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是外来佛教深度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演化为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其中，佛学思想的中国化，首先集中体现在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以往的佛教宗派研究，侧重于宗派祖师的佛学思想和修行体系。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持续关注中国佛教史上以讲经、注经为特点的解经实践，主张由现存的佛教解经文献重新理解中国佛教的核心经典、宗派思想和法脉传承。这是我们当前深入研究佛教中国化、构建当代中国佛教新思想的重要途径。

中国佛教思想鼎盛时期的解经文献

本文所说的佛教解经文献，并非仅指解释佛经的文献，而是泛指所有解释佛教典籍的文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的解释对象包括佛教所说的经律论三藏，甚至还包括被后世佛教徒经典化的宗派典籍。广义的“佛教解经”，还应包括印度佛教经典的汉译，涵盖译经、讲经和注经三个方面。本文讨论的“解经”，专就讲经和注经的狭义而言。在中国佛教史上，解经文献主要是指对汉译印度佛教经典的讲解和注释。特别是在南北朝、隋代和初盛唐时期，中国佛教的思想创新首先依托对印度佛典的解释。与儒家解经强调“述而不作”不同，佛教解经主张“辨体明宗”，具有鲜明的哲学论证或思辨特点。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列举了南北朝、隋唐僧人的六种撰述，即注疏、论著、译著撰集、史地编著、目录、伪书。佛教解经文献可以归入汤先生所说的“注疏”和“论著”两大类，它们常以“义章”“义疏”“义记”“玄义”“文句”“集解”“玄论”等为题。在学术界，这些文献常被统称为“义疏”，与当时佛教界的“解义”关系密切。

笔者将之分为三类：义、论、疏。第一类解经文献常以“义”“义章”“玄论”等为题，属于佛学通论，如净影慧远《大乘义章》、吉藏《大乘玄论》，为当时佛教讲经提供宏观的佛学思想背景；第二类解经文献常以“玄义”“玄论”“义疏”等为题，属于佛典总论，如智顗《法华玄义》、吉藏《三论玄义》，是佛教讲经时的开题或对经典的总论，即对经典的主题、结构和核心思想等作出全面的诠释；第三类解经文献常以“义疏”“文句”“集解”等为题，属于经文注疏，如宝亮《涅槃经集解》，即对经文进行逐段解释，与中国传统的章句训诂类似。在很多时候，僧人解经采取第二类和第三类的混合形式，开篇有少许内容是总论，后面主体部分是对经文的解释，如窥基《法华玄赞》。这些文献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文献群，其思想史价值远超僧传、经录、灯录、寺志等佛教史料。中唐以后，佛教界又有一批文献是对宗派祖师解经文献的再注释，笔者称之为“复疏”，同时还有一批对解经文献的摘抄、提要，姑且称之为“节要”。这些文献在历史上数量众多，现存部分绝大多数作为“经律论注疏”被收录在各种藏经里，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和续编、日本《大正藏》《卍续藏经》等。此外，在敦煌遗书、日本和韩国古寺珍藏的中国佛教古写本里，还有相当数量的珍贵佛教解经文献，其中有些是历史上未入藏的解经文献。敦煌佛教解经文献，少量已收在《大正藏》第85册，其余大部分收录在各类敦煌写本影印丛书里。据笔者目前的统计，中国历史上汉传佛教解经文献的现存总量约700余种，南北朝隋唐部分约占四分之一。

以哲学诠释学研究佛教解经文献

过去一百多年，我国佛教研究的主流范式集中在佛教文献学、佛教史和佛教哲学三大领域，全都涉及佛教解经文献，但也全都没有单独考察这个重要的文献群。佛教解经文献的学术价值被低估，很重要的原因是学术界没有把“讲经”当作中古时期（约公元5世纪初至8世纪末）四百年间中国佛教核心的宗教活动。讲经在当时佛教界的重要性，犹如“法会”在明清佛教里的重要性。

依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讲经堂在当时的佛寺遗址里占地面积大，居于僧人居住区的中心地位；说法亦有可能在中心大殿进行。在当时的中国佛教典籍里，“解义”一词经常出现，“解经”也与“明经”“通经”混用，颇为常见。中国佛教教义体系的建构，依赖于高僧大德对汉译印度佛典的创造性诠释。我国学术界近年常说的“佛教解经学”，表面上是受西方宗教“解经学”或“释经学”的影响，但实质上是对此前佛教研究范式的检讨和反省，是令“讲经”和“注经”成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僧团的中心工作。当代诠释学（Hermeneutics）在追溯其学科史时，把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视为西方最古老的两门诠释学，前者以《圣经》为诠释对象，后者以罗马法为诠释对象，尝试还原文本的准确意义。神学诠释学亦称“圣经诠释学”，是指对犹太教或基督教《圣经》文本的解释，即被称为Exegesis的“解经学”或“释经学”，特定的解释系统意味着特定的教会传统。这种传统的解经方式，既包括经文解释、章句训诂，也可以指教堂内对经文的讲授，或由经文引发的心灵感悟。但是，这种宗教内部的经文解释、讲经活动，并非西方宗教独有。在中国佛教史上，特别是在南北朝、隋代和初盛唐时期，这样的讲经和解经十分兴盛，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解经文献。只是到了宋元明清，以“解义”为目标的讲经逐渐变少，而以“弘法”为目标的法会越来越兴盛，乃至在现代佛教学术里，迄今还没有对“佛教解经学”展开系统的研究。

这项系统研究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对汉传佛教历史上的解经文献做出编目整理，对历史上入藏的、未入藏但现存的解经文献进行分类编目；其次是还原、概括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对汉译佛典的理解和解释方法，以跨宗派的视野撰写汉译佛典诠释史；最后，以哲学诠释学研究中国汉传佛教解经文献，跳出缠绕过去百年佛教学术的“真伪”问题，以梳理中国化佛教思想体系为己任，凝练支撑汉传佛教的经典结构、核心思想、教义体系、修行体系和制度体系。作为现代佛教学术方法论基础的“佛教文献学”（Buddhist Philology），奠基于欧洲在18世纪兴起的古典学和东方学，重视佛典的文字、语法及其意义研究，进而研究基于文献和考古的佛教史，最后尝试还原内蕴于佛教文本的真正的佛法。因此，佛教文献的“真伪”成为现代佛教学术的命根子。然而，这样的佛教学术外在于亚洲佛教徒的信仰世界，学者所建构的佛教文本和意义，通常很难契合历史上佛教徒的精神生活。哲学诠释学不再像传统诠释学那样把“理解”看作一种复制或还原，而更倾向于把“理解”当作一种“创造的行为”。以哲学诠释学研究汉传佛教解经文献，是要重视佛教徒的心灵以何种方式理解汉译佛典，在关注他们理解文本意义的同时，还要关注他们的修行体系或广义的实践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客观上是在建构汉译佛典思想于中国历史上时代化和本土化的哲学基础，也就是建构“佛教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文本的真伪问题让位于基本的哲学问题。宗教信仰不同于自然科学，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并不仅是对文本的解读，还有对时代境遇、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的体验。

因此，汉译佛典诠释史的编纂，是对中国佛教史上僧团解经活动的还原和澄清，即呈现历史上的“佛教解经学”，具体说明高僧大德关于解经体例、文本结构、经典主题、论证方式和经典分类等的论述。而在这种呈现的过程中，历史上僧团内部的佛教解经学，将被升格为超越僧团的、哲学上的“佛教诠释学”，在佛教中国化的视域中展现古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简单地说，佛教解经学是以佛教诠释学建构起来的、横跨佛教史和佛教哲学的学术新领域，反映僧团内部的解经活动。

结语

汉传佛教继承印度佛教“优波提舍”“阿毗达磨”“释经论”等解经传统，创造性地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讲经传统，留下了一大批主要以“义疏”为题的佛教解经文献。重视和加强汉传佛教解经学研究，分析中国佛教宗派与印度佛典之间的深层联系，概括中国佛教的核心佛典、佛学主题和经典谱系，有助于突破现有的汉传佛教宗派格局而重构当代中国佛教思想之主体性。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