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拜读了一遍林语堂先生的散文名篇《作文与做人》，联想到当下世情文坛，心有所感，便萌发了想要闲谈几笔的冲动，以此表达一个读者或旁观者的管窥之见。
先生虽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大抵算是民国文人了。此文自诞生至今已逾八十年，然大家名篇，历久弥新，文中所述之种种情状观点并不因时代的迭嬗而失其意义，现今读之，依然有金声玉振、醍醐灌顶之感。先生此文的要义自然是阐述文人做文与做人的关系，且推重做人先于做文——这一点似乎早有公论，“文如其人”之说便是这个道理，虽然未必全然准确，但大抵是不错的。当然，做好了人未必便做得了好文，不过若想写出文质兼美的作品来，恐怕还是要先解决好做人的问题的。尤其是当下社会，人际世情之复杂已远非民国时期可比，文人如何做人就愈发显得重要和艰难了。好在有先生此文可资可鉴，细推之下，还是不难找到相应参照的。
正所谓“大道至简”，先生此文不但文辞浅易平近，其所蕴含的道理也并不晦涩难懂。概而言之，便是文人做人要贴近生活，保持本真个性，既不可自甘卑下又不可自高自大。自甘卑下者往往会失其风骨，沦为先生笔下的“文妓”之流；自高自大者则易于脱离生活，失之于狭隘自负与浅薄。
好在中国文人向来就有“醉眼傲王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光荣传统，甘为“文妓”者自古寥寥。倒是因为自得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捧赞，很多人极易犯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毛病。先生在文中对此类文人分别以两种名号冠之，一曰“名士派”，一曰“唯美派”。名士派自傲到睥睨众生，唯美派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两种人古已有之，于今尤盛。
先说一下今之所谓名士派。
如一类所谓的文人，原本粗通文墨，文笔平庸，不思在作品上下大功夫，却偏于人设方面极尽惊世骇俗之能事，其故作放荡不羁、疏狂轻慢状，俨然一副“竹林七贤”投胎转世的样子。此类人物与书画界那种信手涂鸦、鼻孔朝天且故作放浪形态的“名家大师”们一样招摇于江湖，颇有“并美之妙”。其作品不忍卒观，其尊容更令人生厌。先生说：“况且在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谅，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这种恶习，只令人作呕。”诚哉斯言！
在做人与做文方面，先生及同时代的胡适、鲁迅等大师们早已为士子文人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比之当时大多数文人，他们可说是名动天下的真名士了，文章写得好固然举世公认，做人方面亦是可圈可点，全无半点浮夸张狂之气。譬如先生本人，虽然外表看起来颇有几分随性和狡黠，实则“生性憨直，浑朴天真”（郁达夫语），可谓谦谦君子，近之可亲的。这一个“浑朴天真”便是先生做人的底色了。文如其人，先生的文章也正如其人品一样亦庄亦谐，于挥洒灵动之中不失正大端方的赤子本性和人间烟火气息，读之如沐春风，如饮醇醪，意蕴悠长，欲罢不能。至于其与鲁迅先生由交好到交恶，个中缘由多有相互误解和创作观点之不同引起，本质上并未失君子之争。
由先生之为人为文可知，做人不可失了根本和淳真，脚踏实地，方可立身成人，立言成文。若是自恃读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便觉得多么了不起，一副苍茫天下、唯我独尊的样子，那恰是失了做人的先机，反将自己置于众生之下了，毕竟老百姓大都知道“低头的稻穗，昂头的稗子”的道理，并不好忽悠的。
实际上名士之风也并非全然不好，若纯属天性使然，非要疏狂一些倒还罢了，前提是必要有拿得出手的好东西来垫底儿。万不可“名过其实”，舍本逐末地追求表面的“名士之风”，使人想起你来只记得一副精神错乱的样子，全然不知道你有什么可赏可鉴的作品，那岂不要落得一个“东施效颦”的尴尬了。况且，即便真名士如“竹林七贤”们，阮籍嵇康之外，似乎也多是些名过其实的人物，消极避世、湎于玄谈，在诗文的真章上是远远不及亲近黎庶、抱朴守静的李杜韩柳欧苏等人的。
（未完待续）
#创作挑战赛六期# #霜降 秋尽#
