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1期
《祭母文》中青年毛泽东
的家国情怀
李 羚 兰 琴
毛泽东对母亲的爱彰显了青年革命者的家国情怀。毛泽东《祭母文》写于20世纪,记录了青年毛泽东对母亲深深的感怀与寄托。青年毛泽东从北京回湘奔丧时母亲已离世,内心充满伤心和亏欠,他一股脑儿在母亲的灵前写下了对母亲一生的回忆和母亲爱恨人生的祭文。母亲的爱,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母亲对街坊四邻的友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正如毛泽东在祭文中说,“合其人格,如在上焉”。但母亲一生也是深受封建社会之缚,也难能脱困其中,道尽身为人母和作为女性的困境。
母亲,难逃“三纲之末”的女性之命运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因疡病而死,卒时53岁。毛泽东开篇就交代母亲悲惨之命运。一生生有七子,余有四子,其他不育,二女二男。生育养育孩子之辛劳,而且落下疾病,做儿子的不忍回想,一想起来都是伤心史。不过从这个女性视角,他转而对母亲一生择其二端进行了评价。一讲她的人品仁德。他的母亲,最值得崇敬的是有博爱之心。无论亲疏,都以爱及人。生性慈祥,感动邻里。为人真诚,不存欺心。头脑清楚,做事有条理,分得清是非曲直。爱好整洁干净,不染一尘,为人友善内心纯净,重情谊,可谓表里如一。在儿子眼中,母亲堪称五德(仁义礼智信)俱全,很有人格魅力。但另一端,即母亲受三纲之末束缚,此一端,即母亲一生的不公待遇。如果说博爱源于五德,而恨不公,则源于三纲之末,夫为妻纲,以至于“有志末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这是毛泽东眼中母亲的遗恨。再加之兄弟虽然长大,但都尚未成家,这令她牵挂放心不下,他告诫儿女务必做一个良善之人。母亲的养育之恩难以报答,母亲的教诲必牢记难违。呜呼,母亲的美德难以言尽,纸短情长。这是一个儿子写给母亲的最后的信,不仅道出了母亲的伟大,也写出了作为三纲之末的女性的社会不公。毛泽东将个人情感升华到对女性“三纲之末”的社会不公认识,是这篇《祭母文》的社会学想象力,从母亲所受不公扩展到天下女性不公,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女性问题的深刻的社会视野。
自古忠孝难两全
母亲生病,做儿子的却不能守在身边,令毛泽东心生歉意。“自古道忠孝难两全”。毛泽东写这篇祭文是1919年10月8日。他的母亲文氏1918年因生病长住七舅家。他于同年8月专程致信感谢舅舅们照料生病的母亲。毛泽东自幼喜爱母亲,母亲一生向佛,心地善良。不同于一般女性,她支持毛泽东读书。毛泽东从母亲的娘家获得了很多支持。此次母亲生病,毛泽东心疼,由于一直忙于准备湖南新民学会留法一事,所以格外感激舅家人的照料。同时,他也托人在省城开药,以期减轻母亲病情。他甚至拜托舅舅们,如果到秋天母亲病情仍未好转,他希望弟弟润连护送母亲到省城来就医,届时要麻烦舅舅助其成行。事隔一年,1919年4月,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给舅舅们的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回忆了回家在母亲病榻前尽孝的时光,特别提到,母亲病状有转机,他内心十分安慰,但也知“疡病”仍未见效,因为病因复杂,还需要多日才能奏效,十分感激舅家对家母的照料。毛泽东此时已从省城毕业,经杨昌济老师介绍到北京大学结识李大钊,被安排至图书馆担任职员一职,这对他而言,既解决了来京的生活成本问题,也有助于新民学会做好留法学生筹资准备工作。所以他对舅舅们说,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1919年3月12日他动身返回老家,14日到上海,滞留20多天,在上海忙于革命工作,组织新民学会同学留学等事宜。到4月6日毛泽东才由沪回省,亲侍汤药,照料母亲,可谓是弥补母亲病逝前的遗憾。
1918年毛泽东经杨昌济老师推荐来京,也是为新民学会寻出路。此去与母亲也有一段对话,大意就是原谅他不能尽孝,一方面革命事业在身,他要去完成革命事业;另一方面,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日渐消瘦,他希望在心里保留母亲健康的模样。对于正值青春年华的毛泽东而言,即将失去母亲是一件残酷而忧伤的打击。他想凭借忙碌的工作忘却这种伤心。这两封信通过致谢舅舅们照料母亲,从心底充满了感激,有礼有义,也表达出他对母亲的深情厚意。母亲是毛泽东心底的依靠,但也是他一生的痛,这为他后来从事革命工作带来了直接影响。如何让母亲一样善良贤能的女性获得社会地位?这是他最具革命想象力的所在。
读书成就了青年毛泽东独特的为天下为国家的修身观,“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毛泽东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省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秋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1918年6月一师毕业。毛泽东在一师求学中,他努力求知,博览群书,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密尔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诺莎的逻辑和一本孟德斯鸠写的关于法律的书。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以及关于俄、美、英、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被我混在一起。”这五年,读书最大的收获,毛泽东认为是“政治观念形成了,在这里也学习了在社会行动中的最后的经验”。毛泽东所说的政治观念就是信仰社会革命的思想。社会行动经验包括暑期游学到农村调查,办报刊,写评论,组建各种研究会和学会,可以说,毛泽东读书期间已经储备了许多能力。他擅作古体诗。在《祭母文》中,为母亲写了一首诗“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诗意灵动,字浅情深跃然纸端。写有一手好文章,他在《新青年》《湘江评论》《大公报》上发表了许多振奋人心启人心智的时评,著名的《体育之研究》和《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都是母亲去世前后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至1919年间,正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积极投身青年爱国运动游走于北京与上海最频繁的时间。毛泽东两次北上,远赴北京,无论是组织勤工俭学还是开展驱张运动,最终任务是为自己和他的青年伙伴们寻找出路。在《祭母文》中一对灵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道出毛泽东在革命与母亲之间的家国之情。
为母亲般的女性寻找革命之思
与革命之事,从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可以一窥他在母亲生病期间的行动踪迹。按照他写给舅家的信可以知道,母亲从1918年生病期间就开始寄居舅家,而他则于此间率同行者二十三四人,忙于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一事。杨昌济老师希望湖南的有志青年参加这一活动,同时劝毛泽东到北大读书。大家推举蔡和森为先导到北京了解情况、联络准备,毛泽东随后也一同北上,迈出了他走出湖南的第一步。杨昌济于1918年6月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刚到北京就落脚老师家,就是这一步,让毛泽东的人生从此发生改变,首先是遇到杨开慧,找到了一生至爱。其次,到了北京,经杨昌济老师推荐,李大钊先生介绍,找到一份图书馆员的工作。他在图书馆一层的第二阅览室里,负责登记整理新到的报刊,记录阅览者姓名,每月能领8块大洋。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很满意的一点是,阅览室书报资源丰富,如北京的《国民公报》、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神州日报》等。在阅览室工作,毛泽东有机会结交北大的知名人士。他们也要来阅览室借书,也需登记姓名。比如,北大文科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两人都是学生运动领袖,组织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月刊,罗家伦参与翻译的《玩偶之家》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娜拉出走”是青年们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在北京,除了因职务之便和师生之便拜访名流学者,毛泽东也主动登门,拜访北大校长蔡元培、北大文科教务长陶孟和,这两人也是促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导师。他还第一次拜会了陈独秀。1918年10月的一天,在李大钊办公室毛泽东见到了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初次见面。此次见面时间非常短促,所谈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情况。他到杨昌济家,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杂志等进步书刊,也参加了一些对自己影响很大的学术团体活动, 使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并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同萧子升、蔡元培一起,将主要精力投在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上。据统计,到1921年5月,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1600余人,湖南有360名,约占四分之一;其中留法女生60名,湖南占40名。制定计划,筹措经费,毛泽东“出力甚多”。在1919年3月14日第一次来上海的毛泽东就和萧三、吴玉章于17日、31日两次到外滩为赴法留学生送别,并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合影留念。他到上海送新民学会同学出国留学又专门拜会了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毛泽东曾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北京、上海的行程让他的视野和思想更成熟。表现在行动上更积极和坚定,首先,他积极参与各种学会寻找志同道合之伙伴,深入研究中国局势;其次,主持《湘江评论》,开展中外时事评论。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该报以宣传最新思想为主旨,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1919年7月在湖南长沙创刊,共出刊5号,毛泽东在前4号和临时增刊共发表文章41篇。第三,跟随李大钊、陈独秀先生信奉马克思主义,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前后应运而生的进步社团之一,据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最初的会员为14人,包括: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诗人萧三)、李维汉等人。毛泽东当时担任总干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形成会员之间的彼此监督,还规定了学会的“五不”纪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最初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转化为后来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并最终为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创办新民学会后不久,向警予就参加了该学会,成为学会的第一个女会员,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赞其为“女教育界中之人才”。
女性问题是毛泽东在家国之间构建的一种社会革命思想,他从母亲、女性问题发现了中国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革命目标。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围绕赵女士自杀事件,他连续发表9篇文章。对赵女士自杀现象寻找原因,并阐发关于女子自立、婚姻迷信、婚姻自由和社会制度对女性制约等问题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这一事件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认为这是“人类公事件,除开主张极端个人主义和独身主义之外,谁都应该注意,应该研究”。他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的”。赵女士所处的环境“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和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而竟求死了”。毛泽东说:“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对赵女士自杀事件研究是毛泽东提倡的“我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运用,也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三纲之末”下的女性问题的思考。在《祭母文》里,毛泽东用两句话概括了母亲一生,实是从社会之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女性之地位。他主张先从“研究入手”,他曾倡导成立问题研究会,并亲自撰写了问题研究会的章程,发誓要研究“女子十七问”,这十七问直指女性为什么地位低下?据邓康(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启事中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诸君的雅意。”在家为母亲的命运,在国为女性的命运。从母亲身上他汲取了社会革命的资源的依据。他一生都反对自杀,“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而亡”。他主张解放女性,女子要联合起来,成立女子革命军、女子要接受教育要出国留学,让更多女性享受男女平等,青年毛泽东的女性革命思想已从自身的周遭处境中蕴育而生,这就是革命者的家国情怀。
女性问题是青年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的钥匙
正是这种独特的家国情怀,毛泽东对出国留学有自身独到的理解。他在与新民学会留法朋友的书信中说他对留法一事也有自己的态度。毛泽东主张人才应散于世界各地去考察,不应堆积于一处,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了解当时世界最进步思想学说为中国所用。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的决策,由蔡和森、萧子升带领19名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毛泽东等则坚持留在国内,研究和解决湖南和中国问题,“从事实际进行改造”。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他自己就是要“留在本国”的那部分人,因为他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所知道的还太少。而且在女子教育问题上,要增加女子教育经费,要鼓励女子出国留学。毛泽东鼓励向警予多组织女学生出国留学。1919年11月,向警予与蔡畅发起成立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学会。女性问题一直成为毛泽东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
今天重温毛泽东《祭母文》,可以触摸到毛泽东对母亲的爱是心底的真情流露,对社会和政治造就的中国妇女的束缚也是感同身受。他在革命生涯中一直重视女性参与和妇女解放,毛泽东是追求男女平等事业的伟大代表,他同情女性,支持女性自由,从祭母到为中国女性找出路,为中国女性的解放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感叹伟人的精神遗产:热爱母亲,尊重女性,心怀女性解放的情怀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共同的事业。
毛泽东异于常人的智慧就在于从母亲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困境和社会制约,他所从事一生的革命事业也是在为改变这样的社会制度而努力。今天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女性不断发展的时代,抚今思昔,中国已经迈向更加文明的现代社会,而这一切都让我们想起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历史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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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 羚 兰 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