还通过实际行动为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与创新动力，展现了卓越智力贡献与实践能力。其次，要练就过硬本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须深入调查研究，提升分析能力，坚守思想阵地，精进文笔功底，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以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以专门家的标准提升素质、以实干家的标准推进工作。要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在文化建设中的业务素养，鼓励其不断跟进国际国内文化动态，深化对新媒体技术与平台的应用，强化其在信息筛选、内容创新、舆论引导及品牌塑造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最后，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营造主动识别人才、全员崇尚人才、合理配置人才的环境，吸引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共同投身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之中。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促使工作队伍既保持高度的专业标准，又具备旺盛的创造力和持续的学习动力。以建立健全定期技能强化与知识更新的培训体系为支撑，确保工作队伍能够紧跟时代步伐，熟练掌握新兴传播技术与策略，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优化配置目标，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与智力支持，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均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专家介绍：楼俊超，现任职于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南湖革命纪念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