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加拿大乔治王子城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与国际研究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全球化、全球发展、东亚地区发展、经济思想史等。

摘要：发展型国家是批判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本文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第一，全球化进程是如何影响发展型国家的，可以追溯至五个全球化阶段：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阶级结构变化；第二，从发展型国家的视角，批判发展研究如何与全球化研究相交叉、融合和偏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复杂且困难的，但是仍存在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和发现。

要词：发展型国家；全球化；批判发展研究；批判全球化研究

文源：Paul Bowle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s”, Globalizations, Vol. 17, No. 8, February 2020, pp. 1421-1438.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27期，总第27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梅思源，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审校：李九阳，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闫艺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编译精选

一、金融全球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规则的出台对发展型国家产生了影响。例如，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全球流动资本的增加，大大降低了国家采用政策手段来保障国内金融体系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能力。但是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的益处更多，并使强大的全球市场通过资本流通制裁国家成为可能。上述论断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家发展的中心地带尤为明显，例如韩国经济衰退十分严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这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理论层面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国家发展成功的关键，同样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事实上，国家已经成为了经济利益的附属品，而发展型国家也只不过是所谓“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物。换而言之，在金融全球化之下，危机往往会波及各个国家，使得为国家发展建立的制度基础在全球化环境下弱不禁风。在实践层面上，韩国政府随后实行的改革计划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占主导的趋势意味着从前像韩国这样的发展型国家遭到了致命打击。因此，当时许多的评论认为诸如东亚的发展型国家将会消失。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最起码国家需要转变角色，发展型国家的政策制定应超越国家本身。

然而十分讽刺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转变了这一论断，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西方制度被认为是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被看作奉行干预主义的中国反而有能力更好地化解危机。尽管强大的监管政策可能超出了发展型国家的需要，但在此次危机之后，强国家模式再次被呼吁，意识形态和政策为国家回归经济议程制定的中心留出空间。虽然国家的国际战略和经济条件可能会阻碍经济政策选择和发展路径，但是相关机构和领导人可以有先见之明地尝试保留自主权，并在日后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性。

此外，危机之后更加需要国家出台产业政策。如果能源、水利、纳米技术和生物基因等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契合，就可以构成国家新的发展项目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昭示着国家发展的消亡，而是为其注入了新生命，尤其显现在需要大量投资的技术发展领域的进步。

因此金融全球化对发展型国家的影响可以概括如下：随着国家对金融市场管控的加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国家的发展能够朝着规划的方向进行。以国家为中心发展模式使得以社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被破坏，也产生了对全球化趋势怀疑的声音。国家中心的回归和社会中心的弱化展现了这一全球化阶段的特征。

二、生产全球化

全球化的最新阶段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世界分布为特征，通常由领先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管理。跨国公司的强大也严重限制了发展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这一对发展型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因素。

典型的东亚发展型国家以制造业生产实现经济快速飞跃，但当制造业部门分散在全球多个国家时，国家的发展计划和创新政策将变得难以实现。国家外部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升级会对国内相关产业产生影响，国家发展政策的作用就在于限制这种影响。当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由于国内企业的发展战略需要而融入了全球价值链，这些原先由国家掌控的企业将部分或完全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脱钩，因而在全球生产被国际公司控制的当下，国家中心主义已然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以资本运营的公司。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生产趋势使得东亚国内公司本身成为了跨国公司，降低了对发展型国家的影响和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工具的效力。事实上，发展型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因此，发展型国家的战略政策是有时效性的，但国家在战略调整方面的重要作用让东亚经济体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开创新的发展道路。

有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发展模式是一种超越传统的混合型发展模式。对批判发展研究学者来说，发展型国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其提供了替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路径。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正是这样一个从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演化的混合型发展模式。

当前生产的全球化，加上参与制造业所需的资本投资，极大地阻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仿照东亚国家的成功模式发展，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像曾经的东亚国家一样在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发展自己的制造业。这些国家甚至已经无法吸引本国的企业，而需要顺应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这意味着国家会将更大的权力割让给企业，因为国家将代表他们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而不能像从前一样引导市场发展。

三、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影响了发展型国家的生存空间。其一，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规则的监管缩小了发展型国家的政策空间。世贸组织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限制了发展型国家追求国家发展目标的能力。在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并不一定为发展型国家开辟了更多的政策空间。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世贸组织和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批评是基于其对美国发展的束缚，而不是基于这些国际秩序对较贫困国家发展的阻碍。

其二，中国的加入影响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影响如今仍在延续。中国重新崛起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能力大大降低。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较弱的工业能力使其丧失了一些国际市场，朝着去工业化的方向发展。

其三，在2003至2014年间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和中国的崛起，为不同类型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带来了生存空间。当前全球贸易市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原材料进口需求，使得以非洲和拉美洲为首的资源出口型国家得到了更多地重视。正如此前东北亚的发展型国家，不但没有面临发展资源的限制，反而接受了大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或是在发展期受益于关键商品的价格飙升，因此，长期的商品繁荣可以为当代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类似的机会。

发展型国家的模式是政治经济研究的关键变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为以社会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空间。由于全球市场处于将近饱和状态，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国内需求与收入分配，基于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的工业结构变得尤为重要。国家发展模式应朝着社会中心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国家与社会的联盟是确保提供如社会福利的公共产品的关键。长期的初级商品繁荣给非洲和拉美地区国家带来的机遇证明了这样发展模式转变的合理性，也再次强调了发展型国家的战略选择需要根据外部环境而变化。

四、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是全球化的最新进展，也是发展型国家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然而并没有发展型国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而是由德国、美国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主导。

典型的发展型国家关注的是经济和工业结构转型中面临的后碳排放社会（post-carbon society）带来的挑战，这一巨大的问题需要国家从中起作用。国家不能过渡依赖市场配置资源实现绿色转型，因为难免会存在普遍的市场失灵、缺乏调配资源的动力以及信息不足等问题。在以社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发展型国家在绿色转型中可以增强对化石燃料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控制，并且处理好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关系以领导工业转型。同时，国家还需要建立一些社会联盟来约束倾向于扩大碳排放的资本。

有学者认为，东亚国家将发展与环保两个议题结合，创造出了“新发展主义”。例如韩国将其绿色发展战略推向国际舞台，将自己定位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绿色“中间大国”，在低碳发展议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其经济竞争力之一。但老牌工业化国家在这一领域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欧盟的绿色工业发展政策增加了绿色经济的商业利益，并通过对降低清洁技术成本部门的支持，提高了其他国家的绿色经济效益。

五、全球阶级结构变化

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另一个关注点是社会结构中劳动力与收入的问题，以及社会精英如何调和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一些批判发展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认识到国家利益为前提，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揭示出发展型国家需要一定的阶级基础，需要将劳动力发展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忽略了阶级基础，任何经济发展的成功都不是良性的。

国家发展中关键的参与者不是社会组织、各个州和跨国公司，而是阶级力量。同时，这也是全球化的关键力量之一，正如跨国资本主义阶级的崛起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国家，而产生于全球化的生产模式。因此批判发展研究学者认为，阶级策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译者评述

本文从批判发展研究的视角探究了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以及从西方自由主义视角进行的国际关系分析占据了主流。当前，随着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西方范式弊端的不断突显，以发展中国家视角进行的批判发展研究逐渐兴起，从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出发，从阶级、性别和帝国这三个核心概念的视角全面审视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本质。

冷战结束后，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企图把“西方宪政国家内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的普遍权力及平等保护扩展到全世界”[1]，然而任何形式的霸权都会在对霸权的反动力中被消解，从而导致世界各地“民族本位”思潮的崛起。例如，拉美地区长期受殖民体系的路径依赖影响，形成对西方的依附，也正是由于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低端，促进了拉美国家对自主发展模式的追求。在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的倡导之下，拉美地区的上世界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以摆脱长期依附于西方世界的局面，追求自主发展道路，然而在遭遇新一波危机后不得不接受欧美国家主导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国家内部经济结构，随后民粹主义的异军突起又一次吹响了摆脱发达国家的束缚、维护民族利益的号角。可见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不同民族国家在国际制度的建设上客观存在的种种利益差异，使各国围绕现行国际制度进行改革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机制的斗争进一步加剧[2]。国际力量对比的转化朝着有利于新型大国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上“西方中心论”的时代正在逐步成为过去时，西式价值观的式微以及其自身矛盾性的凸显，使得如何从全球的共通矛盾中重振传统价值，使其创造性转化，最终和平地融入世界发展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注释

[1]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江西元.试析和谐世界与中国战略文化重塑[J].教学与研究,2009(02):59-66.

问题互动

问题1、中国如何界定当前的国家形象？中国有哪些国际责任和义务？

问题2、中国该怎样贯彻新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