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岗，是位于当时郑州市的东南郊、陇海铁路附近的一处长条形的小土岗，因距郑州旧城二华里而得名。现在已位于车水马龙的郑州市内，属于管城回族区。1950年秋，时任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的韩维周，在这一带的建筑工程区发现了“类似殷代的陶片和遗址”（赵全嘏  1953）。

图：韩维周与《郑州二里岗》报告附图中的二里岗

依考古学的惯例，新发现的遗址一般以当地的小地名命名，二里岗遗址成了郑州市区一带发现的第一处先秦时代的遗址。韩维周的发现，直接促成了后来的大规模发掘；再后来，考古学上著名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二里岗文化”，又是以这处最早发现的遗址来命名的。由此还引申出了更大范畴的“二里岗时代”和作为青铜时代广域王权国家典范的“二里岗文明”的概念（详后）。要之，韩维周的发现具有历程碑的意义。

机遇属于有准备者，韩维周对文物古迹的敏锐度可不是一位“小学教员”“普通教师”“业余考古爱好者”所能具备的。他的身世，说起来令人唏嘘感叹。

韩维周，1908年出生，河南巩义人。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开封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录用，开始从事考古工作，曾多次参加安阳殷墟和其他遗址的发掘。可以说，韩维周是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第一代先驱中的一员宿将。1938年，日军攻陷河南省会开封，古迹研究会自动解散，韩维周回到巩县老家，曾任县督学、县参议会议员和代秘书等（河南省局文工第一队通讯组等  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调任郑州南学街小学任教，职业习惯使他时常愿意出去“散步”，留意地下的出土物，这才有了1950年秋二里岗等三处遗址的发现。

职业的敏感性让他意识到二里岗遗址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于是上报开封的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当年12月，该会派出赵全嘏、安金槐和省博物馆裴明相三位赴郑州复查（赵全嘏  1951）。以二里岗为首的郑州一带古代遗址群开始进入考古人的视域。那时的安金槐，不过是当年刚进入文物管理部门的小伙子，比韩维周小十几岁。由于韩维周的首功，他得以进入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彼时正处于建国初的百废待兴阶段，考古队伍急需韩维周这样的专业人才，他也的确在郑州商城的早期考古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4年发表的考古报告在记述1950年的发现时，已称其为“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韩维周同志”（安志敏  1954）。到了1959年正式发掘报告《郑州二里岗》中，他又变回了“郑州市一位小学教员”（河南省局文工队  1959）。据说这还是很不容易才留下的一点印记：韩维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与韩维周一起工作的裴明相在负责执笔《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时，坚持尊重事实要写上韩的名字，但又恐其“右派”身份不妥，最后只能提及“小学教员”，韩维周的功绩才得以记录下来。韩维周以“右派”、“冒牌考古学家”的身份被遣返回乡劳动改造，1961年1月在困苦窘迫中饥病而死。两个月之后，郑州商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代，韩维周的“右派”帽子被摘掉，而“小学教师”的名分却越做越实，直至今日。（舒可文  2005）

图：位于巩义马峪沟村的韩维周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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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维周在二里岗遗址发现的以灰陶绳纹和空三足炊器——鬲为主要特征和典型代表的一群器物，后来就依考古学的惯例，命名为了“二里岗文化”。二里岗文化分布的空间范围以郑州为中心，后来向四外大范围地扩散，这背后当然是人群的活动。这类遗存又被考古学者从二里岗遗址文化堆积的角度划分为了“下层”和“上层”，地层上的叠压关系意味着时间的先后次序，于是，不甚规范但又很著名的“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就分别成了二里岗文化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的代名词。后来学者又把早、晚期各细分为偏早和偏晚两小段（安金槐  1988，河南省所  2001），这样，大体存续了200年左右的二里岗文化，就被细分为四个小的阶段。因本文中要不时出现这些概念，所以这里先做一个交代。

表：二里岗文化期段定名对照

图：二里岗文化早、晚期的陶器群（北大商周组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