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周语下》载伶州鸠语：“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这段话，自西汉刘歆作《世经》以来，历代学者多引为考论武王伐纣年代的依据。近年有些作品表示怀疑，以为伶州鸠杜撰或后人伪作，但未能提出确凿理由。我觉得《周语下》的记载需要深入考察，并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一）“岁在鹑火”云云一段话，是否可能系后世插入？

（二）伶州鸠是怎样的人，他怎么会传述武王时的天象？

（三）这段话究竟应当从哪一角度去解释？

本文试图沿这一方向做些试探，不妥之处，望予指正。

伶州鸠这段话，见今传世本《国语》卷三《周语下》。按《周语》记周穆王至敬王及贞定王时事，其间有关景王的记述比较详细，一共有四条：

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将铸大钱。

二十三年（前522）,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

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

景王既杀下门子，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

这四条在文字上是互相关联的。第一、二两条均叙单穆公进谏。第二条讲到铸钟，末尾有王与伶州鸠谈话，伶州鸠说“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即兼指二十一年铸钱、二十三年铸钟而言。第三条追记景王将铸钟时对伶州鸠的询问，条首不再纪年。第四条载景王“将杀单子，未克而崩”，也是联系前文单穆公两次进谏的事。这些文字组织严密，先后呼应，实看不出插改的痕迹。

需要说明的是，上引《周语下》“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和“王将铸无射”等语，近年已经得到金文的印证。韦昭注引贾逵云：“大林,无射之覆也。作无射，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钟也。” 唐固和韦昭本人都支持此说，韦昭还据下文有“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认为大林大过其律，无射之声将为大林所陵。

“大林”即《左传》襄公十九年鲁季武子所作林钟。杨树达先生1946年撰《楚公钟跋》[1]释定金文中相当“大林”之“林”的字，指出钟铭常有“大林钟”“宝林钟”“龢（和）林钟”“宝大林钟”“大林和钟”一类名称。1979 年，陕西扶风豹子沟出土一件南宫乎钟[2]，其甬部铭云：

司徒南宫乎作大林协钟，兹钟名曰无（射）。

据测定，该钟音阶确合于无射[3]。看来“大林”是指成组的编钟[4]，无射只是其中的一件，这种古义汉代人们已不能了解了，才做出律中林钟的错误解释。

“岁在鹑火”一段，系在“王将铸无射”条的中间。这一条记载，景王先问一般的乐律，伶州鸠对答时，详细列举十二律，与《周礼•大师》相合。接着景王又问七律，即七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伶州鸠答复说：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

“五位”即岁、月、日、星、辰，“三所”即逢公所凭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经纬，见于韦昭注。注文又说，“自鹑及驷”指鹑火之分张宿到天驷所在房宿共七宿（张、翼、轸、角、亢、氐、房），“南北之揆”指岁在鹑火午至辰星在天窜（玄枵）子七同（午、未、申、酉、戌、亥、子），前者为数，后者为声，是故以律同其数而规定了七律。

这种对七律的解释，自然是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但不难证明，从“岁在鹑火”到“星在天鼋”，都是这一理论不可缺的因素，因此绝不是后人臆加的。它们一定是《周语》本文。而且从其古奥来看，也不可能为后人所拟作，应当出于伶州鸠的时代。

关于伶州鸠的身份，可由《周语》本身来做推求。“二十三年”条载，单穆公谏，景王不听，“问之伶州鸠”，韦注：“伶，司乐官。”这从伶州鸠说“臣之守官弗及也" 即可证明。按《诗•简兮》序有“伶官”,郑玄注：

伶官，乐官也。伶氏世掌乐官而善焉，故后世多号乐官为伶官。

《左传》成公九年有“伶人”，杜预注也释为“乐官”。

《周语》接着说：“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韦注：“伶人，乐人。”足见伶州鸠不是一般的乐人，而是管理乐人的官长。再看景王不听伶州鸠谏劝，说：“尔老耄矣，何知？”知道伶州鸠年纪当时已经很大，是朝中受尊重的老臣。

伶氏世掌乐官，传说始于黄帝时的伶伦，详见《诗•简兮》疏及《左传》成公九年疏。这就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上溯祖先于“重黎氏世序天地”，至周“司马氏世典周史”是一样的。伶州鸠出自乐官世家,能传述古事并非奇怪。

伶州鸠的官职，相当于《周礼》的大师。《大师》职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阴声即伶州鸠所述十二律。值得注意的是大师与军旅之事有关。《大师》称：“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郑玄注：

大师，大起军师。兵书曰：“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合音。……”

原来古代有一种占术，在征伐时由乐官吹律合音，借以占候吉凶。《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军侵郑，晋人闻有楚师，师旷说：

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就是这一类占术。

上面郑玄所引“兵书”，贾公彦疏认为是“武王出兵之书”。《史记•律书》云[5]:

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所说“武王伐纣，吹律听声”，便是指《周语下》伶州鸠的话[6]。

伶州鸠在解说了“七律”的形成之后，又说：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阵），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

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

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反及嬴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嬴乱》,所以优柔容民也。

讲的吹律定声比《律书》丰富。其对各律的意义的说明，与伶州鸠前面论点是一致的，韦注已一一解释：

夷则，所以平民无贰也。上宫，以夷则为宫声。（《律书》“音尚宫”当即指此。）

黄钟，所以宣养气德，使皆自勉。

太簇，所以赞阳出滞，盖谓释箕子之囚，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也。

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

引述的“所以”云云，都是前文论律的话。

由此可见，周朝乐官世代相传着一套与武王伐纣事迹有关的乐律及占候的理论，其起源很可能早到周初。“岁在鹑火”等天象，就是在这套理论中传流下来的。这些天象均属历占，和吹律定声一类占术联系在一起，自在情理之中。实际上，中国传统学术乐律和历法长期不分,《汉书》设《律历志》正表明了这一点。

伶州鸠后面说的，从武王二月癸亥夜阵，到反及嬴内（地名），并非一日一时之事，前面讲的“岁在鹑火”到“星在天鼋”，也不是完全同时的天象。《律历志》所引刘歆《世经》就是如此理解的，他说：

……伐纣之岁，……岁在鹑火，张十三度。……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岁亦在鹑火，故传曰“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传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为天驷，故传曰“月在天驷”。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传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逮）师。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于婺女天鼋之首，故传曰“星在天鼋”。

按照刘歆的推算，“岁在鹑火”到“星在天鼋”这些天象是在武王出师直到渡过孟津这段时间里顺次发生的。他并未要求天象在同时出现，我想我们的研究也只能如此。

根据本文讨论，我们认为：

（一）“岁在鹑火”一段话，是《周语下》原文，不可能为后世窜入。

（二）伶州鸠家世任乐官，武王时天象应为其先祖所传述。

（三）五位三所是武王伐殷过程中一系列占候，不能作为同时天象来要求。

1999年1月18日

补 记

本文所论及的十二律与七声音阶等问题，请读者参看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第三章[7]。

伶州鸠是在叙述七声音阶产生的传说时，说到武王伐纣时天象的。周代已有七声音阶，除《周语下》外，《左传》还有两次记载。一次是在昭公二十年，齐景公田猎而归，晏子侍于迷台，在回答景公询问时说：“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释文》云：“七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也。”又一次在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答复赵简子的问题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晏子齐人，子大叔即游吉郑人，所说“七音”与伶州鸠的“七律”是一回事,可证七声音阶当时已是常识。

鲁昭公二十年，即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所以晏子的话与伶州鸠论乐律完全同时。鲁昭公二十五年则是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

七声音阶在中国究竟形成于何时，在音乐史和音乐考古上是有待探索的课题。可供参考的是，1993年湖南宁乡师古寨出土九件一组的商末青铜编铙，“形制相同，大小有序”，经测音“发现敲击每件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且C、D、E、F、G 5种调的音都有，能组合奏出多种不同的调式”[8]。当然，伶州鸠讲的是他那个时代存在的一种理论，与周初是否实有七声音阶没有必然的关系。

1999年1月21日

注释

[1]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79—80页，中华书局，1997年。

[2] 吴镇烽编：《陕西金文汇编》上，二七，三秦出版社，1989年。

[3] 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4]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188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5] 《律书》可能有残缺，但非出褚少孙所补。参看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十五。

[6]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十五。

[7]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41—43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

[8] 长沙市博物馆、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老粮仓出土商代铜编铙》，《文物》1997年第12期。

此次刊载李学勤《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见《李学勤文集》第三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364—371页。转载自出土文献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