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作品传播的品质
三十二年前，也是这么一个秋末的季节，路遥离我们而去。当时我已经客居海南，中间回来的时候，听说路遥病重，我去看他。他说想吃石榴，酸石榴。我到街上跑了好多地方，终于买到了街上摆摊儿的临潼的酸石榴。他吃了几颗，说酸！之后我想起三十年代的时候，萧军去拯救萧红，当时她已经是一个怀孕的很邋遢的即将要卖到妓院的少妇，萧军是报社里边儿的一个临时工编辑去看她。当发现萧红的桌面上有一张纸，上边断断续续写了几行字。写的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她出逃私奔到北京，和他的表哥在一起吃过杏子。但一年之后的此刻，想到了杏子的滋味。人生是这样的，酸楚啊！
我和路遥的交集可以说有半个世纪，到现在五十二年，太漫长了，也很短促。当时曹谷溪在延川办《山花》，我和路遥都是这个小报的诗作者。我当时是大学一年级，西北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路遥想上大学，在西北大学图书馆第一教室的女贞树下找到我，想上西大。我去找了一下工宣队，说他政审不过关。据说到师大也是这样的遭遇。最后延安大学收留了他。也就像他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他的骨灰、他的灵魂也是被延安大学他的母校所接纳。
八十年代，我和路遥曾在榆林龙王庙地区文联的那个地方，一块儿相约住过一个多月。我和另外一个作者合作，写《李子洲》，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始人，李大钊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同时又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骚动的高原》，写清涧起义。但至今连这个本子都找不到了。路遥每天写三千字，到了晚上两三点了，没完成任务，他还不睡觉。写不下去，睡在炕上，爬在桌上，蹲在地上，拿着一本翻烂了的柳青的《创业史》在读。这一章、这一节该怎么起笔，是写环境还是写人物出场？《创业史》是他写作技术的范本，不然他写不下去。有时候早早写完了，就和我一块儿上了东山，越过城墙，一直走到沙漠里去。落日黄昏，满天星斗，我们躺在沙漠深处。他说，如果永远是这样，人生是这样，生活是这样，生命是这样，该多好啊！
用牛一样的劳动，像鲁迅讲的吃的是草，奉献的是乳汁，血。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作家，用生命来写作，把生命献给文学。这样的作家有多少？寥寥无几。玩文学者居多。他在榆林是给南京《钟山》杂志写一个中篇《你怎么也想不到》，用一个疑问去做一个小说的题目并不多。他过去的中篇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姐姐》《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他是借鉴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去年，铜川青年作家孙阳的长篇小说《生活隐瞒了什么》，据说书名是受到托尔斯泰随笔的一句话启示的。任何创意是有源头的。
写了《人生》，按说已经达到了一个作家的高度了，从小说到电影影响广泛。但他仍不满足，又用生命换取文学。写完《平凡的世界》三部，也可能少活几年。也不可能像柳青一样没有写完《创业史》，像杜鹏程那样没有写完《太平岁月》。他写柳青、杜鹏程的文章，看到奄奄一息的衰老的即将抵达死亡终点的那么一个老人，他说什么？我们，不久的时候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确是这样。在路遥去世三十二年间，我们同辈的文学朋友，就像刘成章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写的《一朵一朵数流霞》，一朵一朵的流霞都从天际间掠过。刚才赵老师问我，薛保勤怎么突然去世了？好像此刻正在开他的悼念会。我问了他亲近的人，连北京的朋友都问得什么病，我说不知道，突如其来。就像我爷爷说的，今天晚上你把鞋子脱下，明天早晨你要能穿上它，那是老天爷的恩赐。人生无常。路遥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用生命写作，把年轻的四十二岁的生命交付给了文学，这样的作家是可敬的。
他写《平凡的世界》，与我谈过若干次他的构思，开始以《走向大世界》为题创作《黄土》《黑金》《大城市》三部曲。第一部定稿为《普通人的道路》。从陕北写到我的家乡铜川，他弟弟王天乐在那儿当煤矿工人，然后是进入西安或深圳，以至外星人。在他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弟弟王天乐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一个半版的文章《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其中写道：“后来的书名是作家和谷还有诗人子页给改的，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他俩其中一个给改的。”（原始纸质文本。之后网上有版本篡改删掉了，未知何故。）。好多人问我，我说应该是这样。有一天我到了作协大院找他，书稿已经完成，他就放在桌子上。他说，还不满意书名。我正好拿着刚买的一本秘鲁作家阿莱格利亚《广漠的世界》，他看了一下，哎呀，这个名字好啊！我说那你就叫《平凡的世界》，他说，好！子页在其他场合可能也谈及改书名，网络上各种演绎都有。这算一个小插曲。
《人生》发表于《收获》杂志，中青社出了单行本。读书的人，尽管在八十年代要比现在多得多，但是作为普通的读者和大多数文化不高的受众，恐怕是很难读到，大多是看了《人生》电影。我们整天说读者如何，读者是谁呀？是哪个层次的读者？是哪个群落的读者？是哪个价值观的读者，是哪个审美趣味的读者？有不同审美趣味和价值观的作家，也就产生了一大批各层次的不同价值观和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所以作家和读者，都不是一概而论的，古今中外如此。你喜欢这个作家，你说他是大师，他不喜欢这个作家，他说他是垃圾，他是狗屎。这就是社会文学现象，不可以一概而论。电影《人生》的成功，在于路遥作为编剧，张子良责任编辑，吴天明导演，保证了它传播的美学品质。近日听说收藏家们得到了一沓子字纸，西影厂可能清理文学部时，一些资料被当废品收走了。有明白人发现了其中有路遥的《人生》电影剧本脚本手稿，听说也就三十块钱把它卖了，然后交易卖到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块钱。我看信息，鲁迅一个手稿，在日本拍卖到一千二百多万。一件收藏品，它可能是垃圾，也可能就是宝贝。
电影《人生》，有人说是张子良出主意帮路遥根据原作改编的，因为张子良的美学观也就像《黄土地》，开辟了中国新一代电影的开山之作。我在写《赵季平传》时也写到，张艺谋、陈凯歌披着黄大衣，在文艺路寒风掠过的梧桐树下，找到了戏曲研究院的赵季平，听了《丝绸之路交响》的一个片段，《黄土地》的音乐就敲定他来写。其艺术源流，是其父赵望云早年从敦煌引过来的，它是有基因的，有遗传的，有生命密码的。电影《黄土地》，也是改编自柯蓝散文《深谷回声》。所以任何好的电影大多数都来源于文学，文学是整个艺术中的根。柯蓝，原名唐一正，十七岁从湖南奔赴延安进入鲁艺学习，后任群众报社记者。他曾到八路军前线，认识了一个叫柯蓝的美丽女护士，产生了爱情。当他后来去找这个小护士的时候，说她已经被日寇杀害了，从此他的名字叫柯蓝。他的这篇散文，为电影《黄土地》提供了思想艺术的资源。电影《人生》是朴素的，贴近土地的，高加林与巧珍，就像我们身边看到的事一样，也就像黄土地那样淳朴。赵季平写插曲《女儿歌》，所有剧组的人听了都哭了。一个小女子，喜欢的八路军战士过黄河打游击去了，她不愿意嫁给一个地主老财的猴小子，要过黄河找爱情，最后淹没在黄河里，融化在黄河里。这就是诗，一部作品没有诗意，唠唠叨叨没什么意思，胡编乱造没什么意思。
纪录片《路遥》，今天导演田波也在这里，多年前我曾被他吆喝着做过一个多小时录音，片子剪出来也顶多一分钟就不错了。在央视几个频道播的版本不一样，我讲到的故事，用了不同的片段。播了以后他不满意被修改的地方，我说你以为电视台是你家的呀，播了就不错了，朋友！后来他又拍电影《柳青》，他请我去观摩，我连夜晚写评论文章，是第一个讲柳青的电影的艺术品质。北京大学一个教授引用我写的观点，因为当时好多人不好表态，众说纷纭，现在证明的确拍得好。假如拍电影《路遥》，能像拍《柳青》那样拍，现实主义的，充满了人性的喜怒哀乐，充满了人生的酸楚与温情，让人落泪，让人心疼，也就是一个好电影。
作为真实的人物，我们现在的题目是“路遥作品”，所以我把我的题目改成叫“路遥文学”世界，我们不仅仅面对的是作品，我们要去研究这个人，这个人怎么去产生这个作品。我们通常说人品就是文品，但有时候也不一定，好人品也写坏作品，坏人品也写好作品，不能一概而论。我听曹谷溪说他来看话剧《路遥》，问我看不看，我说没有兴趣看。从报道的剧情，扮演路遥在那走来走去，再加上一些心理描写，歇斯地里或者是浪漫抒情，所谓心理情景。因为毕竟在时光的流水中，他还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不大好去把握它，就是柳青过了这么多年都很难把握。何况路遥这个人，长得像不像啊，这个人的气质怎么样，他的一举一动，言谈笑貌是不是这样？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怎么演绎都可以天马行空。
我曾经领衔，把陈忠实《白鹿原》改成舞剧，在北京保利、北京大学、西安人民剧院演过多场，一票难求。面对《白鹿原》的宏阔，我们只是选定了一个黑娃和小娥的爱情故事。有舞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可参照，因为小说太丰富了，舞剧是很单纯的一个抒情诗，或者叫叙事诗。作为话剧，《白鹿原》有若干个版本。有一台在易俗社演出，我和陈忠实坐在台下看，有人说演的好啊!演那个床上镜头的时候，一个可能是长安的中老年观众，突然站起来骂道，日你妈的糟蹋农民哩！旁边人愕然。不同的作品表达形式，会有不同的反应，众口难调。
我也是想在从事写作的过程中，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影视都有所涉猎，也搞舞剧创作。参与了零八版《长恨歌》编剧和文化顾问，在老家把《孟姜女》搬上舞剧舞台。我很想把《人生》搬上舞剧舞台，当时已经谈妥了版权委托，因故又搁置下来了。写过几部舞剧，作者被易主，爆得美誉，无语。曾经想把陈忠实也搞一个舞剧，但他儿子说，作品你怎么改编都可以，但你要搞我爸本人的舞剧，恕不授权。我说，搞了你告咋办？他说，叔叔你都为我爸好，我咋能告你嘛?不想要版权转让费，就这么回事儿，人和人不一样。时间关系就此打住。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