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重要论述的引领下，国史研究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这为国史研究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角度，形成新的研究观点，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国史学科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内档案整理稳步推进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而新史料的持续整理和出版则是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新时代以来，全国档案馆建设稳步推进，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到专业、从实体到数字的档案馆网络体系。相较此前，中央与地方各级档案解密与开放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2022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档案馆4154个，开放20976余万卷（件）档案，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档案16120余万卷（件）。仅2022年度，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即公开出版926种档案资料，涵盖民生档案、革命历史档案、红色档案、科技档案等各类档案。2023年7月6日，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12.9万余件馆藏档案。这是该馆向社会集中开放的第四批馆藏档案资料，至此共开放档案资料超20万件。此外，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办公厅等还公开出版部分档案，便利学界使用，比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1949.10—2016.1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等。各地档案馆也积极开展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比如山东省档案馆选编出版了《中共山东省委重要文献选编（1949—2012）》，江苏省档案馆选编出版了《建国以来江苏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上海市档案馆选编出版了《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中国近现代档案史料选编（1—12册）》等。

与此同时，一批高校师生深入基层，收集到不少地方档案资料，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专门的研究中心。比如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研究所搜集整理了约10万件基层团体文书资料、9万余件企业文书资料、1万余件群众组织文书资料、37万封左右个人家信和4000余本日记与工作笔记。华东师范大学依托历史学系优势学科，成立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搜集中外文文献约330万件，力图构建国内最大的“四史”文献资料库。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搜集了数千万件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资料，将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推向学术前沿，塑造了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范例。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类文献的搜集、整理、典藏与利用，重点征集民间文献史料，广泛征集当代口述史资料等。

个体史料相继刊出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体史料编纂工作稳步推进。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集、年谱、传记等既有首次出版者，又有基于此前版本进行修订、再版者。比如文集类有《周恩来答问录》《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13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8—12册）》《朱德调查研究文集》《胡耀邦文选》《李鹏文集》《习仲勋文集》等；年谱类有《毛泽东年谱：1949—1976（修订本）》《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刘少奇年谱（增订本）》《陈云年谱（修订本）》《习仲勋年谱（1913—2002）》《黄克诚年谱》等；传记类有《邓小平传（1904—1974）》《贺敬之评传》等。另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献得到系统整理，出版了包括综合文集、专题文集、论述摘编与单行本在内的多种中外文版本。据统计，2012—2023年官方共出版单行本140本、著作51本、论述摘编40本。

口述史资料整理步伐加快。全国各地高校、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等均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口述史工作，并呈现出三方面特征。首先，关注议题日益丰富，从党史国史等宏观层面细化到具体地区、群体、行业与部门。其次，口述史的生成主体日趋多元化，不仅包括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包括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最后，口述史料的整理出版得到更多关注与重视，陆续形成了有关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脱贫攻坚史、科技史、教育史等在内的口述史系列丛书。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9）》《改革开放口述史》《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脱贫攻坚口述史丛书》《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等。

此外，回忆录的编写对象逐渐增多，既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也包括众多为党和国家发展建功立业的重要人物。代表性成果有《回忆任弼时》《党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忆录》《走出湾塘 志在卫国——卢伟如的革命人生》《万毅回忆录》《钟期光回忆录》《黎原回忆录》《薛暮桥回忆录》等。

国外史料多有收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国与新中国有关的档案资料得到大范围的解密，故而海外资料的整理对国史的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美国对华官方档案数量庞大，美国国会、联邦调查局、中情局等档案的解密与数字化范围不断扩大。以中情局为例，2017年中情局在线开放档案搜索渠道，公布档案涉及20世纪40—90年代，检索关键词“China”，可获得7万余件涉华档案。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目录目前已完全数字化，研究者可在网站查阅档案目录，了解相关文献的具体情况。以“China”为关键词，可搜得10余万件档案资料。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也大批开放了官方档案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当代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等周边国家关于当代中国的档案文献也处于不断解密和开放当中，有的时间甚至已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

围绕上述海外档案资料，国内学者陆续选编出版了一批海外档案，比如《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1955）》《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等。为推动更多学者参与海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国家及省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一批多国涉华档案整理项目。比如“美国藏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档案整理与研究”“英国对台湾贸易政策解密档案整理汇编（1949—1979）”“英国驻华代办处解密档案整理与研究（1950—1972）”“印度国家档案馆和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馆藏涉华边界档案整理与研究（1947—1988）”“旅俄华侨华人的红色档案整理与研究（1921—2021）”等。这些项目的推进，使学界利用多国档案资料从事国史研究的条件日趋成熟。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史研究史料整理工作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当然，海量史料的出现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研究者要有对比、鉴别史料真伪的学术基本功，更为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增强对国史的领悟力，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